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辱类人物,指那些在人生中遭遇祸患,背负屈辱的一类人物,他们或者因触怒天子而受到狱吏侮辱,或者被天子抛弃被俘投降,或者因贫贱被世人羞辱嘲弄,总之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悲情色彩。司马迁有感于自己的悲惨遭遇,书写汉代受辱类人物,一方面抒发了他在李陵事件后精神、情感的极大痛苦,一方面深刻总结了他们受辱的历史原因。太史公自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史记》书写汉代受辱人物,除了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惋惜,还发掘了他们身上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同时也对统治阶层恃强凌弱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司马迁总结了历史上遭受屈辱的人物案例,原文曰: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原文为郷)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依司马迁所说,除自己之外,西伯侯姬昌、秦相李斯、淮阴侯韩信、异姓王彭越和张敖、绛侯周勃、魏齐侯窦婴、河东郡守季布、颖阴侯灌婴皆为受辱类人物。
众多《史记》汉代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受辱类人物当属司马迁和韩信。司马迁是以史笔抗豪暴的孤勇者。他在《太史公自序》记述了自己的家世、生平以及修著《史记》的经过。他在《报任安书》中倾诉了自己坎坷屈辱的人生。同时,还在《史记》的书写中渗透了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渴望和对于豪暴侵凌孤弱的痛恨。
这些共同构成了《史记》中的司马迁形象,其中包括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司马迁兼具史官和士人的形象特点;二是司马迁的爱憎表达;三是司马迁的独立人格。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官身份进行了充分的确证。他追溯司马氏世代修史的家族传统,并且说明自己是子承父业继续作史官。他还明确提出在史书修撰方面的理想,即效仿孔子作《春秋》,成一家之言。他通过与壶遂的问答,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以及修撰史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肯定了史官的重要价值。《报任安书》体现司马迁的士人形象特点。他对于立身标准的认识,“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他对于君臣关系的失望也体现了他的士人精神。他肯定“士为知己者用”的君臣关系,而对“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痛愤。他忍辱偷生以求偿前辱之责,继承先秦士人的坚韧性格。
司马迁的爱憎表达,超越了世俗义利观。他同情德行美好却饱受苦难的人,伯夷、叔齐,积仁絜行而饿死,“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颜回饿死、早亡。“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并且列举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仲尼等这些世人公认有道仁人,“犹然遭此灾”,来说明人在奋斗过程中遭受苦难、忍受屈辱在所难免,不应因此而轻视那些出身寒微的有志之士。
同时司马迁也表达了对那些恃强凌弱、残忍暴虐之人的痛恨和鄙视。他斥责天道不公,“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他对现实社会中趋炎附势、拜高踩低的世俗炎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讥刺执法者庇护权贵,“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权贵犯法非但不受惩罚,反而招摇过市、富贵逸乐。他痛恨恃强凌弱者,“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仗势欺人者,必受世人的唾弃。
司马迁捍卫士人的独立人格。他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曾一心报效武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曾“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却因“诚欲效其款款之愚”触犯汉武帝的忌讳,“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这样惨痛的经历,使司马迁否定了自己曾经对汉武帝犬马之心,而认识到士人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司马迁评价鲁仲连,对其不屈于权贵的独立人格给予了极大的赞许,以此表达了自己对独立人格的肯定,“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
司马迁经历悲惨的人生遭遇后,他以人格独立的士人视角,审视汉代君臣,对帝王仁爱圣明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揭开了皇权天授的面具,书写帝王私欲、专制集权给国家、社会、百姓带来的危机和灾难。《史记》因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史学见解和历史批判性,成为史家不朽之绝唱。司马迁之含冤受辱,亦可昭雪于后世。韩信是辱死于妇人之手的汉朝第一将帅。
《史记》侧重书写韩信人生中的三个方面。第一,功勋卓著,用兵如神。司马光曰:“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韩信跟随刘邦定三秦,擒魏、取代、破赵、胁燕、击齐,灭楚,立下不世功勋。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韩信用兵如神,当世无匹。李渔评曰:“(韩信)是能以英雄豪杰之事,而合贤人君子之道者也。……‘偶然侥幸’四字,英雄豪杰之所耻也,故必欲断之于初”。所以韩信战则必胜,其胜项羽,非偶然也。第二,“淮阴”之辱。韩信少年家贫,受辱于淮阴市井无赖;天下已定,韩信被俘受械于陈,送至长安,赦其罪,被封为淮阴侯。淮阴侯非韩信之荣名,乃切齿之愤懑。
《史记》载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之后的两件事,可见其心迹:其一,韩信“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其二,刘邦与韩信论用兵,“上(刘邦)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刘邦得意之色,与市井无赖何异?淮阴是韩信人生的起点,淮阴侯成为了他人生的终点。韩信的人生始终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早年因贫贱而受辱于市井,死前受辱于帝王权术。第三,冤死于妇人之手。司马光曰:“观其(韩信)距蒯彻(蒯通)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王又朴曰:“昔鹿门、震川两先生论信非叛,其说甚明。”
《史记七篇读法》论太史公为韩信作传,传末“既叙与陈豨约反及与家臣谋,明明言其叛”,又于赞内感慨“云天下已集,乃谋畔逆”,且详载武涉、蒯通之说,意在申明韩信实无反心。王又朴曰:“蒯通一段,正史公最着意处,文字亦最是精神”,他从《淮阴侯列传》的结构分析了太史公详载武涉、蒯通与全文主旨的关系:首先,武涉、蒯通游说内容,点明韩信的实力、时机;其次,前文有韩信听李左车之策与后文不停武、蒯之言遥遥相对,“见信非不知计而贸贸为之也”;最后,写韩信被诛前恨不听蒯通之言,又特写捕蒯通一段作结。
梁玉绳认为,司马迁虽为直言韩信冤死,但历来读者极言韩信无反状,所谓韩信谋反“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关于韩信含冤,被诬谋反,史公故布疑云,隐真相于文中,露马脚于言外,细细读来,人皆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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