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猎手：萨拉热窝的平民活体“狩猎”与迟到三十年的质问

这不是某个反人类惊悚片的剧本，而是一桩正在意大利米兰被严肃重启的时隔三十年司法调查：在战火纷飞的欧洲城市里，进行一场真实的人类狩猎。

指控的核心，指向一种几乎无法用常理丈量的邪恶：在1990年代那场长达1,425天、被称为“现代欧洲史上最长”的萨拉热窝围城战中，当平民冒着枪林弹雨穿行街道时，一群据称来自来自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等国的“富豪游客”，竟然支付了巨额金钱给围城的塞族军队购买娱乐项目。

他们购买的“服务”，是换取一支狙击步枪和一处制高点，亲手射杀在城市废墟中挣扎求生的平民。

目的，仅仅是“为了好玩”。

这个近乎都市传说的恐怖故事，如今正由米兰检察官亚历山德罗·戈比（Alessandro Gobbi）主导调查。

这起调查试图撕开的不再是常规的意识形态冲突或领土争夺，而是人类战争罪行中最黑暗、最病态的一页：一种将生命彻底“物化”和“娱乐化”的“死亡旅游”。

地狱的日常：狙击手的恐怖政治

要理解这项指控的重量，我们必须重访那个把“狙击手胡同”变成了日常词汇的地狱。

萨拉热窝坐落在一个盆地中，四周环山的地形这使其成为围城战的完美陷阱，而彼时围困该城的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占据了制高点，将整座城市变成了他们的射击场。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对抗；正如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在对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等人的判决中所认定的那样，这是一场蓄意的、旨在“恐吓平民”的运动。

狙击手的目标是随机且残酷的：去打水的妇女、玩耍的儿童、骑自行车的少年、甚至只是在公寓窗边一闪而过的人影。在这场围困中，超过11,000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惊人的1,600多名儿童。几乎每10名遇难儿童中，就有1人死于狙击手。

在这种无休止的随机杀戮中，诞生了被称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波什科（Boško Brkić）和阿德米拉（Admira Ismić）的著名悲剧：

1993年5月，这对塞尔维亚族和波斯尼亚克族的跨族情侣试图携手逃离城市，却在弗尔巴尼亚桥上被狙击手双双射杀，而他们的尸体则在“无人区”相拥数日。

从都市传说到刑事诉讼

“萨拉热窝狩猎之旅”在战时和战后一直以“都市传说”的形式流传，但始终缺乏法律层面上的实证；然而近年来的两股力量，却将这一传闻最终推向了意大利的司法系统。

第一个转折点，来自2022年斯洛文尼亚导演米兰·祖帕尼奇（Miran Zupanič）的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这部影片第一次将这个近乎都市传说的恐怖流言以严肃影像调查的形式推到了公众面前，其核心证据来自几位关键的匿名证人，包括一名自称的前塞族士兵和一名所谓的“承包商”。影片中的证词虽然隐去了身份，但其内容的具体性和内部视角都直指当年确凿无疑存在这种令人发指的“死亡旅游”，为这个流传已久的传闻赋予了令人不安的实质性分量。

第二个关键推动者是萨拉热窝前市长本杰米娜·卡里奇（Benjamina Karic）。卡里奇在战时还是个孩子，她深受2022年纪录片的触动，于同年向波斯尼亚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了刑事诉状。然而，至今仍因战争遗留问题和政治分裂而近乎瘫痪的波斯尼亚司法系统最终搁置了此案。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意大利作家兼记者埃齐奥·加瓦泽尼（Ezio Gavazzeni）接过了火炬。他声称自1990年代起就在意大利媒体上读到过相关报道，并与前著名法官吉多·萨尔维尼（Guido Salvini）合作，收集了新的证据和证词，最终在2025年年中向米兰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份长达17页的刑事控告。

加瓦泽尼的指控是具体而骇人听闻的：一群富裕的“游客”，据称来自意大利、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通过设在的里雅斯特的渠道飞往贝尔格莱德，然后由塞尔维亚安全部门的人员（据称与后被判战争罪的乔维察·斯塔尼希奇有关）接应，护送到萨拉热窝周边的塞族阵地。

据意大利媒体ANSA和《共和国报》报道，这份“价目表”将儿童定为最昂贵的目标，其次是妇女，然后是男性，而射杀老人据称是“免费”的；一次“周末狩猎”的费用可能高达8万至10万欧元。

历史尘埃中的回响

米兰的调查并非建立在虚空之上。事实上，这些指控的碎片早已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是一直未能拼凑成完整的图像。

ICTY前发言人弗洛伦斯·哈特曼（Florence Hartmann）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坦承，检察官办公室“知道”所谓的“死亡旅游远征”，但“不知道它是如何组织的”。

最直观的证据，或许来自美国消防员约翰·乔丹（John Jordan）在2007年ICTY对塞族指挥官德拉戈米尔·米洛舍维奇（Dragomir Milosevic）审判中的证词。乔丹作证说，他曾在塞族阵地上看到过一些“外国人”，他们的装备和行为举止与当地士兵格格不入。

“当你看到一个家伙拿着一把看起来更像是在（德国）黑森林里猎野猪的武器，而不是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城市作战的武器时，”乔丹说，“当你看到他笨拙地在废墟中移动，明显是个新手时，你知道，如果它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它就是只鸭子。”

此外，还有俄罗斯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在卡拉季奇陪同下，在萨拉热窝山头用机枪向城市扫射的著名争议性视频。尽管利莫诺夫并非“付费游客”，但这一事件依然赤裸裸地展示了萨拉热窝将针对平民的暴力“奇观化”和“名人化”的病态现实，令人不寒而栗。

司法的黑洞与最后的希望

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米兰？为什么在三十年后？

答案在于巴尔干地区至今未能愈合的司法“黑洞”。

ICTY虽然成功起诉了卡拉季奇和米洛舍维奇等高级别指挥官，认定他们对“恐怖运动”负有指挥责任，但讽刺的是，没有一个单独的狙击手因为在萨拉热窝射杀平民而受到波斯尼亚或国际法庭的起诉。

波斯尼亚本国的司法系统不堪重负，根据其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的数据，仍有超过3200起战争罪案件悬而未决，其中超过2900起的绝大多数甚至还处于“初始阶段”；更何况许多嫌疑人还居住在拒绝引渡本国公民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至于塞尔维亚，正如加瓦泽尼所言，该国法院认定这件事纯属“都市传说”。

因此，米兰的调查几乎是最后的一搏，它绕开了巴尔干地区复杂的政治和民族纠葛，试图利用普遍管辖权来追究这些“幽灵猎手”的个人责任，但这一尝试的成功可能性依然尚未可知。

但无论最终成功与否，在证据链已然脆弱不堪的三十年后，这起调查的真正分量或许不在于最终能将多少人绳之以法，而在于它迫使人类直视一个更深的深渊：

在战争的极端失序中，人类的道德底线可以被拉得多低？

如果指控属实，萨拉热窝不仅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更是一个被贩卖的“猎场”，那里的居民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是某种变态消费体验的“商品”。

这已经不仅仅关于萨拉热窝，更是对全人类底线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