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解放，聂荣臻翻看敌特档案，忽然指着一个名字：把他抓起来

1949年初，大同解放，特工机关纷纷溃散，留下大批敌特档案。

某天，档案整理小组送来一批文件，聂荣臻正在翻看敌特档案，忽然指着一个名字：“把他抓起来。”

这个人是谁？为何聂荣臻点名要抓他？

轰炸突袭

事情还要从1948年说起，那一年5月18日清晨，城南庄上空的晨雾尚未散尽，村庄依旧保持着一贯的静谧。

毛主席经过整夜的文件批阅，刚刚换上睡衣，靠在木板床上闭目养神。

清晨七点刚过，聂荣臻刚端起碗准备吃早饭，一阵低沉而扎耳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

他第一反应就是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南方天际一架敌军侦察机正在城南庄上空盘旋。

聂荣臻的眉头瞬间紧锁，几步冲到院子里，向四周大声提醒：“敌机！立即进入一级防空警戒！”

话音未落，又一阵更为沉重的声响从远方逼近，那是双引擎轰炸机特有的轰鸣。

“是B-25！”聂荣臻脸色一变。

此时，轰炸机的轮廓已清晰可见，警卫连迅速冲出屋外，警报枪接连响起。

聂荣臻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冲进毛主席的房间，此刻的毛主席刚刚入睡，尚未从疲惫中恢复。

他被叫醒后，睁眼看着聂荣臻，依旧保持着淡然姿态：“不要紧，无非是扔下点钢铁嘛，正好打几把锄头。”

但窗外那逼近的轰鸣声，根本不容他继续从容，聂荣臻深吸一口气，语气急切：“主席，敌机是冲着这儿来的！必须马上撤！”

就在两人对话的瞬间，一声尖锐的啸叫划破空气，聂荣臻的心猛地一紧，毫不犹豫地示意警卫员：“担架！快！”

两名警卫员几乎是冲撞着冲进屋内，将担架抬起，毛主席被扶上担架，外头的爆炸声同时在村尾轰然炸开。

尘土扬起，碎石飞溅，聂荣臻护在担架旁，赵尔陆和其他警卫员迅速围上，顶着震耳欲聋的轰响向防空洞方向狂奔。

他们刚冲出院门，第二轮炸弹呼啸落下，巨大的爆炸在他们身后炸开，几人狼狈地将担架送入防空洞。

就在洞口合上之际，第三轮爆炸紧随其后，当最后一声轰鸣远去，只剩余音在山谷中回荡时，所有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等众人再次走出防空洞时，毛主席居住的两间土屋直接被炸成废墟，残破的木梁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聂荣臻在废墟旁蹲下，捡起一块金属碎片，冷声说：“敌人怎么会知道主席住在这两间房？”

警卫处长也沉着脸，反问：“警戒严格，没有通信外泄，但敌机来的太准了。”

“不对劲。”聂荣臻缓缓站起，眼神里带着深深的警惕，“我们内部，有叛徒。”

那天傍晚，毛主席立即被秘密转移，而聂荣臻则在油灯下展开了对所有后勤、炊事、通讯和警卫人员的重新排查。

可这样的排查如同大海捞针，调查一直没有有效的进展，直到半年多后，才终于有了线索。

档案线索

1949年春，随着大同、保定等地相继解放，特工机关纷纷溃散，留下一座座几近荒废的办公点和大量来不及转移的档案。

这些文件尘封已久，却极可能隐藏着敌人渗透、暗杀、策反的蛛丝马迹，中共方面对此高度重视，派遣专人接管敌伪机构，清查全部遗留资料。

大同城区的一座旧警署中，一批厚重的皮封档案被搬上卡车。

聂荣臻当时正主持华北军区的全面肃清工作，他亲自安排几名军情干员进驻，将各类档案按照“涉密程度”逐一分类。

就在某日清晨，负责档案整理的小组送来一批标注为“情报密档”的文件。

聂荣臻照例翻阅，并未太过在意，直到其中一份电报复写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份加密过的密令抄件，原发自1948年5月20日，落款单位为“北平特四站”。

这份电报的内容不长：“城南庄目标已定，行动指令确认，内部接头人为‘柳松’，身份：炊事班后勤，现位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行动后撤往大同待命。”

聂荣臻的手指在“柳松”两字上停住，立即唤来军区参谋处，让他们查阅1948年5月前后，所有在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担任炊事或司务人员的花名册。

几小时后，查档人带着一份登记表赶来，表上一个名字赫然映入眼帘：“刘从文，炊事班司务长，负责干部食堂与首长生活保障，常驻城南庄警卫区。”

刘从文是整个司令部中“最不起眼又最熟悉的人”：他手脚勤快、口风严、性格沉稳，日常负责的事务看似琐碎，却因接近高层而拥有极大便利。

无论是负责采买、传达物资清单，还是替首长准备饮食、接触内务路线，他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机密安排。

“‘柳松’，正是‘刘从文’！”聂荣臻顿时意识到，他们身边藏着一颗早已深埋的暗雷。

他随即命令情报部门对刘从文进行秘密监控，不出意料，在一次与接应人员的接触中，刘从文露出马脚。

他试图借外出为部队采买为由，前往太原方向接洽“旧友”，实则是与特务组织余部传递新指令，抓捕行动悄然展开，刘从文很快被逮捕。

终落法网

刘从文被捕后，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堕落的轨迹、叛变的过程，以及潜伏多年后的一连串罪行，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刘从文出身贫寒，少年时在战乱中颠沛度日，靠勤快与服从在部队后勤里谋得一席之地。

抗战结束后，生活渐趋安稳，他的心却逐渐浮动。

尤其是在阜平县王快镇开设的烟厂纳入军区管理后，他时常前往采买烟草，与烟厂经理孟建德往来频密。

孟建德已被国民党特务组织盯上并策反，他深知刘从文的弱点：嘴严，却贪小便宜；老实，却嘴馋好色；不敢惹事，却经不起半分甜头。

于是，某个午后，刘从文照例来烟厂拿货，孟建德故意将他领到偏房，一声轻咳后，一个名为“游玉香”的女子端着茶水走进屋内。

她眉眼明媚、举止温柔，与部队中那些女同志截然不同，刘从文看得眼皮直跳，连连摆手推辞她递上的烟与茶，却又忍不住多看几眼。

几轮“偶然”的交谈、几次“热情”的宴请，再加上十几块大洋悄悄塞进他衣兜里，刘从文的戒心被一点点消磨。

他从未享受过这种被人奉为“贵客”的滋味，有人伺候，有人买单，有人对他笑得温柔似水。

最终，在一次酒过三巡的饭局上，“游玉香”靠在他肩上轻声说：“刘司务长，你若帮帮我们，将来可都是一条光明路。”

刘从文的防线彻底坍塌，那晚，孟建德关上房门，将一台小型电台从床板下拖出来：“从文，只要你把司令部里的情况告诉我们，你就是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上尉谍报员。”

他沉默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将中央领导的消息告诉了孟建德，

国民党保密局从孟建德处得知“中央领导即将抵达城南庄”的消息后，立即制定暗杀方案。

孟建德向刘从文递来几包白色粉末，那是剧毒砒霜，几毫克便能致命：“你只要把它放进首长的菜里，一切就成功了。”

但他没有想到，聂荣臻早已为毛主席安排单独灶台，饭菜必须经特定人员验尝。

刘从文几次想靠近，都被守卫严严挡住，直到后来毛主席身体疲惫，需要开中药，他才嗅到机会。

他试图从贴身卫士孙振国手中接过药包，以便动手投毒，但孙振国谨记聂荣臻的叮嘱，无论如何不肯让他插手。

饭店里，刘从文几次巧施“灌酒计”，都被孙振国死死护住药包，一次次失败，让他焦躁不安，却也越发彻底落入了敌特的掌控。

眼看投毒无望，国民党特务机关转而计划轰炸，刘从文被下达新指令：悄悄确定毛主席居所，以便空军锁定目标。

这一次，他成功了，他从卫生队拿来旧玻璃瓶，夜深人静时悄悄砸碎，撒在毛主席住房左右三处隐蔽角落。

次日清晨，当敌机侦察机飞过，阳光照在玻璃碎片上，三处反光成为最耀眼的坐标，轰炸机随后而至，投下炸弹，城南庄顿时火光四起。

当爆炸声响彻村庄时，刘从文正端着汤锅，假装平静地走过院子。

但他的沉默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秋，保定、阜平敌特据点被扫荡，留存的情报电报被解放军缴获。

一封关于“柳松”（即刘从文）的密电将他推上断崖，他试图逃跑，却在夜色中被悄然带走。

审讯中，面对如山铁证，他终于崩溃，交代与孟建德、游玉香的所有联系，详细描述了投毒失败与空袭前的作案经过。

随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召开公审大会，数千名军民到场，审判长庄严宣读判词：

“刘从文、孟建德二人身为人民解放军干部，却甘心为敌充当内奸，从事反革命活动，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枪声响起，他无声倒下，而那桩差点改写国家命运的背叛，也终于，随之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