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我们会想到祥林嫂、孔乙己、阿Q……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多,但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呈现“鲁迅”本人形象的人物。
重读《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鲁迅小说时,学者许子东从中发现了“鲁迅”本人。
他认为,《在酒楼上》是最有鲁迅情调的小说,是“鲁迅碰到鲁迅”。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把自己一分为二,互相解剖、互相审判,而这种做法在另外一篇小说《孤独者》里走到了更深的艺术和哲理的层面。
在这两篇小说中,鲁迅遇见了自己,它们的结尾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告别一部分自己,坚持另一部分自己。
下文摘选自《重读鲁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01.
最有鲁迅情调的小说,
是《在酒楼上》
弗洛伊德厉害的地方,是让我们明白:决定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可能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文学作品厉害的地方,是读者可能知道作品主人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文学评论厉害的地方,是评论家可能知道作家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问题是,作家能不能知道自己?
《在酒楼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偶然回乡,又对家乡不大满意的“我”。主人公百无聊赖,到以前常来的酒楼“一石居”坐坐。来去酒楼的路上、酒楼里,周围的气氛都非常凄凉,当然窗外还可以看见几株老梅和山茶树开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
主人公说:“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酒楼上,“我”在孤独清静地喝酒的时候,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过后,楼梯上来了一个人,碰巧是昔日同窗同事吕纬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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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作品《在酒楼上》
“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沉静”和“颓唐”通常有不同意义,可是在吕纬甫的外貌上,两者同时存在。“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总之他失去了往日学生时代的锐气。
吕纬甫形容自己的一句话很有名,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虫,像一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
飞了一圈,回到原地,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进化论者看到的世事轮回。
记得少年时,我初读《在酒楼上》,觉得两个人中,“我”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主人公,在批判已经退步了的昔日的同学。很多评论材料都会告诉我们,这是“五四”退潮期,鲁迅看到很多人不前进了,退步了,等等。
一方面是我们都习惯了鲁迅其他小说里的“我”常常俯视、批评其他人物。另一方面,也因为作品里写明了吕纬甫外貌的颓唐、无精打采,而且又重新去教那些“之乎者也”的旧学。所以,最常见的评论就是这篇作品是写革命屡遭挫折以后,革命者萎靡不振的现象。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重新读,我却有了不同的感受。
我发现小说里的“我”固然是鲁迅,但那吕纬甫好像也是鲁迅。所以《在酒楼上》,是最有鲁迅情调的小说,是“鲁迅碰到鲁迅”。
02.
鲁迅把自己一分为二,
互相解剖、互相审判
吕纬甫回乡,不像“我”那样的愤怒、傲慢,来了以后就想走。吕纬甫遵照母亲的吩咐,为多年前死的小弟弟迁坟。其实是有水快要流进弟弟的坟地,挖出来的棺木里面已经没有遗体了。
吕纬甫“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迁到他父亲的坟边埋好。迁坟,只是迁一些故土。
另一件事情,母亲托吕纬甫送两朵剪绒花,给原来乡下邻居的女儿——阿顺。一番儿时的记忆,大概也是鲁迅和闰土一般的情境。
结果他回乡一看,阿顺已死,剪绒花只能送给阿顺的妹妹。阿顺的妹妹长得很不像姐姐,小说描写她长得像鬼似的。
在酒楼上老友重聚,讲着这些最近做的琐事,听上去确实百无聊赖。有评论说,阿顺代表新思潮,加很多糖的荞麦粉不大好吃,说明青年接受新思想,不消化。吕纬甫买花送给阿顺的妹妹,体现了当时青年人放弃新思潮。这些评论,吕纬甫听了也会大吃一惊。
酒楼上这两个久别重逢的昔日战友,“我”愤世嫉俗地回乡,回乡后觉得死气沉沉,固然是一个革命的姿态;吕纬甫为弟弟迁坟给邻居送花,虽是日常琐事,但是,也在尽一种道义责任。
两者到底谁能批判谁,谁能否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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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夏志清说:“鲁迅的意图也显然是把他的朋友描写成一个失去意志的没落者,与旧社会妥协。然而,在实际的故事里,吕纬甫虽然很落魄,他的仁孝也代表了传统人生的一些优点。鲁迅虽然在理智上反对传统,在心理上对于这种古老生活仍然很眷恋。对鲁迅来说,《在酒楼上》是他自己彷徨无着的衷心自白。”
钱理群也认为“我”与吕纬甫是鲁迅灵魂中的两个自我。钱理群的书名就是《与鲁迅相遇》。
在我看来,在酒楼上,鲁迅遇到了鲁迅。
这种作家把自己一分为二,互相解剖、互相审判的作法,在另外一篇小说《孤独者》里走到了更深的艺术和哲理的层面。
《孤独者》是也有一个“我”,作品描写“我”和他的朋友魏连殳前后交往的经过。魏连殳的相貌基本上就像鲁迅照镜子一样:
“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魏连殳是那个小地方唯一的读书人。和“我”相识是因为一次丧礼。
魏连殳祖母过世了,族里有很多下葬的礼节规矩。当时大家都怕读了洋书的魏连殳回来不肯照传统礼节行事,事先想了很多计策来对付他。结果魏连殳回来后神色不动,答应“都可以的”。
于是丧礼一切照旧礼进行,大家又是拜又是哭,魏连殳一点儿眼泪都没流,只是到了丧礼完了,大家要散了,“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03.
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是鲁迅所有创作最基本的出发点
钱理群在北大给研究生讲课时,跟同学一起分析“我”和魏连殳前后的三次争论:第一次是关于人的天性。魏连殳认为孩子本性是好的,后天的环境才使孩子变坏;可是小说里的“我”认为人的本性、根苗就是坏的,无法改造。
在日本的时候,鲁迅思考的三个问题,首先是理想的人性,后面才是中国的国民性缺少什么,什么原因。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鲁迅所有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疑问和出发点。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孤独。小说里的“我”觉得魏连殳的孤独是他自己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魏连殳却觉得这是他继承了祖母的命运。
第三次争论就更大了,是关于活着的理由。人为什么活着呢?魏连殳先是认为是为了信仰,而后认为是为了亲人,最后竟认为是为了他的敌人。
这里面也有鲁迅的自白。
他在《坟》的后记中说过,“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直到1936年去世前,他还在重复这个人生观。
《孤独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最让人惊讶的,就是魏连殳最后居然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变成了一个大家前呼后拥,手里很有权力的魏大人。
据邻人后来描述:“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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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鲁迅赴上海光华大学演讲途中
“官士民”三种形象,鲁迅写得最多最用力的,是作为弱者的民众,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也责其欺人)。
鲁迅写了知识分子的几种出路:狂人、孔乙己、《祝福》中的“我”。
鲁迅写得最少的是官员,除了爪牙康大叔、红眼晴阿义等人物,病愈候补的狂人和做师长顾问的魏连殳都代表鲁迅将做官视作知识分子的走向堕落的结局,这是一种对共和政体下读书人可能出路的提前否定。
当“我”最后去参加魏连殳的葬礼的时候,“我”精细地描写了棺木里的死者:
“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两篇鲁迅遇见自己的小说,结尾有一个相似之处,都是告别一部分自己,坚持另一部分自己。
《在酒楼上》,两个人一同走出了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这是离开酒楼时“我”看到的雪景。
在魏连殳的葬礼以后,《孤独者》这样写: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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