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滑向了“内卷”的深渊，无法自拔

作者｜金敬哲 韩国首尔人，曾任职于《东京新闻》首尔分社，现为自由撰稿人。

2018年5月，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执导的《小偷家族》一举获得了最佳影片奖—金棕榈奖。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贫穷家庭不得已只能靠犯罪来维持生活的故事。

2019年5月，同样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曾经执导过惊悚悬疑片《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携新作《寄生虫》荣膺金棕榈奖。

虽然两部都是以家庭为题材的电影，但《寄生虫》与《小偷家族》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将贫穷家庭与富裕家庭的生活对比作为主题切入，用一种黑色喜剧的方式将韩国的贫富差距及内在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现在的韩国，类似电影里主人公一家生活在“半地下室”的家庭依然存在，这样的家庭也毫无疑问地被视为贫穷的象征。

到底什么是“半地下室”？简单来说，“半地下室”指的是介于地上和地下的居住空间。根据韩国住宅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室内地面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差超过了室内一半高度以上，就被视为“地下室”，如果不到一半，就被看作是“半地下室”。

与完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相比，半地下室至少还有窗户，但是这仅有的窗户也只能是一半显现在地上，一半被藏在地下。居住在半地下室的人们只能通过狭小的半扇窗户向外张望，张望着行人来来去去的脚步。

这半扇本应该是希望的窗户，带来的却是不幸。正如《寄生虫》里出现的场景，经常有酒鬼在窗户边小便，洪水来袭时这些脏污更是通过窗户灌进半地下室。

不止如此，狭小的窗户导致太阳光照射进室内的时间非常少，因此半地下的房间里往往阴暗潮湿，霉菌滋生，臭味刺鼻。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渐渐地沾染上这种气味，在《寄生虫》这部电影里，这种气味被称作“贫穷的味道”。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8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12位，大概是位居第三名的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从人均来看，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高。从联合国每年3月20日“国际幸福日”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可以发现，2019年韩国在全球156个国家中幸福指数排名第54位，比2018年排名第57位时有小幅度的上涨。

另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发表的美好生活指数（BLI）数据显示，在调查范围内的40个国家中，2014年韩国美好生活指数排名第25位，2015年排名第27位，2016年排名第28位，而在2018年的调查数据中韩国排名更是跌落到第30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好生活指数指标“工作生活平衡度”一项中，韩国排名第37位。而“共同体”（有困难时是否可以值得依靠）一项中，韩国排名倒数第一（第40名）。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院长、左派学者柳钟一曾在相关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自从20多年前韩国被金融危机侵袭之后，两极化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成为韩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两极化的问题就已经有所凸显，只不过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化，从而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在当今韩国社会中，不平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在于贫富差距所导致的阶层固化。也就是说，当前各阶层之间的移动性相对固化，机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阶层上升通道也越来越狭窄，从而形成了‘社会阶层壁垒’的局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韩国权威机构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专家们做了一项调查，2013年有75.2％的韩国人认为“不管付出多少，不管如何努力，靠自己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15年，持这种想法的韩国人上升到了81％，2017年又上升到83.4％，直到现在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见，有80％以上的韩国人可以感受得到柳钟一院长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壁垒”现象。

此外，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在2019年6月发表的《社会统合实况诊断与应对方案研究报告书》中，就韩国人如何看待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有12.5％的韩国人认为是“平等”的，59.3％认为“不平等”；“就业机会”方面，“平等”占比18.8％，“不平等”占比48.3％；“所得分配”方面，“平等”占比8.7％，“不平等”占比55.6％；“财富分配”方面，“平等”占比7.8％，“不平等”占比58.4％；“地区发展”方面，“平等”占比9％，“不平等”占比50.9％；“女性待遇”方面，“平等”占比20.2％，“不平等”占比35.5％……从以上数据，我们也可以清楚了解到韩国社会当下的状况。

研究报告中还提到，80.8％的韩国人认为，“人生如果想要成功的话，生在富裕家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66.2％的韩国人认为，“在韩国，只有通过腐败才能上升到更高阶层”。由此可见，韩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已经达到某种临界点。

众所周知，从2019年夏天以后，文在寅政府在韩国掀起了“反日”热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韩国这样的背景状况下，即使没有糅杂进“日本”这一因素，韩国民众也会由于无法忍受内部贫富差距、格差社会导致情绪失控。

以上所提到的韩国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及内在纠葛，我们都可以在韩国的现代史中寻找到答案。

1948年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大韩民国成立，此后韩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汉江奇迹”，经济得以迅速崛起。

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可谓百废待兴，直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获得统治权。在朴正熙统治韩国的18年里，政府实施高压政治，大力发展经济，韩国经济飞速增长并得到巩固。此外，在朴正熙政府的推动下，韩国在1965年不仅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还与日本达成了取代殖民地赔偿的，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的经济合作。

从朴正熙政府到全斗焕政府再到卢泰愚政府，政权更迭的30年中，韩国的经济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1953年时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仅67美元，而到了201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超过3万美元，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一跃达到世界第12位。

对比欧洲国家历经数百年的经济发展，韩国在65年间以约470倍的速度达到了欧洲水平。韩国将原本要历时数百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压缩到数十年，而这种压缩式发展同样也产生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韩国知名学者金津经曾这样解读这种压缩式发展：“如果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品尝到了欧洲300年近代化历史与发展的果实，那么，20世纪60年代后的韩国解锁这一成就仅仅用了30年。在这样的速度和疯狂发展下（或许这样说有些夸张），我们只用了30年的生物学时间，完成了300年的叙事时间，以这样可怕的速度模仿欧洲的进程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审视自己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审视。”

韩国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压缩式发展，其实质是效率化。政府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按照效率优先的方式进行分配。具体来说，财阀获得了丰厚的资金和资源后，创造了以财阀垄断市场的“韩国型体系”。其结果导致韩国虽然拥有了经济腾飞的骨架，但却再也无法孵化出像“细胞”一样的中小企业及地方企业。因此，经济无法得到良性循环，财富也渐渐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与此同时，“经济第一”“为了成功，就要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蔓延，诱使韩国人逐渐陷入扭曲的竞争主义中。

1997年年末爆发的金融危机让韩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社会的畸形状态。金融危机迫使濒临财政破产的韩国政府为了能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调解，将国家财政“主权”拱手相让。

面对如此危机，1998年2月新上任的总统金大中在就职演讲中吐露心声：

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我们的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崩溃，国家背负着巨额外债，偿还能力也捉襟见肘，每天面对偿还外债的截止日期，真的令人心急如焚。但是韩国之所以一定能够避免崩溃，是因为拥有爱国之心的各位国民团结在一起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各国的援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物价会上涨，失业率会上升，居民收入会减少，企业也可能会陆续破产，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克服这场危机。

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政府实施“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经济政策，旨在修正30多年来韩国一直存在的权钱交易、腐败以及道德沦丧等问题，这些问题也被认为是导致韩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为此，政府摒弃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积极地参与市场经济。也就是说，金大中政府决心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打造政府监管市场、民众可以依靠个人努力和能力获取报酬的良性市场机制。但事实上，金大中政府实施的仅仅是开放资本市场、放宽国家限制、国有企业民营化、激活劳动力市场活力以及实施裁员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因此，金大中政府虽然是韩国历史上的左派政权，但实际上推行的市场经济政策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还要激进，因此，金大中也常被民众戏称为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尔分店店长”。

通过金大中政府的“刮骨疗毒”，2001年8月23日，韩国提前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恢复了经济主权。但讽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打着“分担痛苦”的旗号实施的解雇制度和劳务派遣制度等激活劳动市场的政策重创了中产阶级。

大范围的裁员造成了超过400万人失业，三星、现代以及LG等业界顶级的财阀企业也废除了“新入职员工都可以顺利退休”等终身雇佣的不成文规定。另外，法律也开始允许企业雇用临时工。“88万元世代”（1988年首尔举行奥运会，当时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仅为88万日元）这一自嘲的词语一下子成为流行语。

目前，韩国就业总人数中有20％以上（其中大企业职员约占40％）是非正式员工，这种现象使劳动力问题更加严峻。金大中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能够快速治疗金融危机“急病”，但是也患上了“严重的后遗症和慢性疾病”，这种疾病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现象。

现在回想起来，韩国最近的流行语中有很多词语比以前的流行词更加具有自虐性，例如“汤匙阶级论”和“N抛世代”等。如果大家对这些词汇都了解的话，那么对韩国可谓是了如指掌了。

“汤匙阶级论”中的“汤匙”代表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出生在金汤匙家庭的人，自然是荣华富贵。相反，则是贫困的代表。

“N抛世代”是继2011年提出的“三抛世代”概念的升级版。“三抛世代”，指的是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以及低工资等社会问题，一部分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抛弃掉人生重要的3件事情：恋爱、结婚和生子。而如今，年轻一代不止将这3件事情抛弃，迫于压力不得已抛弃的事情越来越多，因此被称为“N抛世代”。

目前，日本依然维持着像泡沫经济时期一样高的就业率，但韩国还在为突破噩梦般“金融危机”时代的就业率而挣扎。因此，很多年轻人只能靠兼职或打零工的方式生活，越工作越贫困的问题日益变得严重。

即使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当公司经营不善时，也依然有被裁员的风险。因此韩国孩子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成为不用担心被裁员的公务员。当肩负着国家未来的孩子纷纷想要成为公务员时，足以见得韩国社会激烈的竞争状况。

韩国的教育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但其严峻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家长认为只有孩子考上一流的大学，毕业后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韩国的父母一步一步地将孩子逼进残酷的“教育地狱”里。

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韩国孩子的幸福指数排名一直都是倒数。韩国保健福祉部在2018年的统计中指出，韩国的小学生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评分为6.6，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分是7.6。另外，韩国的孩子与父母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只有48分钟，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是2小时30分钟。

另一方面，中年男性也非常担心被“结构性调整”，也就是被“裁员”。因此为了能够给孩子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必须要忍辱负重。而且，如果孩子长大后仍然不能够经济独立的话，还要做好继续照顾他们的准备，再加上年迈的父母，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照顾压力也非常严峻。

以儒立国的韩国向来崇尚尊老传统，所以国外常常羡慕韩国老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但现在，日趋严重的老年人贫困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在韩国，老年人的贫困率上升到了45.7％，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由于当时韩国奉行的是“经济第一”的发展政策，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都还没有完善建立起来。因此有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仍然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虽然1988年韩国就实施了国民年金制度，但当时规定只有公司职员才有资格享受。直到1999年放宽加入条件，开始允许个体工商户及国民全员加入该制度。

在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韩国，由于政府推行扭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整个社会滑向了“内卷”的深渊，无法自拔。在不久的将来，“内卷”也势必会扩散至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本书中，我将努力地还原韩国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