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代受辱类人物

受辱类人物，指那些在人生中遭遇祸患，背负屈辱的一类人物，他们或者因触怒天子而受到狱吏侮辱，或者被天子抛弃被俘投降，或者因贫贱被世人羞辱嘲弄，总之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悲情色彩。司马迁有感于自己的悲惨遭遇，书写汉代受辱类人物，一方面抒发了他在李陵事件后精神、情感的极大痛苦，一方面深刻总结了他们受辱的历史原因。太史公自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史记》书写汉代受辱人物，除了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惋惜，还发掘了他们身上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同时也对统治阶层恃强凌弱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司马迁总结了历史上遭受屈辱的人物案例，原文曰：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原文为郷）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依司马迁所说，除自己之外，西伯侯姬昌、秦相李斯、淮阴侯韩信、异姓王彭越和张敖、绛侯周勃、魏齐侯窦婴、河东郡守季布、颖阴侯灌婴皆为受辱类人物。

众多《史记》汉代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受辱类人物当属司马迁和韩信。司马迁是以史笔抗豪暴的孤勇者。他在《太史公自序》记述了自己的家世、生平以及修著《史记》的经过。他在《报任安书》中倾诉了自己坎坷屈辱的人生。同时，还在《史记》的书写中渗透了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渴望和对于豪暴侵凌孤弱的痛恨。

这些共同构成了《史记》中的司马迁形象，其中包括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司马迁兼具史官和士人的形象特点；二是司马迁的爱憎表达；三是司马迁的独立人格。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官身份进行了充分的确证。他追溯司马氏世代修史的家族传统，并且说明自己是子承父业继续作史官。他还明确提出在史书修撰方面的理想，即效仿孔子作《春秋》，成一家之言。他通过与壶遂的问答，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以及修撰史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肯定了史官的重要价值。《报任安书》体现司马迁的士人形象特点。他对于立身标准的认识，“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他对于君臣关系的失望也体现了他的士人精神。他肯定“士为知己者用”的君臣关系，而对“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痛愤。他忍辱偷生以求偿前辱之责，继承先秦士人的坚韧性格。

司马迁的爱憎表达，超越了世俗义利观。他同情德行美好却饱受苦难的人，伯夷、叔齐，积仁絜行而饿死，“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颜回饿死、早亡。“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并且列举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仲尼等这些世人公认有道仁人，“犹然遭此灾”，来说明人在奋斗过程中遭受苦难、忍受屈辱在所难免，不应因此而轻视那些出身寒微的有志之士。

同时司马迁也表达了对那些恃强凌弱、残忍暴虐之人的痛恨和鄙视。他斥责天道不公，“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他对现实社会中趋炎附势、拜高踩低的世俗炎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讥刺执法者庇护权贵，“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权贵犯法非但不受惩罚，反而招摇过市、富贵逸乐。他痛恨恃强凌弱者，“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仗势欺人者，必受世人的唾弃。

司马迁捍卫士人的独立人格。他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曾一心报效武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曾“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却因“诚欲效其款款之愚”触犯汉武帝的忌讳，“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这样惨痛的经历，使司马迁否定了自己曾经对汉武帝犬马之心，而认识到士人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司马迁评价鲁仲连，对其不屈于权贵的独立人格给予了极大的赞许，以此表达了自己对独立人格的肯定，“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

司马迁经历悲惨的人生遭遇后，他以人格独立的士人视角，审视汉代君臣，对帝王仁爱圣明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揭开了皇权天授的面具，书写帝王私欲、专制集权给国家、社会、百姓带来的危机和灾难。《史记》因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史学见解和历史批判性，成为史家不朽之绝唱。司马迁之含冤受辱，亦可昭雪于后世。韩信是辱死于妇人之手的汉朝第一将帅。

《史记》侧重书写韩信人生中的三个方面。第一，功勋卓著，用兵如神。司马光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韩信跟随刘邦定三秦，擒魏、取代、破赵、胁燕、击齐，灭楚，立下不世功勋。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韩信用兵如神，当世无匹。李渔评曰：“（韩信）是能以英雄豪杰之事，而合贤人君子之道者也。……‘偶然侥幸’四字，英雄豪杰之所耻也，故必欲断之于初”。所以韩信战则必胜，其胜项羽，非偶然也。第二，“淮阴”之辱。韩信少年家贫，受辱于淮阴市井无赖；天下已定，韩信被俘受械于陈，送至长安，赦其罪，被封为淮阴侯。淮阴侯非韩信之荣名，乃切齿之愤懑。

《史记》载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之后的两件事，可见其心迹：其一，韩信“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其二，刘邦与韩信论用兵，“上（刘邦）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刘邦得意之色，与市井无赖何异？淮阴是韩信人生的起点，淮阴侯成为了他人生的终点。韩信的人生始终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早年因贫贱而受辱于市井，死前受辱于帝王权术。第三，冤死于妇人之手。司马光曰：“观其（韩信）距蒯彻（蒯通）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王又朴曰：“昔鹿门、震川两先生论信非叛，其说甚明。”

《史记七篇读法》论太史公为韩信作传，传末“既叙与陈豨约反及与家臣谋，明明言其叛”，又于赞内感慨“云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且详载武涉、蒯通之说，意在申明韩信实无反心。王又朴曰：“蒯通一段，正史公最着意处，文字亦最是精神”，他从《淮阴侯列传》的结构分析了太史公详载武涉、蒯通与全文主旨的关系：首先，武涉、蒯通游说内容，点明韩信的实力、时机；其次，前文有韩信听李左车之策与后文不停武、蒯之言遥遥相对，“见信非不知计而贸贸为之也”；最后，写韩信被诛前恨不听蒯通之言，又特写捕蒯通一段作结。

梁玉绳认为，司马迁虽为直言韩信冤死，但历来读者极言韩信无反状，所谓韩信谋反“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关于韩信含冤，被诬谋反，史公故布疑云，隐真相于文中，露马脚于言外，细细读来，人皆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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