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女权讨论中常侧重 反父权，却较少明确提及 反资本？

毕竟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交织，构成了现代社会最顽固的压迫网络。这种双重剥削体系通过将性别等级制度嵌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了对女性劳动、身体乃至生命本身的系统性掠夺。从玛丽亚・米斯揭示的 “家庭主妇化” 全球进程，到算法时代的新型数字殖民，父权制始终是资本扩张的必要条件，而资本积累则不断重构父权制的表现形式。

米斯的学术起点，是对两种理论传统的反思与整合：

1. 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 “性别盲点”：马克思将 “资本积累” 聚焦于工业生产中的阶级剥削，却忽视了 “家庭领域的无偿劳动”（如家务、育儿）对资本积累的支撑，更未关注这种劳动的 “性别化分配”（女性主导）；
2. 批判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 “阶级盲点”：部分女性主义者将性别压迫归因于个体观念或家庭结构，却未看到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绑定（如第三世界女性的廉价劳动与第一世界资本的关联）。

在此基础上，米斯提出了 **“全球资本父权制”（Global Capitalist Patriarchy）** 概念 —— 这一体系并非 “资本主义 + 父权制” 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相互渗透、彼此强化的 “有机整体”：父权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 “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无偿的再生产劳动” 和 “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而资本积累则通过全球分工、技术垄断等手段，不断重构并巩固父权制的剥削形式（如 “家庭主妇化”“生育商品化”）。

首先，资本在女性解放过程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例：

1.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工厂和服务业工作岗位，这使得女性能够走出家庭，成为雇佣工人，获得工资收入。而经济独立性是女性摆脱父权制家庭压迫的先决条件。
2. 资本主义将家庭成员都纳入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的绝对控制（比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圈地运动，这一运动将大量的农民变成了流浪者，也就是成为了自由劳动力，农业社会下的父权家庭制度被硬生生打碎）。

另外，在资本的眼里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它的压迫是客观的，普遍的（这也是女性往往面临职场歧视的原因，女性这件“工具”没有男性这件“工具”好用，比如体力差距，生理期，产假等等，使得雇佣女性成为了一个低性价比的选择）。

而父权制的压迫在当今社会更多是主观的，在很多情况下来自于男性的主观意识，缺乏客观的科学论据（例如认为有些非体力劳动领域的工作也天生不适合女性，认为女性适合文科而不适合理科等性别刻板印象）。

所以两相对照之下，主观的压迫显然比客观的压迫更值得反抗。（主观的压迫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公正的压迫；而客观的压迫是不分性别，需要男女共同斗争的）。

如果把视角转到我国，这也是教员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为何深刻的原因，因为这实际否定了父权制，承认了女性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建国后也确实得到了大幅的提高（无论是报纸上劳动模范的报道，还是纸币上女拖拉机手的形象都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劳动参与率又毫无疑问是决定一个群体社会地位的核心因素，因此女性的社会地位相较于建国前也得到了大幅增长。

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是 劳动力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说，在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口里面有多少人参与了社会劳动，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0月31日发布的数据，我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60.2%，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47.7%。

考虑到社会上存在的父权主观歧视，和资本客观歧视的双重因素，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较于男性其实是不算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