“对联是‘卡菲勒’的东西?”——甘肃临夏,一位开小卖部的老马在春节前把顾客递来的春联又塞了回去,转头却把自己写的“忠厚传家,清洁育人”贴在了卷闸门上。红纸没描金,字也歪歪扭扭,但街坊照样夸他“有年味”。这场景像极了中国穆斯林几百年来的日常:一边被追问“你们过不过年”,一边把答案写进了自己的对联里。
对联真正在回回堆里扎根,比很多人想象得早。明代常遇春府邸门口就挂过“虎帐谈兵,龙韬讲武”,那会儿还没人掰扯“清真不清真”。清真寺更直接——北京牛街明朝留下的“化人化物,教孝教忠”,南京净觉寺清朝的“仰止清真”,红底黑字,一挂就是三四百年。老一辈说,对联在寺里叫“寺联”,在门上叫“门心”,只要内容不拜偶像、不吹鬼神,写啥都行,图的是个“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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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风气突然收紧。海湾战争电视直播、国外诵经磁带涌进来,有人把“贴红纸”跟“学异教”画上了等号。云南沙甸一位阿訇回忆,最夸张那年,村里年轻人连夜撕对联,连“福”字都不留,说是“清除蒙昧”。结果呢?春节过完,大家发现邻居家贴的是阿拉伯书法“البركة”(吉庆),一样的红纸黑墨,只是字换了形状——原来恐惧的不是对联,是心里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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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数据挺能说明问题:临夏八坊十二寺,65%的寺门仍保存着旧对联;40%的穆斯林家庭春节会贴,比例看着不高,可如果把“只贴伊斯兰书法”也算进去,能冲到55%;72%的90后觉得“写得好就贴”,比他们的父辈爽气得多。更有趣的是地域差:西北爱把“دوستلۇق”(友谊)写成斗方,东南则直接“国泰民安”,像极了一场无声的内部投票——“谁说过节只能有一种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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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声音也柔和。马强教授一句话扎心:“《古兰经》没提对联,就像没提兰州拉面要不要放香菜,解释权在人手里。”张志刚干脆把话挑明:“非遗的核心是‘非排他’,穆斯林如果放弃对联,等于把‘中国年’的版权拱手让人。”听着像学术,细想是护犊子:文化一旦让出去,再拿回来就得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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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玩法更是遍地开花。宁夏吴忠的“中阿合璧”直接把“رَحْمَة”(仁慈)拆成对联左幅,右配汉字“仁及万物”;西安回坊的年轻人把“两世吉庆”做成镂空LED,夜里一亮,像给古城墙开了一排小窗。最逗的是淘宝爆款:“清真版”对联空白红纸,附赠阿文临摹贴,销量前三的标签竟是“送爸妈”“防唠叨”“拍照发圈”——原来解决代际分歧,靠的不是辩经,是同款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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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贴不贴、怎么贴,是穆斯林自家餐桌上的议题。老马的小卖部今年又换新联,他请小学孙女代笔,上联“清茶佐饼”,下联“经韵盈门”,横批“心安即福”。有人问他怕不怕“犯忌”,他咧嘴一笑:“我信我的主,也疼我的孙女,红纸一挂,她笑一声,这比啥都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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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从没要求谁背弃信仰,它只是年年春节递上一张空白红纸:愿意写“阿拉至大”的,笔给你;想写“风调雨顺”的,也欢迎。中国穆斯林几百年的选择,不过是把这张纸写成了“既能抬头望天,也能低头顾家”的样子。年年撕、年年贴,撕的是心结,贴的是日子——只要人还在,对联就永远缺最后一副:下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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