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海口：九十年代打口一代的锣声与得胜沙的故事

1988年海南建省，琼州海峡的风裹着政策红利，把海口从边陲码头吹成“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省会。

那时望海楼的尖顶刚刺破天际，DC城还是片蒸腾着水泥味的工地，海秀东路的夜却先于城市骨架苏醒 —— 沿街地摊绵延数里，先挤满兜售港版喇叭裤的商贩，转眼就被成筐的“塑料碟”占据。

它们用粗麻绳捆扎成垛，从秀英港的晨雾里卸上岸，封面上印着陌生的英文，边缘留着锯齿状的“cut-out”豁口，海口人直白唤作“打口碟”。

摊主蹲在骑楼廊柱下分拣：边缘完好的挑到前排，五块一张；豁口擦过外圈的，三块；碎成两半的，一块五，买主拿回家用透明胶一粘，唱针划过银色数据面，旋律便从劣质音箱里潺潺流出。

1992年盛夏，狂热达至顶峰，得胜沙路口的地摊单日能售上千张，连巷口卖炒冰的小贩都腾出半张木桌兼营，随身听循环播《Hotel California》，吉他前奏一响，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便循着声围拢过来。

这批碟的来历，老摊主总压低声音道“有门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美唱片公司的积压退货、工厂残次品，按吨论价卖给废品商，本要转运东南亚销毁。恰逢海南初开闸，秀英港对“样品货”的查验网留有缝隙，一集装箱一集装箱的“塑料垃圾”便改道靠岸。

码头工人趁着夜色卸船，天未亮就批给解放路、中山路、得胜沙的摊主。因外圈被打孔或锯豁，海关视作“已销毁品”，理论上严禁流通，可只要银色数据面完好，CD便能完整播放。

消息如潮水漫过全国，乐迷们赠海口“南中国的打口首都”之名 —— 广州学生攥着暑假打工钱坐轮渡来，上海青年背着双肩包逐摊“扫街”，北京鼓手干脆在得胜沙租下民房，一住三月，只为蹲一箱罕见的Thrash Metal。

关于打口碟的传说，在骑楼的潮湿空气里流转：有人说在一捆旧碟中翻到Nirvana未发行的Demo，封面上留着铅笔涂鸦的和弦标记；有人说海关曾截获一车“打口”，碟箱底层藏着走私象牙，塑料壳不过是幌子；还有人记得1995年的傍晚，一名东北青年为抢Pink Floyd的《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被水果刀划伤手臂，血珠溅在蓝灰色封套上，那张“血碟”后来被乐队酒吧供在玻璃柜里，成了“镇吧之宝”。这些真假难辨的故事，给开放初期的海口添了层浪漫滤镜，让摊前的塑料碟片，成了连接小岛与世界的秘密通道。

其实那时的海口，尚无清晰的“盗版”概念，人们只认“便宜货”。望海楼的正版进口CD标价一百二十块，抵得上普通职员半个月工资；五块钱一张的打口碟，听得厌了、划坏了，随手丢进抽屉也不心疼。

1993年的海南，全省正版音像店凑不齐十家，打口摊却如雨后春笋，仅海口就超三百个。文化稽查队偶尔上街收缴，摊主拎起竹筐一猫腰，钻进骑楼的连续拱廊 —— 那些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廊柱连廊如迷宫，外地人跑两步便晕头转向，稽查队追几步便作罢。

这场景，恰与百年前水巷口的“九八行”传统暗合：当年的代理行无需交租，靠成交后分成营生；如今的地摊主也守着江湖规矩 —— 城管来时，旁边卖椰子水的年轻人会搭手抬筐，事后分走十张碟，你帮我、我帮你，在政策缝隙里讨生活。

1996年成了打口时代的分水岭。这一年，海南严整港口秩序，集装箱抽检比例提至30%，“塑料垃圾”再难靠岸；同年，澄迈建起岛内第一批光盘生产线，空白CD成本降至两块八，本地刻录坊迅速铺开。

得胜沙的摊主们把电磨机搬进骑楼，当场为顾客刻制MP3合集，“十首五块、一百首二十”，再也不用蹲守码头等“新货”。

2000年以后，宽带爬进居民小区，BT下载一夜便能拖完一整张唱片，得胜沙的地摊前，渐渐没了蹲守的年轻人。最后一户卖打口碟的阿雄，把积压存货装进纸箱，用记号笔歪歪扭扭写着“十元三斤”，拖到南沙路旧货市场甩卖。傍晚收摊，他在巷口小店点了碗海南粉，就着黄灯笼辣椒酱慢慢吃，对老板叹道：“时代过去了，得胜沙的锣声，再听不见了。”

如今的得胜沙，已是海南最大的服装批发街。骑楼外立面翻新得锃亮，墙面上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铜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取代了当年的吉他旋律。偶尔有背包客举着手机直播，拦住路过的老海口人问：“师傅，哪里还能淘到打口碟？”对方总会笑着摆手：“早没啦，现在网上搜‘原抓’，比当年的还全。”

只有雨后的黑袍教路，雨水敲打着霓虹招牌，叮咚声混着骑楼廊柱的回响，恰似当年得胜沙巷口的铜锣声。那声音里藏着一座城市的成长密码：九十年代的海口，曾用五块钱一张的塑料碟片，让世界音乐的浪潮偷渡上岸；那些划破封套的豁口，不仅没阻断旋律，更劈开了一代青年的视野，让他们在边陲小岛的巷弄里，悄悄接住了整个时代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