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以起家的真主党是如何一步步控制黎巴嫩的？

当2024年8月25日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已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袭击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又是一次虚张声势的行动。然而，真主党以袭击以色列为名义明修栈道，实则暗度陈仓，真实目的是继续掌控黎巴嫩。

真主党并非1990年结束的黎巴嫩内战的最大影响者，过去也很少有人会将真主党与黎巴嫩直接画等号。如今，身为执政联盟主要成员的真主党，却已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黎巴嫩的国家意志，其武装在黎巴嫩境内更无对手。这个诞生于反以战争中的少数教派武装，为何能在以色列的压力下茁壮成长？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念，正是真主党能在穷山恶水中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中东始终是不同教派与民族的冲突前线；但在混乱的中东内部，还有一个民族与宗教成分更复杂的国家，1943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的黎巴嫩。历史上，黎巴嫩是广大黎凡特地区的一部分，而黎凡特数千年来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锋的前沿。文明冲突让黎凡特的宗教状况极为复杂，位于黎凡特地域的黎巴嫩，更成了混乱背景下小众教派与民族的避难所。

1943年独立时，黎巴嫩内部的第一大教派是基督教分支马龙派。该教派全称马龙尼礼教会，由公元5世纪黎凡特地区的一位叙利亚教士创立，属于小众教会。黎巴嫩也是全球唯一马龙派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独立之初，马龙派仅占全国人口的32%，排名第二的是占比25%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第三则是占比22%的什叶派。除这三大族群外，黎巴嫩境内还有信奉德鲁兹派、希腊正教、希腊天主教等小众宗教的群体。

为平衡各宗教群体利益，黎巴嫩独立之初通过《民族宪章》规定了各教派的国内地位：至关重要的政府职位中，马龙派担任总统，逊尼派人士出任政府总理，什叶派则获得议会议长职务。这种安排看似平衡各方势力，现实中却导致各部门互相掣肘。而位居第一的马龙派还借总统权力，不断提升自身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地位。因此，自黎巴嫩独立之日起，不同宗教群体的矛盾便持续积累，最终引爆矛盾的导火索，是冷战中期巴以冲突的外溢。

作为以色列的北方邻国，黎巴嫩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接纳了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据统计，当时入境的巴勒斯坦难民约40万人，对于总人口仅240万的黎巴嫩而言，这一数量足以改变其政治格局。巧合的是，这40万巴勒斯坦难民基本都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因此，马龙派基督徒立即要求难民限期出境，逊尼派却持相反态度：马龙派与逊尼派本就人口比例接近，加上这批难民后，逊尼派将取代马龙派成为国内第一大族群，故逊尼派积极接纳难民；而代表巴勒斯坦难民的巴解组织也希望留在黎巴嫩，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可反攻巴勒斯坦的境外基地。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扎根，成为日后第五次中东战争的直接原因，但该组织的到来还产生了一个无人预料的结果。

在黎巴嫩，基督徒主要生活在的黎波里为中心的北方区域，穆斯林则集中在首都贝鲁特为中心的中部与南部区域。除逊尼派外，黎巴嫩中南部还有占全国人口超20%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穷困潦倒地生活在贝鲁特的城市边缘。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未直接影响北方基督徒的生活，却大量挤占了什叶派本就紧张的生存空间。什叶派对巴勒斯坦难民及黎巴嫩政府的失望，成为日后真主党诞生的直接原因。

让我们回到1975年：当黎巴嫩逊尼派与巴解组织展开合作后，基督徒深知成分复杂的黎巴嫩军队不堪大用，开始组建自己的民兵部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后贝鲁特大屠杀的主要刽子手长枪党民兵。双方均建立武装后，冲突在所难免，广义上的黎巴嫩内战于1975年爆发。此后几年，叙利亚与以色列纷纷入局，围绕首都贝鲁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老大老二打架，受伤的总是老三，巴勒斯坦难民的聚居点，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前什叶派的地盘；而在巴解组织与基督徒的战争中，基督徒摧毁巴勒斯坦难民聚居点的同时，也毁掉了什叶派的家园。

黎巴嫩内战爆发之初，饱受欺凌的什叶派发起阿迈勒运动，希望在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同时收回家园。但在内战背景下，这场运动因目标单一、政治纲领极度世俗化，显得软弱无力。很快，一些对阿迈勒运动失望的成员脱离组织，另起炉灶，他们打着消灭以色列与建立伊斯兰国家两面大旗，寄希望于通过武力结束黎巴嫩内战，这个新组织便是真主党。

真主党十分幸运，在其筹备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所有什叶派穆斯林组织都有了大靠山。为打破外交孤立，伊朗看到黎巴嫩内战中的机会，主动接触阿迈勒运动与真主党，并同时资助这两个为什叶派争取权力的组织。伊朗的资助让什叶派民兵在黎巴嫩彻底站稳脚跟。随着巴解组织陆续撤出黎巴嫩，阿迈勒运动与真主党在80年代后期成为代表黎巴嫩南部穆斯林的主要组织；巴解组织出局后，漫长的黎巴嫩内战终于走向终点。

1989年，在摩洛哥、沙特等国斡旋下，黎巴嫩各教派达成《塔伊夫协议》。协议签署后，各派别着手解散非正规民兵组织，筹备建立一支凌驾于族群之上的黎巴嫩军队。但此时，有一个民兵组织宣布不会在战后解散，这个唯一的例外便是真主党。真主党之所以有底气保留武装，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真主党占据"抵抗以色列"的大义。内战结束时，绝大多数黎巴嫩平民对以色列无好感，南部穆斯林无论教派，均视以色列为最大敌人；而真主党的活动区域恰是以色列频繁袭击与渗透的黎巴嫩南部。因此，在黎巴嫩国家军队重建前，于情于理都需要一个军事组织保卫南部。

其二，伊朗的持续支持。对伊朗而言，扶持真主党不仅有助于打破外交孤立，还能通过这一样板在中东笼络什叶派人心。自1982年真主党成立起，伊朗便是其最大支持者；80年代末，当真主党与势单力薄的阿迈勒运动分道扬镳后，伊朗减少了对阿迈勒运动的支持，将真主党视为在黎巴嫩最重要的代理人。教派分裂与仇杀的背景下，黎巴嫩什叶派认为伊朗比基督徒更可靠；而伊朗的支持不仅让真主党能维持一支规模不小的武装，还能有余力在南部什叶派社区建设社会福利体系。

其三，真主党自身极度重视制度建设。黎巴嫩内战中，阿迈勒运动、长枪党等本质上都是为短期目标聚集的准军事组织——有的服务于特定人群，有的干脆是传统政治家族的打手。但真主党不同：它以反以与建立伊斯兰国家为明确目标，眼光更为长远。内战期间，真主党通过学习左派政治书籍，完成了自身架构的重建与升级，尽管仍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却效仿列宁主义政党建立了政治局、委员制度，还构建了可渗透至黎巴嫩乡村的基层组织。这种政治架构对其他准军事组织而言，是完全的"降维打击"。因此，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未因作战目标消失而解散，反而凭借组织架构的先进性完成快速转型，顺利参与到黎巴嫩正常的政党政治中。后来的事实证明，真主党的先进架构不仅让其军事组织保持高战斗力，在政党政治中也能脱颖而出。

真主党到底从红色经典中学到了哪些经验？又如何成为如今黎巴嫩执政联盟的主要成员？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