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杨伟民、高培勇、吴卫星解读“十五五”

资料图。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11月14日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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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国际环境的机遇与挑战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趋势，沉着应对挑战，善抓机遇、化危为机。

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竞争加剧，各国对市场、资源的争夺更趋激烈。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地缘等多领域持续施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主要国家围绕技术制高点的竞争加剧。我国面临通过创新实现赶超的机遇，也存在错失技术窗口的风险。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推进，推动能源、产业乃至生活方式系统性变革，带来绿色技术、产业、服务新机遇，但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深入调整，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机制承压，区域合作与诸边协议成为规则制定新平台。国际社会对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期待上升。

面临的风险挑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围堵遏制具有全面性、长期性，迫使第三国选边站队，影响跨国公司战略布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呈现短链化、区域化等趋势，中国产业链外移压力增大，经济安全风险上升。在国际市场“两头受压”：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向高端制造迈进时，又遭遇发达经济体市场壁垒与技术封锁。

可把握的战略机遇。科技自立自强迎来新机遇。全球技术多点突破，为中国在新兴领域实现赶超提供可能。外部技术封锁倒逼自主创新，国内市场支撑技术迭代，海外高端人才引进面临窗口期。绿色转型开辟发展新赛道。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形成优势，全球绿色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业有望成为“换道超车”重要依托；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迎来机遇，随着综合国力和对外投资增强，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枢纽作用。美国国际信用下降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供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契合国际期待，有助于提升中国影响力。

面对“十五五”时期的复杂环境，我们既要正视风险，也要敏锐把握机遇。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应对能力，在化危为机中不断提升实力，主动塑造有利国际环境。

深刻领会“两个推动、一个确保”重大意义

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两个推动”，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根据目标导向原则，实现“一个确保”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根据问题导向原则，解决当下经济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动力转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十五五”时期，任务更为艰巨——2024年人均GDP约1.35万美元，需未来10年以美元计年均名义增长5%，才能在2035年实现翻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各方共识下，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为4.5%至5%。达标不仅要保持合理增速，更要扭转价格疲弱态势：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增长5.2%与名义增长4%之间的1.2个百分点差距，直接影响目标实现。目标设定遵循“上行期取下限防过热、下行期取上限激活力”原则，我国具备5%左右增长的基础条件，关键是破解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优化、治理体系完善等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型开放。

增长动力必须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十四五”以来，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87.7%降至71%，外需易受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冲击且出口量增价跌，投资贡献率难以回升至过往峰值。这一全新模式，旨在以国内循环确定性对冲国际循环风险，我国5.4亿低收入和中间偏低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就能有效消化产能；供给侧需通过创新驱动、科技自立自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消费扩大升级提供支撑。

消费拉动的核心保障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人，但五等分法下高、低收入组差距达10倍，2024年最低收入组2.8亿人月均收入约800元，消费能力受限。“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降低政府与企业尤其是金融部门占比，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高收益上缴比例，提升最低工资与养老金待遇。

“两个推动、一个确保”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抓好落地实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必将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加快完善分配制度进程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一级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将之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全会部署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几乎都与分配格局的深刻调整紧密相连。鉴于此，围绕“加快完善分配制度”可作出三点判断：紧迫性前所未有、艰巨性不容低估、虽有困难但必须推进。

紧迫性前所未有。提振内需成为当务之急。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仅为疫情前5年年均增速的一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更是财富积累的结果。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抓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是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根本之道。共同富裕目标锁定2035年，分配制度的建设窗口期仅剩10年。改革进入“双轨并重”新阶段，过去侧重收入流量调节，今天必须将流量与存量并举，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同推进。

艰巨性不容低估。中国再分配机制是较突出短板，集中体现于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大支柱，税收制度调节功能受限。全部税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来源于个人，几乎无居民财产税；90%以上税收通过企业缴纳，税负高度可转嫁，导致税前与税后基尼系数差距极小，调节贫富差距能力弱化。社保与转移支付覆盖不均。城乡二元分割与身份差异并存：国有单位正式职工享有完整保障，农村居民、非公单位及编制外人员保障有待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直接削弱再分配功能，使提振消费面临群体间需求与能力差异的复杂挑战。

优先从再分配机制入手。改革必须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为突破口，系统破解制度瓶颈。完善税收制度，构建现代直接税体系。扩大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范围；在稳定总体税负前提下，提高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以2035年为节点完成税收制度现代化。

完善社保与转移支付制度，迈向均等化与无差别。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源投向民生领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养老保险覆盖所有法定人群；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实现“无差别救助”。

完善分配制度不是简单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深刻制度变革，须聚焦关键问题，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吴卫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新时期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应深入贯彻全会精神，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提升治理效能、推进高水平开放、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宏观调控效能。健全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框架。推动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有效传导，促进货币政策由“量”向“价”转型，加强与财政政策协调，增强调控有效性。

二是深耕“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科技金融要构建适配创新的投融资模式；绿色金融应完善标准披露，提升碳市场流动性；普惠金融借助科技降本增效，扩大覆盖面；养老金融丰富产品供给，规范第三支柱；数字金融坚持创新与监管并重，筑牢风险防线。

三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培育耐心资本生态。增强资本市场包容性，更好支持科创企业成长。优化投资者结构，完善保险、社保等长期资金考核机制，畅通“募投管退”循环，营造透明法治开放的市场环境。

四是优化金融机构布局，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发挥大型金融机构压舱石作用，推动中小银行特色化、减量提质，引导政策性机构聚焦国家战略，提升保险、信托、证券等专业服务水平。

五是建设安全高效金融基础设施，夯实发展底座。推进标准建设与系统互联，提升支付清算、征信登记等整合水平，与全球标准接轨。

六是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完善商业银行激励机制，拓展高频与跨境场景，推动其从支付工具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演进。

七是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增强我国金融体系国际化水平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八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针对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健全防范化解体系，明确央地责任，保障市场稳健运行。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十五五”时期，金融系统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根本，深化改革、防控风险，全面提升竞争力与韧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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