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推动“供强需弱”转向“供需同强”

　需求侧的五个主要矛盾

尽管近年来经历多重冲击，我国经济在重要产业技术转型升级方面仍取得突破性进展，整体生产力水平与供给侧能力实现阶段性跃升，基础设施和传统工业原有优势得到巩固加强，在一系列先进技术与新兴产业领域也取得新的突破，国际竞争力与贸易结构显著提升。生产力质量与供给侧实力在许多方面已超过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所对应的发展阶段。这一新变化是观察我国未来经济走势与政策选择的重要背景。当前总供求关系中，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也是近年来供求关系的典型事实。供给增强的同时，需求相对不足，尤其是最终消费偏弱，表现为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在总供求关系中，总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实现增长更多依赖需求扩张。

二是总需求关系中，内需不足是主要矛盾。近年来外需增长对总需求的拉动率和贡献率大幅上升，反映出总需求偏弱主要源于内需不足。“十四五”前四年，外需拉动GDP年均增长0.77个百分点，远高于“十三五”期间年均0.08个百分点；同期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13.17%，也显著高于“十三五”时期的5.24%。

三是在内需的投资与消费之间，消费偏弱是主要矛盾。近年来，两者均经历较大波动与明显减速，但消费不足问题更为突出。从三大部门看，当前投资走弱主要受房地产政策调整影响，而消费偏弱除受楼市影响外，还与收入分配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相关。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大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投资率则显著偏高。消费率持续走低使矛盾进一步凸显。此外，政策调控在应对投资不足与消费偏弱方面，存在工具与经验的不对称性。

四是在总消费内部，居民消费偏弱是主要矛盾。这一点在长期和近期均有体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较G20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2010年差距最大时，居民消费率相差24.2个百分点。

五是在居民商品与服务消费中，服务消费偏弱是主要矛盾。教育、医疗、住房等服务消费问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滞后有关。

产生上述系统性矛盾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如疫情的持续影响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我国公共资源“赶超型”配置方式的深层影响。

我国公共部门掌握较大规模经济资源，与实现赶超目标相一致，其配置长期侧重于投资与发展，推动科技与生产力进步，而用于民生与居民消费的比例相对较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赶超型配置方式容易伴随最终消费偏弱的问题，通常需借助增加投资、去产能、扩大出口等调控手段以维持宏观供求平衡。一方面，赶超提速与供给增强，使消费相对偏弱的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上述三类调控手段面临空间收窄与实施难度加大的限制。为实现供求匹配的高质量增长，有必要对赶超型公共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优化调整。

新形势为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新机遇

供给增强与消费偏弱的局面，为通过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了现实契机。实现科技与生产力赶超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使我国首次具备条件将部分公共资源从扩大供给有序转向支持民生消费。这不仅不会拖累后续供给侧赶超，反而有助于统筹内外平衡、推进共同富裕、提升国内大循环、建设统一大市场等多重目标，使供给侧赶超进程更稳健、更有序推进。

新形势下改革调整的选择边界发生显著变化，一些过去难推进、难平衡、无法改革的领域，客观上已成为可改、应改、亟须推进的议程。需求不足与消费偏弱不仅是短期或周期性问题，更具有全局性、结构性与体制性特征。“十五五”时期有必要在持续聚焦创新驱动和提质增效的同时，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战略目标之一加以规划。通过一至两个五年规划期的努力，综合施策，将我国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提升5-10个百分点，推动经济增长从“供强需弱”转向“供需同强”，在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同时，逐步构建规模超大、与供给能力合理匹配的消费大国。

为实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我国公共资源配置长期优先投资于供给端，取得巨大成就。但在赶超目标取得显著进展的背景下，最终消费偏弱已成为制约增长的关键因素。

新形势为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新机遇。应在保持必要投资力度、支持供给侧追赶与制造业强国建设的同时，增加民生支出，大力提振消费，构建规模超大且与供给能力合理匹配的国内消费市场，为实现2035年初步现代化目标创造必要条件。

　提振消费的着力点

提振消费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逐步适度调整公共资源侧重于供给端的配置方式，提振最终消费、扩大内需、促进供求平衡。更有效激励市场主体创新，持续推动科技与产业供给侧追赶；优化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从偏重招商引资转向供给与消费、生产与民生并重；调整公共资源支出结构，提高民生支出比例，实质性提升居民消费、改善供求平衡。

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实现新突破，带动相关领域系统性改革：扩大中央财政事权范围，提升农民工等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和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较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

三、推动现代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完善经济治理基本制度架构：在2018年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改革基础上继续拓展，提高中央对具有普遍外溢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分担比例；进一步推进税制结构调整，优化激励、扩大地方税源；在户籍与农地改革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试点与立法进程。

四、在户籍、农地、小产权房等领域推动改革突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条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壁垒对消费的抑制；探索宅基地“同地同权”改革新路径，增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并扩大地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调节能力。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教授主要研究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发展等领域问题，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回报率、产能过剩、就业转型、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