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刑场老照片：刽子手瘦弱不堪，犯人面露凶光，像狗一样被牵着

一张泛黄的百年老照片，定格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瞬间。

照片里，一个清朝男人被反绑双手，脖颈上套着绳索，绳子的另一头牵在一个官差手里。

他衣衫褴褛，却毫无惧色，反而扭过头，一双眼睛凶狠地瞪着镜头，仿佛要穿透时空。

这名据考证为1895年“古田教案”主犯之一的男子，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像牲畜一样被牵着。

这张照片撕碎了所有古装剧里“推出午门斩首”的浪漫化想象，将晚清司法最原始、最粗暴的一面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这位“凶犯”身上移开，投向那些执行死亡的人——刽子手时，会发现一个更具颠覆性的事实。

影视作品中，他们是膀阔腰圆、满脸横肉的威猛大汉，一声“刀下留人”都无法撼动其分毫。

但真实的老照片里，晚清的刽子手们大多瘦骨嶙峋，衣衫破旧，甚至赤着双脚，眼神中流露出的不是凶悍，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

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是一个王朝末路的缩影，是那个时代物资匮乏、人人自危的真实写照。

刽子手与囚犯，在走向菜市口的那一刻，竟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共享了同样的羸弱与卑微。

被误解的刽子手与被围观的死亡

在晚清，刽子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职业。

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却身处社会最底层，属于“娼优皂卒”之列，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不祥之人”。

晚清最后一位著名刽子手邓海山，就是这个矛盾体的典型代表。

邓海山一生斩首超过三百人，这个数字让他成为当时湖南长沙县公署里最“资深”的行刑人。

他的业务能力堪称顶尖，为了练好刀法，他每天用冬瓜、西瓜练习劈砍，要求刀落之处与墨线不差分毫。

这份“敬业”为他带来了在当时看来不菲的收入。

关于具体数目，史料记载略有出入，有的说宣统年间每砍一个头赏一个银元，这笔钱足够一个三口之家大半年的开销；也有说光绪年间斩首赏银四两，凌迟酷刑则高达八两。

若有洋人需要拍照记录，还能额外再拿二两。

这份高薪厚职，却没能给邓海山带来任何尊严。

剃头匠怕沾染晦气，宁愿不做他生意；乡邻们远远看见他便绕道而行；甚至有女孩出嫁前，家人都要打听对方祖上几代有没有姓邓的，生怕与这个“凶神”扯上关系。

刽子手们往往聚居在特定的巷弄，比如邵阳武冈县的“大郎巷”，那里是三教九流的汇集地，正经人家唯恐避之不及。

他们死后，棺材都不能从城门正门抬出，只能从城墙的豁口运走，为的是防止“鬼认路”，找到回家的方向。

巨大的社会排斥和心理压力，催生了一套诡异的行规与仪式。

邓海山每次行刑前都要穿上大红的衣服，向“老爷”牌位祭拜。

行刑结束后，他绝不回头看刑场，径直回到衙门，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让两个衙役用竹板打自己的屁股，这个仪式被称为“打煞”，意在驱散身上的煞气和阴魂。

平日里，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竟也“吃斋念佛”，试图寻求内心的某种平衡。

他的师傅曾告诫他：“杀人九十九，到时要收手。”

这句谶语般的劝告，与其说是行业秘辛，不如说是一种朴素的因果观念，是对这份职业反噬力量的恐惧。

邓海山没有听从。

当1905年枪决取代斩首，他一夜失业，曾经的“高薪”早已挥霍一空。

晚年的他穷困潦倒，无家可归。

1925年，他想加入当地的慈善机构“善堂”，却被直截了当地拒绝，理由是“杀人数百，无入善之资格”。

邓海山感到万分不解，辩解自己不过是“奉公执行”。

他试图捐钱给寺庙为自己赎罪，方丈却只肯收下一半，说剩下的钱“血锈太重，佛祖也怕被溅到”。

最终，这个砍下三百多颗头颅的男人，饿死在一座破庙里，下场凄惨。

当邓海山在刑场上挥舞鬼头刀时，他周围是另一番景象。

行刑日的北京菜市口，与其说是法场，不如说是一个盛大的露天剧场。

这里本是京城最大的蔬菜交易市场，清政府选择此处，正是看中了其密集的人流，意图通过公开处决达到最强的震慑效果。

行刑时，成千上万的民众将刑场围得水泄不通。

德国犯罪学家罗伯特·海德尔曾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围观者“聊天、嬉笑、抽烟，大吃水果”，仿佛在欣赏一场与自己无关的表演。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描写的“人血馒头”并非虚构。

真的有人端着馒头挤在人群前方，就为了在人头落地的一瞬间，蘸取那喷涌而出的鲜血，带回家给患痨病的亲人治病。

有父亲抱着孩子，一边把糖葫芦塞进孩子嘴里，一边指着刑场说：“快看，砍完这一年不闹病。”

卖小吃的商贩在人群中穿梭，血溅到糖葫芦上，擦一擦继续叫卖。

私塾先生为了看得更清楚，甚至拿《论语》垫在脚下。

这种将他人的极度痛苦当作娱乐和迷信仪式的麻木与愚昧，比冰冷的刀锋更加令人心寒。

这不仅仅是晚清的奇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围观”心态的幽灵，至今仍在网络空间中游荡，人们对悲剧事件的猎奇式消费，与百年前菜市口的看客，共享着同样冷漠的人性底色。

从戊戌喋血到枪声取代刀鸣

在菜市口的看客眼中，死亡或许是一场热闹；但在受刑者家属心中，如何死去，却是一门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学问”。

斩首，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手起刀落般简单。

刽子手的最高技术，是做到“断筋留皮”——砍断颈骨和动脉，但留下一层皮肉与身体相连，为死者保留一个“全尸”。

这在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中，是莫大的恩惠。

因此，除了官府发的赏银，刽子手更大的收入来源是死囚家属的“红包”。

家属们为了能让亲人死得痛快一点，保留全尸，会私下重金贿赂。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决，据当时的《国闻报》记载，六人中，有两人因家人花费400金贿赂，得以“一刀即毙”，死得非常迅速。

有人花的钱更多，在临刑前就被狱卒用药闷死，行刑时“不见血”，场面相对“体面”。

而那些分文未给的，则“死最难最苦”，被刽子手故意用钝刀乱砍，折磨许久才断气，死后也无人收尸。

谭嗣同是个例外。

他并非没钱，而是其凛然正气激怒了顽固派。

临刑前，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据说，刽子手的刀竟砍不断他的脖子，最后不得已，只能将他按在地上，像屠宰牲畜一样“劙之三数”，头颅才滚落下来。

谭嗣同的死，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戳破了金钱万能的假象，也暴露了旧制度在面对不屈意志时的歇斯底里。

这场血腥的公开表演，不仅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看客，还吸引了另一群特殊的观众——外国人。

晚清的刑场上，时常能看到西方国家的使节、记者和传教士的身影。

尤其在处置义和团成员时，八国联军不相信腐败的清廷会真心惩办，便直接派人到场“监刑”。

一张1900年的老照片记录下，一位英国使节站在清朝官员身旁，冷漠地注视着行刑过程。

更有甚者，有联军士兵嫌刽子手的刀太慢，竟直接掏出手枪补射，一旁的清朝官员则卑躬屈膝地拱手称“劳驾”。

这些外国人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一幕幕在他们看来“野蛮”的场景。

东印度公司的一位代表甚至用怀表计时，然后写成报告，称清帝国的砍头效率远低于伦敦的绞刑，以此作为中华帝国落后不开化的证据。

这些照片和报告传回西方，一方面满足了西方民众对“东方奇观”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口中的“文明证据”，为逼迫清政府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提供了道义上的借口。

来自西方的嘲笑和外交压力，最终成为推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外力。

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奏折中直言：“西人观刑拍照，传回国会，于外交有碍。”

在内外交困之下，变革势在必行。

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将斩首、凌迟等酷刑改为枪决。

菜市口，这个见证了无数头颅落地的法场，在这一年送走了最后一个被鬼头刀砍下的脑袋。

此后，1914年北京政府的《惩治盗匪法》和后来的《六法全书》都明确规定死刑采用枪决。

刽子手这个古老的职业，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邓海山、佟绍箕等从业者纷纷失业，他们的悲惨晚景，是时代转型碾压个体的必然。

然而，制度的潜规则并未随之消亡。

据《大清国最后一个刽子手》一书记载，枪决同样分三六九等：“有关系者用短枪，一枪击毙；没关系者用长枪，群枪扫射”，尸身被打得血肉模糊。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记载称，当年改用枪决后省下的一笔行刑开支，竟被挪用去给慈禧太后修缮万寿山了。

从鬼头刀到子弹，改变的只是工具，而那个充斥着麻木、冷漠与不公的社会肌体，其病灶远未根除。

参考资料：
湖南最后的刽子手:没事的时候吃斋念佛(组图)
2013年12月10日 15:32　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