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 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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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2025

第44录

总第87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44录 编者按

当下，西方“民粹上升”、“社会撕裂”，中国也同样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单纯追逐增长已经难以支撑社会长期稳定，“保卫社会”正在成为各国都绕不开的重要命题。

本文以历史的视角，串联起1848年欧洲革命、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衰、苏东剧变，以及日本和“四小龙”等东亚经验，提出一个清醒判断：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忽视社会弱势与中产阶层的培育，社会终将以暴力、撕裂和失序的形式“反噬”发展成果。

本文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要在中国文明逻辑下重视混合所有制，托举起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如何重构一次分配规则，真正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如何让国有与民营资本相互成就？如何真的做到让“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问题，值得政策制定者、学界与社会各界共同思考。

本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几次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讲座，将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本文为上篇。

“社会工作”听起来简单易懂，但无论是理解还是实践，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写了《政治学》，马克思写了《资本论》，但还没有同样的论述社会的著作。其实，在理论上说，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都是深深地嵌入在社会之中的，但社会又和政治、资本不同。在实践层面，社会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利益综合体，各种利益千丝万缕，互相嵌入，任何一个问题要解决起来都不容易。今天，我主要从保卫社会的角度来谈一些我的看法。

无论哪个国家，无论是经济上升期还是下行期，“保卫社会”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需要均衡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社会总是最软弱的一方，因此需要得到保护；当脆弱的社会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社会就会表现为暴力。

今天，在面临经济放缓这一大背景下，如何有效预防返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促进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领域的均衡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分析政府如何在节制和规制资本运作、维护社会基本公平正义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建议构建适应国情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以促进社会和谐与持续进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图源：新华社）

01为什么要“保卫社会”

我2011年的时候曾经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保卫社会》，是我之前很多年讨论这个重要课题的文章集成。之后每隔几年，会把新的一些文章收进去，再出一个新的版本，到今天已经出了三个版本。“保卫社会”可以说是我在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之后提出来的一个命题。1981年我在北大学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其中涉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那段历史。毕业之后迄今，尽管研究的范围变得很广，但社会领域一直是我花费最多精力去研究的。任何一个学习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学者对两件事情都不应当感到惊讶——一是欧洲1848年开启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是19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1848年革命的爆发是因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公平和不公正。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正如邓小平先生当时所说的，是因为这些政权没有能够发展经济、没有能够保护好社会所导致的。1848年革命发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1990年代苏东解体的背景是社会主义，两者都出现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作深度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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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绝对不要忘记社会发展

写作《保卫社会》一书的背景是：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但仍然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当时，被人们称为“GDP主义”的一些经济政策“看花了眼”，尽管一些政策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其他方面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被忽视了。“保卫社会”的概念就是要提醒人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要忘记社会发展。

今天，经济出现下行情况。在社会层面，经济下行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有些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低保吃紧、返贫、居民债务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老百姓与基层官员之间的对立，其中不乏一些暴力行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为大问题。如果说经济上升时期需要保卫社会，经济下行期间更需要保卫好社会。

经验地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保卫社会。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稳定与发展需要政府主动地去保护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规制资本运作，同时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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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定要被保护好，

否则暴力不可避免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欧洲会产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产生那么庞大的社会主义运动？

结论很简单，即当年处于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一切资本说了算，而社会没有被保护好。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并且非常暴力。尽管大家都谴责暴力，但暴力还是发生了。只要存在着暴力的根源，总会有人出来鼓吹暴力，暴力运动也自然会发生。这是被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

在任何社会，底层民众都是社会里面最脆弱的一个部分。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雨果等人的小说里写的劳工被剥削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暴力是当时社会弱势群体唯一可以用来争取正义的方式。在社会底层，暴力分两种——要么是自杀，要么就是去杀人。所以，社会一定要被保护好，否则暴力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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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

基本社会公平不能得到保障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既是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触动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有成效的。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这一大转型，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表现为民粹主义。尽管谁也不喜欢民粹主义，但是人们需要明白民粹主义是如何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没有被保护好，基本社会公平不能得到保障。实际上，无论是一国之内的革命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与不平等相关。不公平有两种，一种是内部各社会阶层或者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一种是外部的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内部不公平就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导致革命；而国家间的不公平经常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导致战争。如果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是内部不公平所导致，那么一战、二战就是国家间不公平所导致的。因此，保卫社会，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既有国内层面的意义，也有国际层面的意义。

1945年之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了一战和二战的教训，不仅要通过福利社会的建设保障基本社会公平，而且还要通过规章制度的建设来规范资本的运作。所以，从1945年到1980年代的这段时间是西方辉煌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对西方贡献非常大，政府干预经济，资本和政府“两条腿走路”，随着福利社会的扩大，中产阶层也随之扩张。在这段时间里，主要西方国家的中产高达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便是西方社会稳定的基础。以美国为例，1960年代出现黑人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社会运动，还发生总统被刺杀的事件，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美国社会的根本。尽管民主和共和两党有分歧，但当时的党争是有限度的，极化政治并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哪一个政党，如果要执政，那么就要诉诸这一庞大的中产阶层。

然而，1980年代以后的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根革命”有效地壮大了美国资本的力量，而弱化了政府的力量。里根革命之前，凯恩斯主义一方面壮大了福利社会，但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有效的制约。当时美国的企业税收非常高，税率可以达到90%之多，被称为“准没收型税率”。从这个角度来说，里根革命具有必然性。里根革命再次把权力还给资本，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2.0版”。里根革命之后，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管制。这一方面导向了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使社会再次成为受害者。1980年代以后的“超级全球化”为美国的资本所推动，也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大都落到了极少数人手里。美国以前称自己为“中产社会”，但是现在美国自己承认是“富豪社会”，不是百分之一的人，而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掌握了社会巨大的财富。这是今天美国民粹主义崛起和社会乱象的根源。欧洲的英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在那里发生了撒切尔革命。无论是前些年的脱欧还是今天的社会极端化，都是和社会不公平关联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英美的模式尽管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其社会发展模式不能说是成功的。

2025年10月，美国多个城市出现大规模示威，抗议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纽约、华盛顿特区、芝加哥、迈阿密及洛杉矶均有集会（图源：BBC）

不过，尽管面临巨大的社会分化，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一种完全发展导向的模式，对资本缺少有效的监管，尤其表现在高科技领域。例如，在互联网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现在还不存在任何联邦层面的监管体系，在拜登时期只出台了一条总统行政命令，特朗普回到白宫之后，立刻废除了这条总统行政命令。所以，尽管美国的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但是生产关系面临巨大的问题。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主要根源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而现在这个趋势只会强化社会不公平。没有人知道，今后美国社会向何处发展。一些美国人早就开始担心，美国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内战。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美国亿万富翁瑞·达利欧（Ray Dalio）认为，由于美国出现“异常严重的两极分化”，未来有可能陷入内战。

欧洲大陆尤其是北欧社会，在1980年以后选择了与英美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些经济体继续致力于建设高福利的社会。北欧模式到现在为止是比较成功的。但应当指出，北欧社会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因此，人们对北欧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存疑。

今天，欧洲社会也面临“向右转”，即右派政治力量整体崛起。这是今天欧洲发展不足的局面所造成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欧洲的问题是规则规制太多，企业所受束缚太多，难有作为，创新不足。或者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太先进了，反而“有效”地制约了欧洲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创新不足，导致经济发展不足。如果经济发展出现问题，那么即使是现存的福利制度也难以维持下去。福利受到影响，社会就会出现不满。今天欧洲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就是其经济出现问题的反映。

近代以来，欧洲几乎是“创新”的代名词，大多创新来自欧洲。但是今天，欧洲强国中除了德国有一些工业创新以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是德国，“工业4.0版”是德国提出来的，但“工业4.0版”并没有发生在德国，而是在美国。欧洲过于“先进”的规制导致企业没有办法做事情。欧洲现在的困境是：规则监管过度，发展不足；发展不足，导致福利社会难以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消减福利又导致社会的抵制和反抗。正如美国，也没有人知道欧洲如何逃避这样的困境。

02所有制和“保卫社会”

这里需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也是经验问题，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要“保卫社会”？一些人认为，“保卫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这是错误的认知。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社会运动，苏东社会主义社会也发生了社会运动，并且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运动更加暴力化。因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的主要是产权制度，从产权制度来分析“保卫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在发达的西欧，原始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最终促成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大转型。人们可以称西欧路线为“改良主义路线”；而另外一条发展路线是苏联路线，可以称之为“革命路线”。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成立，其经济发展路线就涉及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产权制度，即基于共有产权制度之上的计划经济。中国直到现在还受产权制度的困扰。人们总是一直在问，到底是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这个是最麻烦的问题，因为人们不同的观点很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而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任何有意义的讨论便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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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还是“公有制”？

这里的核心便是马克思关于产权制度的观点。但马克思的观点一定要放到欧洲文明中和其所处时代背景里面加以理解和思考。至少自进入近代以来，欧洲就产权与经济关系产生了两种思维。一种思维方式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思维的信仰者倾向于把所有好的东西和私有财产关联起来，认为没有私有财产，经济发展全然不可能。这种观点由亚当·史密斯正式系统性地提出，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并在当代由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延续、传承和发展，从而进化至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种思维方式也起源于近代，甚至更早一点，始于卢梭到马克思再到现在的一些受马克思经济学影响的左派经济学家。这一思维，认为所有坏事情都是由私有制财产而来。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阐述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接受了卢梭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如果不消灭私有制，人类的公平就不能实现。因此他强调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

苏联就走了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路线。尽管苏联在早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基于公有制之上的计划经济始终解决不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问题。最后，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被视为是外力（即美国）造成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苏联解体的本质是这套制度体系不符合人性，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满足不了人的需求。不是美国人推翻苏联政权的，而是苏联人民推翻苏联政权的。

我们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走了苏联经济路线，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苏联模式不符合国情，因此脱离了苏联路线。尽管改革开放前，中国也实行计划经济，但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集中度和集权度与苏联的没有任何可比性。中国实行的是分权、分散性的计划经济，而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和集权的计划经济。简单地说，苏联的计划经济集中和集权在中央政府，而中国的则分散、分权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或者说，在苏联表现在“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公有财产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在当时的中国，公有财产分布在各级政府，由各级政府所掌握和分配。

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2月26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标志着苏联解体，图为苏联人民正在进行游行（图源：美联社）

清一色的公有制导致了“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1990年代初，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就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没有能够发展经济，没有能够为老百姓提供经济利益和福利。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证明极端地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绑定是不正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混合政体是最优的政体。这一论断也适用于经济体制。经验地看，所有能够帮助实现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体制都是混合体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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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探索：混合所有制

实际上，混合所有制也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核心。传统上，中国人对产权的看法没有像欧洲人的思维那么极端，因为中国人强调的不是公有或者私有，而是两者的均衡发展。我们最早的理念就是孟子所说的“井田制”，井田制就是探讨如何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起来的制度。所谓“井田”，中间一块是公地，公地被八块私地围绕。经验地看，中国一直是一个混合经济体，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是民营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运作的领域。近代中国的企业分三类：官办、商办和官督商办。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注重这三层资本的均衡发展，只有四个时期走向了国家主义，分别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当政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阶段。这几段时间都是对此前经济危机的反映，且历史不长，差不多在践行了二三十年时间之后又恢复到了混合所有制。

所以，从文明的角度看，我们不要过度介意和重视西方的产权理论，而是要注重中国自己文明逻辑的混合所有制，不要片面地强调公有或者私有，而是要强调两者的均衡发展。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均衡得好，经济就发展得好，两者如果失衡，发展就肯定出现问题。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既要节制私人资本，也要节制国有资本，目的是实现均衡发展。我们今天左右派争论的东西都是围绕西方的理念和经验在争论，而没有真正把问题放在中国的背景里去思考。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呢？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但这不是中国文明逻辑，因为中国文明不是用私有制或是公有制来定义的经济体制的。中国一直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社会。

03亚洲的成功模式：

政府主动“保卫社会”

以上讨论的几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苏联模式，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但亚洲存在着成功的模式，就是儒家文化圈内日本及“四小龙”政府主动“保卫社会”的模式。我们是亚洲国家，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绝对不要忽视亚洲经验。日本、新加坡、韩国这些经济体是非常成功的，现在越南也在往这个方向走。2024年，世界银行再次发表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显示二战后一百多个经济体中只有三十四个经济体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在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包括了属于资源型经济体的北欧和中东地区，而真正发展得好的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从低等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

这些东亚经济体为什么会成功呢？尽管东亚经济体的转型也是实行市场经济，但亚洲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欧洲那样的充满暴力的、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政府主动作为，把中产阶层“做大做强”。而在经济起飞后的二十多年，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中产比例都跨过了50%的门槛，达到65%甚至70%。高比例的中产阶层是这些社会稳定的原因。当然，每一个经济体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做大做强”中产阶层的。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后，提出“一亿人口，一亿中产”的政策目标，并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工资倍增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台湾地区赋能中小型企业，新加坡政府的组屋政策等等都非常有利于中产的成长和壮大。韩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是一个特例，但工人运动主要是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并且韩国主要的经济基础还是在社会运动爆发前朴正熙时代打下的。在这些经济体中，一个强大的中产不仅是它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更是和平政治转型的社会基础。

中国传统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便是普遍真理。一个社会如果实现了普遍恒产，那么就是公平公正的社会。恒产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04中国社会缺失

“橄榄型”结构

就社会治理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缺失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橄榄型社会。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现象，即社会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刚刚脱离贫困阶段，还不够富裕。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5%左右甚至以上。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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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中产阶级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其它东亚经济体还要高，但迄今我们的中产还维持在总人口的30%左右（即4亿左右）。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民营企业与地方发展战略实现精准“共振”，助推中国西部迈向科技创新的技术新高地，图为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的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拍摄的自动化生产作业现场（图源：新华社）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往往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中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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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缺失的根源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建设“共同富裕”社会，并把“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实践层面，我们离这些目标还是很远。尽管我们很努力，但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产规模和收入分配有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前些年，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政策的时候，提出“三次分配”的概念，一次分配即劳动所得，二次分配即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的分配，三次分配即社会慈善事业。不过，要强调的是，在任何社会，一次分配是核心，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上实现基本社会公平，那么无论二次分配怎么做都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更不用说是三次分配了。

在一次分配领域，我们面临着几个严重的失衡。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受限。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很多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这不仅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一些央企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和少数民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国有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今天，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的大型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占用了过量的资本和金融，而中小型企业，包括各级政府所重视的专精特新企业，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中产不够强大，表明中国社会缺失自主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各种“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这里的成本非常之高之大。再者，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或者一个没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往往呈现出“零和”游戏的趋势。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独思录》

第44录（总录第87录）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或者一个没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往往呈现出“零和”游戏的趋势。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

——郑永年

《独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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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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