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前后，北大学生中"地域黑"有多严重？如何引发"黄白之争"？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由于公费名额逐年减少，且在名额分配上存在南北之分，复员后的北大很快就发生了围绕公费问题的“黄白之争”。在分析“黄白之争”之前，首先需要对当时北大学生群体的来源进行分析。

1、北大复课后的学生成分

1946年9月底10月初，北上复学的联大学生纷纷抵达北平，学校规定联大旧生于10月5日报到，临大补习班分发的学生10月15日报到，年级新生因为大多来自南方，延迟到11月5日至15日报到。除一年级外，全校于10月28日开始上课。

因此，复员后的北大学生成分颇为复杂，大致为：联大复员北上者600余人、临大补习班分发而来者1562人、新录取的大一新生五六百人、先修班学生（相当于大学预科)三四百人。

除这几类学生之外，尚有教育部分发者、青岛补习班分发者、复员的青年军、转学生等通过各渠道而来者，无形中给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带来不少麻烦，也使得学生群体内部矛盾丛生。

西南联大的旧生正式分到北大的共709人，实际来注册的只有600人左右。经济和交通困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例如这年被北大历史系录取的新生李理因买不起船票，只好在四川教了一年书，1947年夏才北上求学。

但临大生却因本来就多为北方学生，不存在南方学生面临的交通难题，故分发的1562人几乎全数注册报到。截至1946年12月12日，北大已注册的学生总数为3403人。以后仍有学生陆续北上报到，但为数较少，全校实际学生人数为3500人左右。一两年后，许多学生去了解放区，学生人数不断下降，至1948年秋季学期开学时，注册总数为2901人。

复员后的新北大是一个在数量上以临大生为主体——临大生占学生总数的46%，但在精神上却由联大生主导的校园。临大生虽人数众多，在心理上却相当自卑。这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抗战期间，国家在地域上分为沦陷区、大后方、根据地三大区域，由于形势是全面抗战，国家政治生活遂分成“抗日”与“不抗日”两大阵营。

无论身在根据地还是大后方，都意味着“抗日”，而留在“沦陷区”则意味着“不抗日”。如果说每个人都由各自的行动与抉择所定义，那么无论去后方还是留在沦陷区，都将要承担各自行为的后果一或“忠”或“奸”的身份认同。“忠”意味着要忍受后方的物质艰苦，“奸”意味着一旦抗战胜利就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这在普通百姓原无所谓，对读书人来说却是历来要思量的问题，校园中的大学生们同样因为抗日与否而有所谓的“联大生”与“临大生”之分。

一位参加学运的联大生在工作汇报中如此描述联大生的特征：

联大生一般的政治水平都比较高，工作能力也比较强，因习惯了联大的自由生活，都多少具有民主自由的信念，且在联大一年多的斗争中（中间并经过“一二·一”的锻炼），都学得一些斗争艺术及斗争经验，这是好的一面。一般的都自尊心很强，具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对临大同学多少存有轻视态度，不肯与之广泛的接近，诚恳的结合，喜欢大场面的公开斗争形式。

临大生的特征则被描述为：

共有一千六七百人，中有三青团员200余人，进步分子很少，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他们因身受敌人奴化及国民党化两重教育，致政治觉悟普遍低落，对国[民]党仍多少抱有希望与信任，畏惧党派斗争，缺乏民主训练与自由信念，缺乏斗争经验与能力，养成不管闲事的心理与好玩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落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因身受敌伪压迫与奴役辛酸的生活，对切身生活问题非常关切，对祖国抱有无限忠忱与热望，胸中积压有高度的民族仇视与爱国心。

由于联大与临大之间隐含着政治区分，当联大生看到临大生，心里想的是“我们在昆明领公费时，你们还在汉奸学校啰！”联大学生甚至以胸前别着联大校徽行走在复员后的北大校园为荣，“觉得走在路上很骄傲，了不起了”。

沦陷区学生对此有自知之明，某青年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一来就失去了工作，却并不感到难过，因为“我想我并不曾到后方去作抗敌工作。我认为我的失业正是我赎免自己罪过的机会！甚至我想到我根本不配与八年间在艰苦中磨练出来的人们一起工作。”

联大生因经历过“一二一”运动，又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政治的腐败有亲身体会，故政治意识比较浓厚。相应的，他们在物质享受上要求不高，以“营养”为首要考虑。临大生则长期生活在日伪统治下，对“亡国奴”的生活有切身体会，但容易把爱国之情投注于代表“正统”的国民党政权上，政治意识比联大生弱，“养成不管闲事的心理与好玩的生活习惯”及在意“穿着、娱乐”等，彼此间很容易区分开来。

2、黄白之争

随着“黄白之争”的发生，联大生与临大生又从政治分等具化为经济分等。

所谓“黄白之争”，指复员初期临大学生的主食是黄色的窝窝头，联大学生的主食是白色的大米和馒头，由此而产生的矛盾。

临大生之所以吃窝窝头，因为他们的公费名额远少于联大生。在复员之前的临大补习班时期，当局发给临大生每人每月2万元的维持费，勉强足够吃饭。

从1946年11月开始，临大生开始按“三三四”（即30%的人全公费、30%的人半公费、40%的人自费)的比例发给公费。联大生则仍袭抗战时期“四四二”的旧例（40%的人得全公费，40%的人得半公费，20%的人自费)。但联大生实际享有公费的比例还不止“四四二”，截至1946年12月，高达85%的联大生享有全公费，加上半公费者在内，联大学生公费覆盖比例高达87%，远高于临大生的公费比例。

校方自然一方面淡化矛盾，强调这只是“南北习惯不同之自然趋势，并非分阶级之表示”；一方面竭力向国民政府争取更多的公费名额，减少矛盾。

1946年9月，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几位大学校长联名请求教育部给予临大生公费全额、半额各40%的规定，即仍照1945年的旧法办理。10月，诸校长又向教育部提议把一部分全公费名额提出来，分为若干个半公费，以使大多数学生都能享受到公费，即实行平均主义。

这两个方案都未被教育部采纳。教育部仍规定临大生实行“三三四”制。

对于平均主义的方案，联大生也不能接受，他们心想：“我们在昆明就一直领公费，为什么要分我们的！”

唯一支持平分公费的是校内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中共南系地下党担心这样下去会使学生的斗争矛头由指向国民政府变为学生内斗，换言之，担心“临大”与“联大”间的地域之争将掩盖左右之争，故立即扭转舆论导向，呼吁“不应自己争自己的，联大同学领公费是教育部允许的应该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向学校当局要求增加临大同学的公费名额”。

此时，联大生已由位于国会街的北大四院搬到沙滩区的西斋宿舍，与临大生住在一起，并共食于西斋膳团。他们专门成立“全校生活福利委员会”，宣称：不管校方答不答应，联大临大一起吃馒头，把伙食费吃完再向校方要，校方不发则全体停伙。三青团也派代表参加了生活福利委员会，对这一提议极力反对，使该提议未能实行。实际情形是，自11月1日开始，联大生“屈尊”和临大生一起吃窝窝头。

10天后，多数联大生吃不惯窝窝头，提议分伙，单独成立专吃馒头的膳团。于是三青团抓住机会大肆造势，谓“北平学生分甲乙两种，甲种吃馒头的，乙种是吃窝头的，我们反对这种不平等，我们要求平均公费”。

三青团的意图很明显，想通过强调联大与临大之间不同的伙食水平，在学生群体内部制造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分化，借以代替政治上的左右之争。

与此同时，左派学生经过不懈争取，成功向校方争取到一笔煤火补助费用于补贴临大生伙食，使其暂时也吃上了馒头。校方为平息事态起见，也继续向教育部争取。

1946年11月下旬，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细陈临大生之困苦情形。

对此，教育部的答复是：“公费生名额仍应按全公费半公费各百分之三十之规定办理，如系难区逃出之学生确实困苦者，可酌予变通。”

后来教育部专门设立面向“难区”学生（即家在解放区的学生）的资助，规定：

“国立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之籍隶匪区，经核准救济者，免其学宿之费，并比照公费生膳食标准，供其膳食。”

因此，北大在制定公费预算时将很多申请公费的临大生概以“难区生”处理，数量达725人，占临大生总数(1562人)的46.4%。“难区生”不受所谓“三三四”比例的限制，一律全公费。在造送公费名册时，北大秘书处先以临大生总人数1562减去725名难区生，又减去其他名目的学生23人，剩下814人，再按“三三四”制乘以30%，最终结果是全额、半额公费者各244人。

这意味着临大生真正按“三三四”制得到公费的只有488人，其余700多人都以难区生或其他名义得到了公费。以此244人加上难区生725人，共969名临大生得到全公费，占临大生总数的62%。若加上244名半公费者，则临大生公费比例达77.7%。这是1946年12月的情况。至1947年2月，北大的公费名单先后公布了4次，每次都增加一些名额，无论是联大生还是临大生，公费比例都较以前提高了，联大生公费比例提高到90%以上，临大生升至80%。

就连大一新生的公费比例也远不止教育部所规定的“三三四”的比例，因为大一新生中的教育系、青年军、司法组、由联大升学者、蒙藏及边疆生、难区生高达561人，全部享有全公费，不占“三三四”制的名额，故大一新生的实际公费比例也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1947年5月，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宣布全校的公费覆盖率在90%以上。随着临大生的公费问题得到解决，“黄白之争”很快烟消云散。

但不久之后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可见学潮并非靠当局提高学生待遇，解决其个人吃饭问题就可平息。毕竞，学潮迭起是整个中等阶层日益破产崩溃的结果，学生的社会来源一家庭，因连年战乱而破产，公费只是解决了学生个人的吃饭问题，而整个社会（包括他们的家人在内）却在挨饿与破败中，这却非公费所能解决。

因此，学生对现状的归因思路愈来愈倾向于根本的政治变革，认为边边角角的修补无济于事。因此，“黄白之争”这篇文章很难做大。半年后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虽以饥饿问题为号召，本质诉求却是政治性的反内战，遂发展成了一呼百应的全国性学潮，远非“黄白之争”可比。

3、“北系党”与“南系党”

复员不仅是北京大学这所学校自南向北的复员，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组织势力自昆明到北平的复员。1946年，国共两党均围绕战后校园政争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布局。

1946年2月，领导了“一二·一”运动的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汇报工作，钱瑛指示：“随校复员，把联大的党组织和民青组织带到北方去，继续战斗。”

同样是1946年2月，由于“一二·一”运动后联大民青人数激增——从160余人增至270余人，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青一支负责人洪季凯成立了以民青一支为基础的联大第一党支部，由袁永熙任该支部与云南省工委之间的联系人。马识途领导的联大党支部则改称为联大第二党支部，由李凌担任书记，以民青第二支部为基础。

回到昆明后，袁永熙立即贯彻钱瑛的指示，着手安排党组织随校复员北上。两个支部到达北平后，彼此互不发生组织联系，继续对南方局钱瑛负责，也不与北系党发生联系。袁永熙带领北上的党组织因从南方复员而来，且继续受南方局（后先后改名为“南京局”“上海局”）领导，史称为“南系党”。

与此同时，北平还有另一支由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领导的党组织，史称“北系党”。南北两个系统直至1948年11月才正式合并，统归刘仁领导。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日伪在北平成立伪北京大学。原北大的地下党员及“民先”队员大多离开北平，至1939年，留在北平的党员仅剩30多人。日伪当局对伪北大实行高压统治，严厉禁止抗日思想和左翼思想，红楼一度住进了日本宪兵队，红楼后的广场东侧还设有焚尸炉。1944年，时在伪北大文学院教书的张中行因与学生有所接触，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6星期，出狱后又多次被传唤。

由此可见，伪北大的政治气氛相当压抑，师生不敢多谈国事。因此，伪北大原有的地下党员多转学到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包围燕京大学，搜捕抗日人士，燕大被迫迁到成都。此后中共在北平几乎停止活动，尽管中共晋察冀分局在1942年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并陆续从根据地派干部到北平投考学校，却没有实际活动，当时的口号是“存在就是胜利”。

1943年，北平只剩9名地下党员。

1944年上半年，全国政治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中央在同年6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城市工作日益重要。晋察冀分局为贯彻这一指示，在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了城市工作部（下文简称城工部），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均须成立城工部，标志着城市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不再“只是分局城工委一个机关的事情，而是各级党委都要做的事情”。

此后，这一工作开始取得实际进展，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伪北大共有41名地下党员。自1945年秋抗战胜利到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是北系党大发展的阶段。

4、政策变化下的城市工作

1945年8月，日军投降。8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立即“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此时，国民政府与苏联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尚未公布(8月27日才公布)，美国总统杜鲁门亦尚未指示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除中国东北的日军以外，凡在中国（包括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越南境内的日军“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故中共对战后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

朱的说帖实是公开挑战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意即国民政府不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不能在政治上代表解放区和沦陷区人民。

很快，随着盟军关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的指示得到公布，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公布，中共意识到形势没有预想的那么乐观，很快转向收缩，于8月22日发出指示：

“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

这个指示的要点就在于暂时放弃了武装夺取大城市的计划，而改为在大城市开展地下工作，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小城市及乡村。

从8月11日指示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到8月22日改为着重夺取小城市及乡村，短短10天内中共的政策经历了巨大转变。8月中上旬，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正举办面向城市青年学生的暑期政治训练班，学员训练完毕后仍回各自的城市从事校园地下工作。8月10日夜，城工部部长刘仁赶到晋察冀分局开会，会议认为苏军将很快开入北平，中共军队也即将进城。

于是，刘仁命令训练班学员立即回到所在城市，准备接管。从北平来的100多名学员在张大中的带领下回到北平。8月21日，张大中与10名党员乘火车先期到达北平，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为此，他们自作主张将原来没有横的关系的党员集合在一起，并与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地区在北平的相关人士打通了关系，又于8月31日夜全体出动，张贴北平卫戍司令郭天民的布告3000多份。

8月31日，张大中得知中共军队暂时无法进城，“但是还是觉得这只是两三个月的事，思想上没有很快转变，工作上仍然是为短期内迎接解放做准备”，于是在各大学成立党支部，忙于搭架子，打通了不少横的关系。

9月，张大中回到城工部驻地所在的平西，向刘仁汇报工作。刘仁严厉批评了这种过于张扬的做法，一旦形势恶化，几年来所积蓄的力量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叮嘱张大中继续坚持长期隐蔽的方针。

与此同时，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分局于1945年8月改称为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撤销城工部，组建北平市委，刘仁任书记，原冀察区城工部部长武光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北平市委下设学生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北平学委），专门领导学生运动。

北平市委成立不久，国民党军队陆续到达北平，统治日渐严密。但这期间北平市委仍然成功领导了“反甄审”运动，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持续进行了一年的斗争，终于使“甄审”不了了之。1946年秋，伪北大在校生均按各人志愿分入清华、北大等校，应届毕业生则发给毕业证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时战时和，导致中共的政策也屡次发生变化。如前所述，一开始中共想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8月下旬又改为占领小城市与乡村地区。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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