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上海外滩的人总爱举着手机拍那些西洋样子的老房子,可很少人知道,这些楼是十九世纪中国被逼着开埠的代价,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武汉江汉路的欧式街灯,现在成了大家爱去的地方,可它们当初是外国人在咱地盘上划出来的租界,像硬插进历史里的齿轮,一边压碎老规矩,一边又推着城市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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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人拿笔在地图上画了几道红圈,黄浦江边的田地就铺上了柏油路,天津人后来发现,租界里的下水道比自家院里还干净,武汉码头的工人听着外国工厂的汽笛,慢慢学会了用机器织布,租界像实验室,上海弄出了中国第一盏煤气灯,天津建了北方最早的电话线,武汉用混凝土堤坝压住了长江的水,可这些“先进”底下,是外国人自己管的法院,是华人进不去的公园铁门,是扛包的苦力被洋人拿皮鞭抽打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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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些被殖民者逼出来的设施,最后真成了城市的骨架,上海的外滩建筑群现在值好几个百亿,天津五大道的房子翻新一次,钱够修好几条新马路,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每逢节假日人挤人,可当年租界区的规划者压根没打算让中国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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