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妓杨翠喜值万两，李叔同为她出家，3官落马，慈禧骂祸水？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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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7年3月19日清晨，天津街头的报童举着《大公报》喊得嗓子冒烟：“号外！号外！津门名妓杨翠喜身价竟达万二千金！”

彼时的天津，是晚清北方最热闹的商埠，租界里的洋人喝着咖啡，码头上的苦力扛着货，天仙园的戏台上，18岁的杨翠喜正唱着《拾玉镯》，台下的富商、官员、文人全看呆了。

没人能想到，这个唱曲的姑娘，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把晚清官场搅得鸡飞狗跳。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位万二千金的津门名妓，看看她是如何把晚清官场搅得鸡飞狗跳的～

从被拐女童到台柱子

根据《清稗类钞・娼妓类》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的记载：杨翠喜“幼被掠，鬻于津门倡家”，关于她的早年身世，史料没有太多记载，所以至今仍有多种说法。

有的说她是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州）人，本姓陈，小名二妞，因家贫被卖。也有人说她原名金春囡，江苏人，幼年辗转被卖至津门。但可以确认的是，她幼年即被卖入天津的倡家，开始学戏。

杨翠喜最初学的是河北梆子，她天赋极高，嗓音甜润，身段婀娜，尤其擅长花旦戏。

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她14岁首次登台演出，16岁曾随师去东北演出，18岁回天津后声名大噪，被天津著名的天仙园戏园聘为台柱子，月银高达八百元，一时风头无限。她的代表剧目包括《拾玉镯》《卖胭脂》《珍珠衫》等，演出时常常座无虚席，深受观众喜爱。

她凭借出色的色艺，在天津的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清末天津卫最负盛名的女伶之一。

杨翠喜的走红，不仅在于她的美貌与技艺，更在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天津是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娱乐业兴盛，为她的崛起提供了舞台。

她的包厢里，常常聚集着富商、官员、文人，他们一边听戏，一边谈生意、论官场，杨翠喜也因此成为天津社交场合的焦点人物。

12000金的身价

1907年春天，段芝贵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杨翠喜的命运。

段芝贵是袁世凯的铁杆心腹，他想讨好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载振是农工商部尚书，手里握着官帽的分配权。

此时的段芝贵已经内定署黑龙江巡抚，但还没有明发上谕，段芝贵为了固宠，决定向载振纳贿。他并没有公开出面，而是派人在天津秘密以12000两银子（约合今天人民币600万元）赎买名伶杨翠喜，另购洋房一所、妆奁数箱，一并送入北京载振私邸。

整个交易都避开了戏园老板，由杨翠喜的假母（养母）与中间人暗室议价，12000两中约七成归杨家，三成被中间人抽头。

12000两这个数字有多惊人？

1907年，天津知府的年俸是105两，加上养廉银（补贴）也才2000两——12000两，相当于6个知府一年的收入总和。

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石（约150斤）2两银子，12000两能买6000石大米，够300户贫民吃一年了。更直白一点，当时北京四合院的价格是每间百两，12000两能买12间四合院。

可段芝贵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买的不是杨翠喜的美色，而是一场权色交易。

杨翠喜本人对此都是不知情的，她只是被当作高级礼品，可在庆王府深院中金屋藏娇不足两月，就因为御史赵启霖弹劾而连夜被退送回了天津，这也成为了清末“丁未大惨案”的导火索。

杨翠喜案：晚清官场的腐败裸奔

段芝贵的如意算盘，被御史赵启霖给打破了。

赵启霖是谁呢？他是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当官十年，没贪过一分钱。他听说段芝贵用歌妓换巡抚，气得拍桌子：这是把官场当菜市场！

1907年5月，赵启霖给慈禧写了份奏折，直指要害：

段芝贵以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夤缘得黑龙江巡抚。

慈禧看了勃然大怒，载振是庆亲王的儿子，段芝贵是袁世凯的人，这不是结党营私吗？她立刻派醇亲王载沣（光绪的弟弟）和大学士孙家鼐去天津查案。

可载振早有准备：

他把杨翠喜送到天津商人王益孙家里，伪造了一份卖契：“立卖契人杨翠喜，今将本身卖给王益孙为妾，身价银三千两，永不反悔”。

王益孙是天津有名的老实人，对着查案的人说：“我买翠喜是当妾，跟段大人没关系”。

载沣回来报告：“查无实据”。慈禧也没办法，庆亲王奕劻是她的老臣，袁世凯握着重兵，她不敢动。于是，赵启霖被革职（理由是污蔑亲贵），段芝贵被免去黑龙江巡抚，载振主动辞职（保留镇国将军爵位）。

这场大案，最终以雷声大，雨点小收尾。

可老百姓不傻。天津《大公报》里有一句最短却最狠的话

今日之案，非为段芝贵，为官场之脸皮；非为载振，为亲贵之荷包。

全国的读书人都炸了——江南的士子联名上书，奏留赵启霖，称言路既折，廉耻遂丧。

尽管民间舆论哗然，可是最终还是没能翻盘。

杨翠喜的下落

杨翠喜在1907年之后就被王益孙软禁于津，大概是在1920年离开了天津，后面就再也没有官方记录了。可民间的传说，却像春草一样，在岁月里疯长。

1.天津郊区的马太太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里，收录了一位叫马文彬的老人的回忆：他的祖父马德成是做茶叶生意的，1912年娶了个姓杨的太太。这位太太长得比戏台上的角儿还美，会唱河北梆子，尤其是《红梅阁》，唱到泉台有路招郎魂时，总能让满堂客人掉眼泪。
马老人说，祖父临终前（1945年），拉着他的手说：“你杨奶奶以前是天津的名角，得罪了大人物，所以隐姓埋名。以后要是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老人还清楚记得，小时候翻杨奶奶的箱子，见过一本《漱玉词》，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穿月白长衫的男子，清瘦，眼睛里有股子温柔，正是李叔同。

2.上海弄堂的翠姐

1915年，上海《申报》登过一篇奇人逸事：法租界吕班路的弄堂里，有个翠姐开了间小私塾，教附近的小孩读《三字经》，还教他们唱河北梆子。有个从天津来的商人认出她：这不是庆元春的杨翠喜吗？
翠姐笑着摇头：“先生认错人了，我只是喜欢唱戏”。可记者偷偷观察，发现她的抽屉里藏着一本《漱玉词》，书页上有淡淡的墨痕，正是知否？知否？的字样。
后来，有人再去寻她，私塾已经关了，门上贴了张纸条：“往事如昨，不必再寻。”

3.杭州尼庵的师太

弘一法师的弟子、画家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里写过一件事：1941年，法师在泉州养病，曾跟他说：翠喜或许在杭州的尼庵里。

法师说，有个弟子去杭州进香，看见龙井寺旁的尼庵里，有位师太，会唱《红梅阁》，唱腔跟当年的杨翠喜一模一样。师太说：“我当年也是戏子，见惯了世间的脏污，所以出了家。”
丰子恺后来去尼庵找，师太已经圆寂了。小尼说，师太临终前，手里攥着一块绣着梅花的帕子，那是李叔同当年送杨翠喜的定情物。

老达子说

杨翠喜的故事，不是红颜祸水的老套戏码，而是晚清权力腐败的标本：

如果没有段芝贵的买官，没有载振的贪心，没有慈禧的包庇，杨翠喜可能只是天仙园里唱到晚年的老艺人。

可历史没有如果。

就像李叔同说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杨翠喜的戏，唱了一辈子，可她从来没做过主角，她的戏，是权力写的，是时代写的，是封建王朝写的。

我们记住她，不是因为她是祸水，是因为她是晚清崩溃的见证者——一个歌女的命运，照出了一个王朝的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