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甘肃武威的盛衰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南依祁连山脉，北接腾格里沙漠，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咽喉要地。自汉代设郡以来，这里便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军事重镇，更是东西方商贸往来、文化交融的核心枢纽。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元宗教在此融合，共同勾勒出武威厚重的文化底色。其中，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历经千年，形成了兼具地域特色与宗教传统的文化景观。

本文依托《甘宁青史略》《河西的环境》等史料及武威地方志文献，系统梳理伊斯兰教在武威的发展。

伊斯兰教，武威人称回教、小教或清真教。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遣使抵达长安，向唐高宗敬献方物，正式开启了中阿两国的官方交往，也为伊斯兰教的东传铺设了通道。

近代学者马凡在《河西的环境》中考证：“回教之入河西，实自唐中叶始，由新疆沿丝路东段渐次东播，凉州（武威）因其扼要，遂为东传之枢纽。”唐代的武威，城西的姑臧城内外，胡商聚居的“蕃坊”已初具规模。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抽调河西、陇右兵力东援，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一度中断，但武威作为河西商贸中心的地位并未动摇。《甘宁青史略》卷三明确记载：“天宝后，西域路绝，而河西犹为胡商荟萃之地，回教信徒多为粟特、大食之裔，散居甘、凉诸州。”

这一时期，穆斯林商人与当地汉族百姓的互动日益频繁，他们学习汉语，穿戴汉式服饰，部分人迎娶汉族女子为妻，其子女多保留伊斯兰教信仰，同时吸纳汉族的生活习俗，形成了早期“胡汉杂糅”的文化特征。

考古工作者在武威城南郊的唐代墓葬中，曾出土过带有阿拉伯文铭文的铜镜与陶俑，铜镜边缘刻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简写经文，陶俑的服饰兼具西域胡服与中原汉服的特点，这些文物印证了当时伊斯兰教在武威的早期传播痕迹。

宋代，河西走廊先后被西夏政权控制，西夏统治者推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对伊斯兰教采取默许态度。这一时期，武威的穆斯林群体规模虽未大幅扩张，但宗教传承得以延续。据《西夏书事》记载，西夏崇宗贞观十年（1110年），“大食国遣使入贡，道经凉州，留居者数十人，建礼拜之所于城外”。这座位于武威城外的礼拜场所，虽规模狭小，仅能容纳数十人礼拜，却是目前史料可考的武威最早的伊斯兰教宗教场所雏形。

元代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军事与行政重镇，成为穆斯林群体聚居的核心区域。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蒙古军队攻占武威，随后开启了大规模的西征。随着蒙古铁骑横扫中亚、西亚，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征调至中国，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河西走廊。

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武威东关已形成颇具规模的穆斯林社区，社区内有清真寺一座，阿訇两人，信徒近千人。据《凉州府志备考》记载，这座清真寺“殿宇三间，皆土坯所砌，覆以青瓦，西向为礼拜堂，北隅为阿訇居所”，虽形制简朴，却成为武威穆斯林的精神核心。此时的穆斯林群体，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不仅从事商贸与农业，部分人还进入元朝地方政府任职，如元至正十年（1350年），回回人札马鲁丁曾任武威路同知，负责地方民政与商贸管理，其政绩被载入《凉州府志》。

明代建立后，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在河西地区设置卫所，加强军事管控，另一方面承认伊斯兰教的合法地位，允许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开展宗教活动。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攻占武威后，为巩固统治，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将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族百姓迁徙至河西，同时也允许元代遗留的穆斯林群体保留聚居格局。这一时期，武威东关的穆斯林社区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土坯清真寺已无法满足需求，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当地穆斯林乡绅马思远牵头，募集资金重修清真寺，新寺“殿宇五间，青砖砌墙，琉璃瓦覆顶，礼拜堂可容三百人，外设沐浴房、经堂各两间”，成为河西走廊东部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之一。

明正统三年（1438年），明政府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再次迁徙凉州回回二百二十人至浙江衢州卫所，《明实录·英宗实录》详细记载了此次迁徙的细节：“正统三年四月戊申，徙凉州回回二百二十人，分隶衢州卫，给田耕种，免其差役三年。”此次迁徙虽导致武威穆斯林人口略有减少，但并未动摇聚居区的根基。留在武威的穆斯林，通过深耕农业与商贸，逐步积累财富，社区规模持续扩大。

清初至乾隆年间，清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河西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武威的穆斯林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据《甘宁青史略》卷二十记载，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甘肃地区“回户日增，河西之甘、凉、肃三州，回多于汉，凉州东关一带，回七汉三，聚居尤密”。人口的增长带动了宗教场所的扩建与新建，仅武威城及周边乡村，便先后修建了东关、西关、南关三座清真寺，其中东关清真寺经过多次扩建，成为河西走廊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东关清真寺进行大规模修缮，时任阿訇马明远主持扩建工程，将原有的礼拜堂扩建至七间，增设经堂、藏经阁、唤醒楼等建筑。此次扩建后，东关清真寺总面积达两千余平方米，成为集宗教礼拜、经堂教育、社区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宗教场所。

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甘肃地区爆发大规模回民反清运动，武威受到波及。平息后，清政府对穆斯林群体采取“分散安置”政策，将部分聚居在东关的穆斯林迁徙至武威周边的乡村，如黄羊镇、金羊镇、高坝镇等地，形成了“城内聚居、乡村散居”的杂居格局。《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六记载：“同治后，凉州回回或居东关，或散处四乡，与汉人错杂而居，耕织为生，不复有昔日之聚居规模。”

民国九年（1920年），武威东关穆斯林乡绅马振邦、冶成章等人牵头，募集资金两万银元，在东关原址新建清真寺，规模宏大，成为当时河西走廊最具规模的宗教建筑之一。

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23日），古浪发生8级大地震，地震波及武威，东关清真寺损毁严重，礼拜堂屋顶坍塌，唤醒楼倾斜，经堂、藏经阁内的部分经典被掩埋。据《武威县志·灾异志》记载：“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地大震，东关清真寺殿宇倾颓，死伤者十余人，经典损毁过半。”地震后，武威穆斯林迅速展开自救，阿訇马明山带领信徒清理废墟，抢救幸存的宗教经典，并着手筹备重建。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重建工程正式启动，由于资金短缺，穆斯林群众纷纷捐款捐物，有的捐出粮食，有的献出木材，甚至有贫困信徒变卖衣物支持重建。经过半年的努力，清真寺主体建筑得以修复，虽规模略小于震前，但基本恢复了宗教活动功能。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随着穆斯林人口的持续增长，修复后的清真寺再次无法满足需求，时任阿訇马良骏发起扩建倡议，得到当地穆斯林的积极响应。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扩建工程竣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周边兰州、西宁、张掖等地的清真寺阿訇纷纷前来祝贺，场面盛大。

1950年，武威东关清真寺成立管理委员会，由阿訇马良骏担任主任，负责清真寺的日常管理与宗教活动组织。

从1958年开始，受“左”倾思想影响，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武威地区的清真寺大多被关闭或拆除，宗教设施遭到破坏。据《武威宗教志》记载，1958年反封建运动中，武威东关清真寺被改为粮食仓库，礼拜堂内的宗教设施被拆除，藏经阁的经典被焚烧或变卖。古浪县的5座清真寺全部被关闭，其中土门镇清真寺改为学校，大靖镇清真寺改为卫生院；天祝地区的7座清真寺，除金强驿清真寺保留部分建筑外，其余均被拆除。同时，部分阿訇被批斗，穆斯林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无法开展，许多穆斯林为躲避冲击，被迫迁往外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动荡时期，武威的伊斯兰教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冲击。东关清真寺的唤醒楼被拆除，礼拜堂的木质结构被拆解用于修建工厂，仅剩下断壁残垣。幸存的宗教经典几乎被销毁殆尽，仅有少数信徒冒险藏匿了部分《古兰经》抄本；阿訇被下放农村劳动，禁止从事宗教活动。

1980年，武威市政府拨款5万元，对东关清真寺进行初步维修，归还了被占用的寺产，成立了新一届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由阿訇杨学智担任主任。同年，东关清真寺正式恢复开放，时隔二十余年，穆斯林群众再次走进清真寺开展礼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