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代不遇类人物

文人书写“不遇”可上溯到《诗经》中《邶风·柏舟》:“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毛公曰：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范祖禹注《梁惠王章句下》曰：“君臣相遇，自古以为难。孔、孟终身而不遇，盖以此耳。”士人感慨不遇，由来已久。孔子闻获麟而心哀，屈子作《离骚》遣怀。

司马迁对“不遇”深有体会，《悲士不遇赋》首句即发感慨，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他在文中对“士不遇”的悲剧进行深刻的分析，虽然简短，但情理兼备。刘志伟评子长此篇较之董仲舒《士不遇赋》更胜一筹。士人修身，志在用世。然而现实中士人的遭遇却让他感到困惑，贤良之人怀才不遇，没世无闻。司马迁怀着对无才寡德之人荣宠富贵的愤慨和讥刺，以其切身经历，指出不遇现象隐含着残酷的现实真理，即“世戾”与“才韪”之间的矛盾。

在司马迁看来，世界本就没有公平公正可言，“社会用人制度往往颠倒美恶、穷达标准”。世道艰险与个人才德的反差越大，士人的现实处境越有悲惨的可能性。势利相争，乐生恶死，好贵夷贱，是人的本性。所谓的天道公理，只是“士”们的迂阔幻想罢了。

《史记》汉代不遇类人物如贾谊、冯唐、汲黯、李广、董仲舒、司马相如等，都融入了司马迁“悲士不遇”的情慨。司马迁对汉代不遇类人物的书写，一方面着重表现他们的才干和德行，一方面探究其怀才不遇的原因。司马迁注重对这类人物与他人关系的书写，深刻的挖掘了不遇类人物仕途多舛的多重因素。他们或因损害权贵利益而遭到谗言诽谤，或因性格刚直而见怒于天子，其中有些因素非人力所能改变，因此他们的坎坷经历更加令人同情惋惜。贾谊是沉郁自悲的英才。太史公悲其之志，将贾谊与屈原合传，“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

可见，司马迁认为贾谊在文章才学和忠言直谏方面与屈原相似，而且二人的谏言都未被君主采纳，一生抑郁不得志。王闿运曰：“今仍奉屈子于忠雅楼，因并刻楚辞为屈贾文合编。……窃以为合集之始，本自唐人，而屈、贾宜合，则司马子长已有定论。”屈贾合传自司马迁始，首创此体，唐人继之，将屈贾之文集合编。赵翼《廿二史札记》曰：“《贾谊传》，《史记》与屈原同传，以其才高被谪，有似屈原，故列其《吊屈赋》《鵩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司马迁对贾谊生平的记述，重点书写了贾谊才高受谗，抑郁早夭的经历，而贾谊的政论只在《秦始皇本纪》中引了《过秦论》上篇，至于《治安策》只字未提，仅见于贾谊屡次上书中略知其事。

《屈原贾生列传》全篇共八次写贾生之才：年十八，以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闻其秀才，将其召置门下，“甚幸爱”；吴廷尉向文帝举荐贾谊，文帝召以为博士；年二十余，有应对之才，诸生以为才能不及贾谊；文帝超迁，贾谊“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汉朝后来更定的律令，“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贾谊为文帝言鬼神之事，“至夜半，文帝前席”；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贾生无辜而遭小人谗毁，“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天子后亦疏之”。《屈原贾生列传》又引《吊屈赋》《鵩鸟赋》以写贾生抑郁愤懑之情。

《史记》中贾谊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悲情色彩，他怀才不遇、遭人谗害的形象，在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堪与屈原并辔。冯唐终生以“论将帅”一事显名，有古大臣之风。《张释之冯唐列传》详细记载冯唐的仅此一事，即他与文帝论将帅。对这件事的记述，司马迁下笔力有千钧，“有味哉”。首先这件事是冯唐个性特点的集中体现，冯唐论将帅深知边将军事；激文帝以论时事，有勇有谋；救魏尚，正义直言。其次，此事是汉文帝时政治环境的真实写照，主明臣直，遂有冯唐敢于直谏；猜忌边将，信用文吏；文帝亦不免，“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

最后，司马迁用意深奥，借冯唐之事影射景帝、武帝之政。王又朴评曰：“史公盖多恢宏谲诡之词，不肯显言正论，有时以他事间文，自掩其笔墨之迹”。冯唐历文、景、武三朝，文帝朝为郎署长、车骑都尉；景帝朝为楚相，后免官；武帝朝被举荐，年老不能为官。冯唐曾直言文帝时弊，“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李长之认为，此太史公借冯唐论李陵之事。由此可见一向为世人称颂的帝王楷模——汉文帝，也不过是披上了温柔的伪装，外宽内深，用狱吏峻法，乃汉朝帝王家法。冯唐于文帝朝尚有直言匡君之功，至景帝则外任、免官，无所建树。至武帝朝，年事已高。此冯唐之仕途，虽有德才，除论将帅，“无他卓显处”。汲黯是有“憨直人心肠”的社稷之臣，是太史公笔下“最得意人”。

司马迁对汲黯为人有一段集中概括：“（汲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在司马迁看来，汲黯为人处世最大的特点就是明辨是非、正义直言。司马迁从四个方面来写汲黯的正直，性格倨傲、面折、不容人之过，性情使然；好学、游侠、内行修洁，德行使然；直谏犯颜，职责使然；平生交游，意气使然。汲黯的正直是深入骨髓的，是其最本真的性情。他与那些“面谀以得亲贵”、假公济私之人，绝然不同。

可永雪认为汲黯是司马迁笔下的理想化人物，是神圣化的人物。所谓“理想化”“神圣”指的是汲黯守正不阿、棱角分明难为世俗所容。但司马迁笔下的汲黯并非是一个完人，也不是正义的旗帜和象征。杨照称其为司马迁笔下“逆势而行的长者”。“逆势”则说明了他的艰难现实处境。司马迁将汲黯置于重重社会矛盾中，以社会矛盾作为炉火淬炼汲黯的本性。汲黯的社会关系有三类，一是与天子的关系；二是与群臣的关系；三是与百姓的关系。

汲黯与天子的关系非常紧张。汲黯曾为武帝当太子时的老师，“以庄见惮”，所以天子对他又敬又怕，汉武帝称汲黯近乎古社稷之臣；与汲黯见面，必正衣冠。天子对他既厌且疏。汲黯切谏常常触怒武帝，全文写其一次“切谏”，三次“直谏”，凡四次写“上默然”。汲黯与群臣的关系矛盾尖锐、错综复杂。淮南王欲谋反，忌惮汲黯，而寝谋。汲黯不阿贵戚，贤能若卫青者，敬重他；骄狂若田蚡者，疏远他。

宠臣如公孙弘、张汤与汲黯势如水火。汲黯当朝质责弘、汤；弘、汤阴谋，欲置汲黯于死地。与汲黯相交之臣，或伺机直言相助，如庄助；或因直谏而外放，如袁盎、灌夫、郑当时等。汲黯切谏救无辜僚属，如长安吏。汲黯体恤百姓、爱惜民力。过河南，矫诏开仓赈济贫民；为长安五百无罪之人诤谏；任东海太守、淮阳太守，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综其社会关系，汲黯政敌势强、树敌太多。他侥幸曾为武帝太子师，且出身尊贵、正直无私，遂得以苟全性命。“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汲黯得势，宾客盈门；失势，门可罗雀。太史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公观世态炎凉，悲其所遇。王夫之曰：“气矜如汲黯，名胜如贾谊，人主甚器其材，而终不显。”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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