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务员为啥没人考了？

2024年2月13日，日本人事院公布了2024年度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果。这一年，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国家公务员一般职考试，报名人数共2.42万，通过人数达7557人。3.2:1的报录比，不仅创下2012年日本公务员考试改革后的新低，也明显体现出如今日本人考公的热情大不如前。

在日本，公务员同样有着政府编制，稳定性远超企业工作。而且，和头部企业相比，日本政府给出的薪资也不算低。可为啥现在日本没有考公热了呢？这背后并非是发达国家的国民对公务员不感兴趣，而是日本当前的公考制度与公务员体系存在深层次原因。其实，日本人并非一开始就对考公缺乏热情。

东亚三国在发展进程中有不少相似经历。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清晨，城市街头人来人往，年轻人拿着厚厚的复习资料，满脸紧张又期待，穿梭在各个考公培训机构之间；培训教室里，黑板写满考试要点和案例分析，老师认真地讲解着公考知识。这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实际上，这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京街头可是常见景象。

日本公务员考试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文官考试制度。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公务员在普通日本人心目中一直是“好工作”。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从顶峰滑落，公务员工作旱涝保收，晋升路线也清晰，很快成为大学毕业生的首选。从1990年起，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高峰期增幅甚至超过25%。

在考公最火热的1996年前后，据统计，超过65%的大学毕业生至少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有着“日本北大清华”之称的东京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渴望进入政府部门集中的霞关工作，也就是“霞关就职”。当时考公热的另一面，是日本公务员考试惊人的报录比：90年代中期，不管是地方公务员职位还是东京都的职位，报录比普遍在10:1以上；政府放出的“支厅职”或特定专业职位，百里挑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不过，这样的景象只在上世纪90年代存在。进入新世纪，想当公务员的日本年轻人越来越少，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甚至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为啥日本考公热在新世纪后迅速降温？这背后的过程比想象中复杂。要明白这一变化，得先弄清楚考公热最初是怎么兴起的。

日本90年代考公热爆发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经济泡沫破裂后，经济下行，公务员薪资却逆势上涨；二是当时日本公务员在国家政策制定中仍起着主导作用。

在90年代之前，日本公务员虽然是不错的工作，但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三菱、三井、日产、丰田等日本大财团才是名校毕业生的首选。这些企业规模大、充满活力，薪资远超公务员，还有股票分红等额外激励。然而，随着泡沫经济时代结束，很多企业不仅暂停招聘，已入职员工还面临裁员风险。

为应对经济危机，90年代初日本政府决定用政府投资刺激经济。1991年11月，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的自民党总裁宫泽喜一担任第78任首相。他一上任就推出了宏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称日本政府对基建的投资增速将保持每年12%。在他短短两年任期内，日本政府累计投入超20万亿日元用于基建。

后来证明，这一时期的大量投资除了增加政府债务，效果并不理想。但对各级承接投资的政府来说，大规模基建投资就像“天上掉馅饼”，直接促使公务员工资大幅提高。上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一直在430万日元左右，而公务员平均工资从和企业职工差不多的450万日元，一度涨到600万日元左右。远超企业岗位的稳定性和逆势上涨的薪资，这是考公热出现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日本考公热背后，还有其独特政治制度这个关键因素。日本国家公务员分两类：像首相、各部大臣这些由公众选举或议会任命的重要官职，属于和公务员考试没关系的“特别职”；另一类得通过考试和晋升，也就是“一般职”。虽说叫“一般”，可一般职的权力可不一般，甚至比那些看着风光的特别职还要重要。

在通过考试入职、正常晋升的一般职体系里，最高职级是日本各省的副职，也就是次官。就拿关键的财务省来说，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内阁任命的财务大臣，但真正主导日本财政政策制定的，是从公务员体系一步步升上来的财务省事务次官。

就像2004年担任财务省事务次官的细川护熙，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通过考试进入财务省的前身大藏省，工作34年后顺利晋升到财务省事务次官，还多次代表日本政府对外公布财政政策。相比之下，当时的财务大臣古垣祯一，主要精力都放在和麻生太郎等人竞争自民党总裁上了。

在那时的日本公务员眼里，所谓特别职不过是在民众面前做做样子的，日本政府的实际权力一直都掌握在通过考试进入体系的一般职人员手里。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公务员心里，还深深影响了日本企业的运作：公务员退休后，除了拿退休金，还能轻松合法地去大企业当个顾问类职位。

还是以细川护熙为例，他在财务省事务次官任期满两年后，很快就担任了日本政府下属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副总裁，最后在这个机构总裁的位置上退休。这种退休后的转任待遇可不是只有高级公务员才有，普通公务员退休后，也能轻松在企业里谋个挂名顾问的职位，光拿工资不用承担太多责任。优厚的待遇加上核心的实权，这就是日本考公热背后的根本原因。

不过，日本考公热的消退，可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而是新世纪日本政治逻辑发生重大转变带来的。大家都知道，疯狂的基建投资根本扭转不了经济的衰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让泡沫破裂后的日本又遭受沉重打击，基建投资计划直接停滞了。从1998年开始，日本的基建投资一年比一年少，到21世纪初，政府用于基建的资金规模甚至还比不上上世纪70年代。投资减少让日本三四线城市财政困难，很多地方公务员那段时间工资大幅缩水。

但在“失去的三十年”里，工资下滑在日本社会很常见，光这一点还不足以改变大家考公的热情。真正让情况改变的，是日本公务员权力逐渐流失。这个转变的关键节点，是2009年8月31日日本第45届众议院大选。1998年成立的日本民主党打败自民党，成了第一大党还组建了内阁。

民主党执政后，有个重要举措就是削弱一般职公务员的权力和待遇。虽说民主党执政时政绩不怎么样，但对公务员体系改革可是毫不含糊：先是取消了次官会议，从那以后，各实权部门的次官不再公开聚会，而是对内阁委任的大臣负责；接着又整治退休高级公务员无俸衔去企业当顾问这种天神下凡的现象。

那些政党出身的政客大多来自政治世家，不用像普通公务员那样操心退休后的生活。对公务员体制进行改革，正好能让政党政客从公务员手里拿回权力。所以，就算民主党下台，自民党重新执政，也没停下对公务员体系的改革。最后，日本一般职公务员彻底没了以前的决策主导权，只能给政党政客执行政策。

就算高级公务员升到次官这样的高位，也不再是政策的实际制定者了。这种变化对东京大学法学院等名校毕业的学生打击最大，他们报考公务员的热情大大降低。改革后的公务员岗位，在日本和企业工作薪资差距不大，还不受《劳动基准法》保护，甚至得给政客背锅，成了普通工作。就这样从东京大学毕业生开始，日本的考公热慢慢冷却，成了现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