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还有个“中国”？现在连日本人都想改名，结局令人唏嘘感慨

在日本广岛街头问路，随口问“中国地方怎么走”。

对方大概率会笑着指脚下，告诉你这里就是。

初到日本的中国人碰到这种场景，多半会愣神。

街头的“中国银行”门牌、公交上的“中国巴士”标识、报亭里的《中国新闻》，处处都在挑战认知。

说实话，这种同文不同义的尴尬，在汉字文化圈里怕是独一份。

这个由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五县组成的区域，和中国主权毫无关联，却因“中国”二字，牵扯出近三百年的情绪纠葛。

这一切，要从一千两百年前的平安时代说起。

公元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也就是今天的京都。

为了方便征税、征兵和传递公文，朝廷按距离京城的远近，把全国划成了三个圈层。

近国是离京都最近的区域，远国是偏远地带，中间的中环地带就叫“中国”。

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尊称含义，单纯指“不远不近”的位置。

本州西部刚好落在这个中环里，“中国地方”的称呼就这么定了下来。

本来想这只是律令文书里的临时划分，没想到慢慢沉淀成了口头常用词。

到了十四世纪南北朝时期，《太平记》里第一次把“中国”写进文献。

幕府派足利直冬出任“中国探题”，统辖山阳山阴十余国，这个称呼才算正式升格为政治地理名词。

江户幕府时期，全国被拆成二百多个藩，山阳山阴地区也被拆分，但“中国”的俗称没丢。

当时的江户儒者都读过汉唐典籍，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在汉字里有“中央之国”的含义。

但他们眼里的“中华”指的是大明、大清，和日本没关系。

于是就出现了很奇妙的语言分流：写汉文时称大陆为“唐土”“清国”，说日语时仍把广岛周边叫“中国”。

这两条脉络并行不悖，平静持续了几百年。

如此看来，“中国地方”的定名，最初只是古代日本的行政治理需要，和我们今天的中国，压根没半点交集。

时间推到明治维新，这个延续千年的地名，开始和国家主权符号产生交集。

1868年，日本废藩置县，把原来的十六国整合为五个县，官方文书里依旧沿用“中国”作为联合称呼。

1919年，当地几家银行合并后，直接挂牌“中国银行”，同年《中国新闻》也创刊了。

那会儿清帝国还没把“中国”定为正式国号，外交条约里写的还是“大清”。

日本舆论便秉持“先到先得”的心态，认为自己先用了“中国”二字，而且只是区域名称，和清国无关。

这种认知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895年《马关条约》谈判时，伊藤博文甚至要求清廷不能自称“中国”，理由是“中国系泛指，非专属国号”。

李鸿章被迫在条约里使用“大清”，这份羞辱想必让他铭记终身。

民国建立后，“中国”正式成为国号，驻日公使随即向日方提出改名请求。

日方以“习惯已三百年，难以骤改”为由拒绝，这一拒就成了百年争议的开端。

1945年日本战败，盟军总司令部下令审查带有“扩张暗示”的地名。

“中国地方”赫然在列，被改成了“山阴山阳地方”，官方地图、教科书都统一换了说法。

但民间根本不买账，大家叫了几百年的名字，哪能说改就改。

1951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主权后，地方政府就开始发难。

山口县知事觉得“山阴山阳”拗口难记，影响地方经济，广岛县议会也跟着请愿，要求恢复旧称。

中央政府最终妥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官方文件用“山阴山阳”，民间却继续沿用“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去日本，才会看到天气预报说“山阴山阳地方受低气压影响”，而巴士车头却写着“中国巴士”。

这种分裂的称呼方式，也难怪外国游客会一头雾水。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地方”凭借广岛汽车、马自达等企业，经济实力不俗。

但名字带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中国上海海事法院因为票据纠纷，扣押了日本“中国汽船”株式会社的货轮。

日方律师当庭抗议，说被告是广岛的企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半点关系。

法官反问一句“那为何取名中国”，让律师瞬间语塞。

类似的纠纷在洛杉矶、鹿特丹也发生过，企业的诉讼成本大大增加。

无奈之下，部分企业开始“去中国化”：中国电力把英文商号改成“Chugoku Electric Power”，还特意标注“Not China”；中国巴士在车身加印日本国旗贴纸；日本的中国银行更直接，在柜台摆上简体字告示，说明自己是日本地方银行，和中国银行无关。

但也有商家反其道而行，把“中国”当成流量密码，推出“正宗中国拉面”“中国馒头”，还在包装上印“NOT FROM CHINA”，居然意外大卖。

说实话，这种既蹭热度又避误解的操作，也算是把名字的争议玩明白了。

近几年，改名的呼声又一次高涨。

2018年，鸟取县知事在国会质询时公开呼吁，为了避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淆，建议把“中国地方”正式改成“山阴山阳地方”。

他给出的理由很实际：中国游客十年间增加了不少，因地名误导产生的消费纠纷、车站误下事件每年都有上百起；在推特、TikTok上，“Japan China”的话题常把广岛当成中国的城市，损害地方品牌；2020年东京奥运期间，海外媒体的错译更让组委会疲于解释。

山口大学一位教授也表示，全球化时代，地名就是第一印象，“中国”二字在英语世界里的唯一联想就是China。

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五县的经济联合会认为，百年积累的品牌不能说丢就丢。

《中国新闻》的社论更是直接发问，地名是历史不是商标，要是因为外国国号就改名，那“美国町”“荷兰坂”是不是都要改。

民调显示，五县多数居民还是主张维持现状，年轻人支持改名的比例虽然高一些，但全日本知道“中国地方”的民众其实并不多。

2025年5月，一段TikTok视频又把争议推向高潮，有博主在神户拍下日本“中国银行”的门牌，配文“在日本找到祖国银行”，三天播放量破千万。

日本的中国银行紧急召开记者会，出示创立档案，强调自己的商标注册早于中国银行在日本登记，外务省也出面调停，说明“Chugoku”与“China”的发音、含义不同。

风波最终平息，但“中国地方”的争议却没就此结束。

说到底，这场跨越千年的名称之争，本质是汉字文化圈符号共享与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碰撞。

在日本，“中国”是地域记忆，是百年老字号，是濑户内海的海风与山阳小调；在中国，“中国”是主权象征，是近代屈辱与民族复兴的见证；在英语世界，“China”又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符号。

这种同形异义的冲突，只有在共用汉字书写系统的东亚才能出现。

地名从来都不只是地理坐标，它承载着历史、权力与情感。

有人纠结谁先拥有“中国”这个名字，有人争论历史与当下谁该让路。

但在我看来，这种争议未必是坏事。

它提醒我们，不同文明在交流中总会出现碰撞，而理解这种碰撞背后的历史逻辑，才是化解误解的关键。

如今，日本官方文件里已经尽量减少“中国地方”的字样，但在当地居民的驾照、存折、毕业证书上，这两个字依旧赫然在列。

它就像一块活化石，见证着汉字穿越国界的力量，也记录着时间留下的痕迹。

或许再过百年，当“中国”在新的语境里生出新的含义，广岛的街道仍会用这二字欢迎游客。

到那时，误会可能早已消散，但这段因汉字而起的故事，必将继续流传。

毕竟，名字从来都不是谁的专利，它只是等待被重新讲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