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弱小的一方越需要国防，防止被打垮

作者｜唐纳德·斯托克（Donald Stoker）

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现任美国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教授。1999年至2017年，斯托克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蒙特雷项目”的战略与政策教授。

越是弱小的一方越需要国防，防止被打垮。这是战争艺术的律令。（It is the weak, those likely to need defense, who should always be armed in order to not be overwhelmed. Thus decrees the art of war.）

1965年，著名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研究专家彼得·帕雷特写道：“我们不能奢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研究上的地位——不论是声誉，还是重要性上（作者这里想表达虚与实）——与同时代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民主社会研究领域的地位持平。”事实证明，帕雷特的话颇具预言性，不论是现在，还是一个世纪前，均是如此。1832—1834年，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初次面世，销售并不好，第一版只印行了1500册，1857年第二版推出时，第一版仍有库存。对于《战争论》，德语世界评论家们的最初反应虽然热烈，但均表示文本太艰深晦涩——这充分说明，《战争论》不是用来阅读，而是用来研究的。

《克劳塞维茨传》

[美] 唐纳德·斯托克 著

张伶 译

新华出版社

2025年10月

1838年，法国开始出现对《战争论》的评论，但口吻是轻蔑的。我们知道，那时最起码有一位法国退伍军人阅读了《战争论》，这个人就是安托万·亨利·约米尼男爵。克劳塞维茨也阅读过约米尼的一些著作，特别是其关于战术问题的研究。同样，约米尼也阅读过克劳塞维茨发表的作品，他甚至将《战争论》中的一些概念引用到了自己的《战争艺术概论》（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中，如战争的政治属性，军事将领必须与政治领袖在战争目的上保持一致等。约米尼没有完全吸纳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认为《战争论》太过复杂，比起其他军事理论（当然，指的是他自己的著作）要逊色不少。

第一部全本的法语译本出现于1851年，由一名比利时人翻译，但法国人开始阅读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则是在普法战争（1870—1871年）失败后。虽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并未直接涉及德意志统一问题，但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战争（1866—1871年）期间军事上的成功，使得《战争论》的知名度在普鲁士以外大增。英语世界的第一个译本出现在1873年，由英国人J.J.格雷厄姆（J. J. Graham）翻译，但他的译本准确度欠佳。

英国极负盛誉的海军理论家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从克劳塞维茨思想中汲取了养分，将其吸纳到自己那本出版于1911年的《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著作中。科贝特在该书中讨论了理论的重要性、防御的突出地位、军事天才（他将其总结为“执行力”）等问题。另外，他还汲取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有限战争的理念，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69年出版的名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克劳塞维茨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到了1905年，第一个俄语译本《战争论》才面世。列宁从克劳塞维茨那里获益颇多，并将其贯彻到苏维埃思想中，特别是战争的政治属性部分，备受重视。1932年、1941年又出现两个版本的俄语译本，但其在苏军中风光不再，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论》已过时，不能适应“机械化时代”需要。

第一个中文版译本出现于1910年，它译自1903年出版的日文版《战争论》，日本军官则是通过德国教官处了解的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因此，问题就来了，这是一版双重转译的译本。毛泽东于1938年第一次读到《战争论》，亲自组织研究会对其进行学习讨论。第一本意大利语版《战争论》出版于1942年。

当然，对《战争论》最感兴趣的是德国人。在军人和国务活动家口中，《战争论》是经常被引述的对象，同时也是极少被研究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将军贡特尔·布鲁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评论说，让军人读《战争论》，无异于“让孩子玩剃须刀片”。

1873年，J.J.格雷厄姆翻译的《战争论》被引进到美国，但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才有了第一本美国版《战争论》，译者是O.J.马提斯·乔尔斯（O.J. Matthijs Jolles）。起初，美国很少有人研究《战争论》，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出现变化。战略思想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是第一批推广《战争论》思想的学者。

1962年，美军退役空军上校爱德华·M.科林斯（Colonel Edward M. Collins）出版的《战争、政治与权力》（War, Politics, and Power），称得上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精粹”版。1968年，越南战争春季攻势开始后，美国空军学院教官戴维·马克伊萨克中校（Lieutenant-Colonel David MacIsaac）将科林斯版的《战争论》引入其1968—1969年的学期课程中。1975年，马克伊萨克调到位于罗得岛纽伯特（Newport, Rhode Island）的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部，在这里，他协助修订了课程体系中的理论研究部分，成功地将科林斯版的克劳塞维茨著作引入课程教学。4年后，马克伊萨克调到位于亚拉巴马州（Alabama）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大学，在他的影响下，《战争论》于1978年进入空军大学的课程体系。1981年，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训练基地的陆军战争学院也开始教授《战争论》。陆军战争学院做出此决定，也与马克伊萨克有关。

哈里·萨默斯上校（Colonel Harry Summers）的《论战略：越南战争评析》（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于1981年首次面世，此书成为陆军战争学院的必读书。萨默斯在著作中使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或至少是理论之一）来分析如何进行战争，为什么进行战争。从戴维·马克伊萨克那里得到启发，萨默斯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为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使用。事实上，越南战争的失败激发了美军浓厚的研究《战争论》的兴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发现，美军领导人对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尤其感兴趣，特别是政治在理性领域的显现，还有克劳塞维茨对军民关系的讨论，这些都为解释美国为什么会遭遇战败提供了依据。可以说，萨默斯的著作对于塑造美国军政领导人的思维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他部队也开始重视《战争论》。如巴斯福德所指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989年的《战争手册》就是《战争论》的“凝练与结晶”。后越战时期对思想、智识的渴求，辅以1976年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彼得·帕雷特联手翻译的《战争论》的问世，使得克劳塞维茨被尊崇为最伟大的战争分析家之一。

1984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提出的“温伯格指导原则”（Weinberger’s doctrine），从分析框架看，也很“克劳塞维茨化”，即美国应该只在事关明显的国家利益、有清晰的目标和愿意拿出足够的手段的情况下才使用武装部队。“温伯格指导原则”中还有一句直接来源于《战争论》的话，即领导人在投入战争前首先要明白想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如何获得。

虽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军事理论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不幸的是，他的其他著作——特别是战史写作——被忽略了。一些学者努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克劳塞维茨的历史写作，帕雷特和丹尼尔·莫兰（Daniel Moran）即这样的学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克劳塞维茨在战史写作中，并非简单地陈述事件，里面糅合着对作战人员的动机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性分析，有时还有入木三分的刻画。在19世纪，人们通常把克劳塞维茨看作是军事历史学家，而不是军事理论家，主要是因为，10卷本的文集中有7卷是战史写作。《战争论》只是其中的前3卷。今天，人们的观点转过来了，首先认为他是军事理论家。

不可否认，克劳塞维茨最伟大的遗产在于他的军事理论，同时，“尽管在语言表述上不甚完美，”莫兰写道，“迄今为止，《战争论》仍然是关于战争主题的最伟大的著作。”重要的是，莫兰指出，“它讨论的主题是战争，不是军事战略”。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别。人们经常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撷取一二，用作军事战略教学，但克劳塞维茨写作的目的远不止于此。

克劳塞维茨将战争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认知高度，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与艺术、工程或哲学等其他学科并列。哲学教授W.B.加列（W.B.Gallie）写道：“如前所述，一个儒将的思想超越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想象力，我们将如何来评价这位普鲁士军官呢？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而且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军事哲学家？”帕雷特这样写道：“通过将战争从军事藩篱里解放出来，将其置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克劳塞维茨采取了一种更宏观视角的分析，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战争的真相。”

也有一些像斯大林这样的人，认为《战争论》过时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样说也有其根据：《战争论》没写完，未涉及海战，里面的许多教诲——特别是战术性的——都来自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经历，现代军事装备与技术早已远超彼时。第4篇和第5篇（特别是第5篇）都是写给拿破仑时代的参谋军官的，即要成为那个时代优秀的参谋军官（就像克劳塞维茨这样的）应有的知识储备。总体来看，只有第1篇和第8篇对现代读者最有用。但是，所有10卷的内容都是开卷有益的。即便有些章节讨论的主要是拿破仑时代的作战方式，个中也蕴含着对21世纪读者颇有启发和有趣的内容。例如，在第4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对手越是具有尚武精神，这种简单的进攻就越能导致直接的对抗。因此，与其要求通过复杂的计划战胜敌人，不如设法用简单的行动打败对手。”

一些人认为，原子弹、氢弹的发明不仅迎来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同时也让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失效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论点，是人们一直对克劳塞维茨理论中的“绝对战争”存在误读。正如我们此前看到的，阻力——各种类型的阻力——使得“绝对战争”难以出现。的确，原子能技术和核武器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战争手段的效用，但它也无可争辩地重塑了发动战争的决策，政治考量被置于第一位。然而，如果回忆一下自广岛、长崎核弹爆炸以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战争，我们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依旧有生命力。

有些人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不再是军事暴力的唯一发动者，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已经过时了。面对跨国圣战和本土恐怖主义，克劳塞维茨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呢？在阿富汗基地组织的藏身处，人们找到了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书中讨论“军队的武德”“胆量”的章节，读者做了不少批注，充分说明《战争论》在今天仍有普遍意义。尽管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将宗教作为工具，但他们仍有政治目标。恐怖组织也有领导人、盟友、支持者，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与拿破仑时代的军队具有类似的特质，因为人性始终未变。遗憾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杰作总是被误用为发动战争的指南，它其实是一本引导我们如何思考战争的书籍。

最后，我们从《战争论》中能获得什么呢？我想克劳塞维茨自己的那段评估是最适切的：“重要的不是我们思考的结论，而是我们如何思考，这才是对理论最大的贡献。”在克劳塞维茨之前和之后，再没有谁能够运用历史的和理性分析的方法，如此深刻地研究战争和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

当我们把克劳塞维茨当作一位军事理论家来讨论其历史遗产时，不应忘记，作为一名军人，他最看重的是什么——获得战功。在军事园地，他挥墨写作，但在军事战场上，他也曾飞溅过鲜血——既有自己的，也有敌人的。他参加了那个时代最激烈的战争，而且是发自内心、无怨无悔地参战。他知道受伤的痛苦，感受过成为俘虏的滋味，理解失去战友的心情，体验过饥渴的煎熬，以及敌人困兽犹斗时急红了眼想要杀了你的恐怖和悲烈。在战场上取得成功的渴望激励着克劳塞维茨，这种成功意味着打胜仗，以勇敢和魅力在战友中脱颖而出。这些，确实是克劳塞维茨较少体验的。

最终，他获得了渴望的声誉。没有人再记得他毕生为之服务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只有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记得与他亦师亦友的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用他手中的笔，而不是剑，为世人所铭记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