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参与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任知恕）

任知恕，1924年生于北京，1947年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50年到杭州市政府工作，1952年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1958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负责教学管理工作，1982—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亲历了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人员调入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办和南迁等一系列人事和教育工作。

我祖籍河南巩县，1924年生于北京。因为抗战逃难，1938年我插班到重庆南开中学，在那儿念初二，1943年毕业时同时考上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同济大学3所大学，最后被保送去了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1947年大学毕业，考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兼助教。

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那时候研究所同学很少，包括我在内，研究生总共只有5个人（还包括一位旁听生）。其中，我跟李文铸（后来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两人共一个助教名额，平时带点辅导课和实验课，发了工资我们俩平分。

我的导师是王淦昌教授，他希望我用云雾室做基本粒子研究。因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介子质量测量的，那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文献调查，或者说读书报告。当时我们参加学生运动，并不把学问看得很重，而把革命看得最高，认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是最急迫的任务。于是，1948年念研究生2年级时，我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解放后我才知道，浙大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是物理系的另一位助教许良英，在同一个小组的还有朱兆祥（后来曾任宁波大学首任校长）和过兴先（后来曾任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但当时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因为地下工作非常秘密。

作为技术干部“归队”

中国科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杭州市。这年夏天，受浙江大学军管小组的委派，我和军管会的詹卓同志去金华接收了英士大学，把它并入浙江大学。1950年，我被正式调到杭州市政府。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后来任杭州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1952年11月，我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

所谓技术归队，指的是，以前上过大学（不管念没念完），有科学、专业技术知识的干部，调回科学、工业、教育、卫生等部门去工作。以前，为了革命，他们中有很多人放弃了专业；现在，国家进入了建设阶段，非常缺乏科技人才，急需他们返回技术岗位上去。大概从1952年起，中央组织部开始筹备这件事。那时，大学、工业、科学研究等部门，特别缺乏党员干部。当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单位只有1个总支部、3个支部，有的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党员，所以，党在科学院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们这样的“技术干部”一归队，就把党的关系带过去了。

我到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报到时，考虑到我的科学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地下党员身份，人事处处长张庆林（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去了）说：“你别去所里了，就留在这儿吧。”虽然这样的安排与我最初的想法不一致，我原以为是要去物理研究所或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我并不了解人事工作有哪些具体内容，只是觉得这类工作更重要，既然党组织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也就欣然服从分配。

为中国科学院调入

大量党员干部

1952-1953年时，科学院还只有一个人事处。这个处管的事很多，包括干部、人事、教育、保卫工作等。我被安排到专管调人、分配、调整工作的调配组（组长先后为周超和靳尚谦）。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适合到科学院工作的人，不管是自己知道的，还是人家推荐的，只要有信息，就由各所打报告来，让我们跟他们的所在单位商量，希望把他们调到科学院来工作，这叫“商调”。有的则需上报人事部去“请调”。其所在单位一般都支持，而被调的人也普遍服从组织分配。

我到人事处所承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1953年初和肖金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曲阜，到九兵团后方留守处接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伤愈出院准备转业的有文化的干部。这项工作的开展与陈毅有关。科学院成立时间不长，院领导感觉各个研究所的党员骨干实在太少，就去找陈毅同志要人。陈毅很支持，1952年夏天就谈好，由九兵团给我们支援一些待转业的团营级干部。在十六七位团营级干部到了科学院之后，兵团留守处又表示，还可以给我们一些连排级干部。这些人在政治上都很好，我们要的无非是有点文化的，当然乐意接收。可他们之中还有些不太愿意来，就需要我们做动员。我们去山东1个月，共挑选了30多位连、排、班级转业军人。来院之后，那些团营级干部大都被分到各所做人事干事，党的工作也就由他们带过去了，后来他们大多成了办公室主任，或行政副所长。其中有一位叫奚彬的同志被分到北京植物园，还管过到那里劳动的末代皇帝溥仪。

1953年3月，处里派我与何文旭到上海办事处，办一个实验员的培训班。那时候科学院很缺人，又要求政治上好，所以进来做实验员的大都是部队的转业军人。他们既缺科学知识，又少基本技能。我们在研究所里请了三四位研究实习员（有阮莲三、翟其慧、刘惠等）给这几十个学员讲课，教他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胡永畅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我们也请他来做过报告。到5月份，这个班基本结束，学员们被分到上海各所。這是科学院第一次办培训班。班刚办完，正好吴有训副院长带队到上海考察工作，我就并入该队。

在上海工作时，人事处还派我和肖金同志一起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赵卓同志把王仲良、李学勤这两位比较高级的干部调到了上海办事处。王仲良（1899-1974年），原为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参见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载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5）]。甄别清楚后，王仲良被科学院争取过来（可能也是通过陈毅同志争取到的），到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后在上海分院任党委书记。他的政治水平很高。李学勤（1917—2008年）曾任华东后备兵团参谋长，也被调到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后来到了冶金研究所。

不久，处里又派我到福建去接收技术归队干部。那次调了好几位归队干部到科学院来，武汉水生物所的刘浴沂（后来曾任科学院武汉分院教育处处长）就是那次调过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在1952-1954年，我们商调了上百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科学院来。再后来，各单位都需要人才，就难以调到了。

19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

人事部门

1953年，科学院给中央写报告，提出把人事处改为人事局。这个报告中有一句话：另增设人事局，加强对科技干部的管理、审查、使用和培养工作。原属于办公厅的人事处撤销。这里有一个改变，就是将培养工作也纳入其中了。1954年，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新设的人事局局长是郁文，副局长是武雨琴，我则担任人事局秘书。局里设干部行政处、干部管理处、教育处、档案处（管保卫工作，因当时科学家对保卫比较忌讳，故用此名），教育处处长是李声簧。

1953年夏，人事处还由办公厅主任秦力生管。他曾派我和黄宗甄一起到天津去接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华侨学生。共接收了3位，1位（李芥春）去化学所工作，另2位去行政管理局工作。从1953年起，人事处还负责将每年分配来院的约100名大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入院教育。请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来做报告，介绍科学院的情况及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学习时间不长，大约3-5天，然后他们就被分到各所去做研究实习员。这项工作我主持了几年。

1954年设立的人事局存在时间不长，1955年又分为干部局和干部培养局（陈泽、李声簧分别为正、副局长，下设3个处、2个教研室，其中研究生处处长叫袁天钧）。我留在了干部局做局务秘书，当时郁文同志任局长。因为局务秘书的身份，我参加过很多局里的会议。现在翻干部局那个时候的档案，里面的很多会议记录、文件草案、公文稿等有我的笔迹。

我在干部局大约做了两年的局务秘书，1956年11月调到干部局新设的组织处做副处长。组织处负责联络各地的分院，等于是分院工作处。那时候在外地的研究所的工作，业务方面由学部管，党的工作由地方管，政治领导、后勤服务由分院管。分院通过我们与院部联系，院部则通过我们管理分院及各所的重大事务。记得当时曾开过一次分院工作会议，一些分散的研究所，如青岛海洋所、贵阳地化所、山西煤化所，因上面没有分院，便直接跟我们联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受到了一些批判。当时，科学院组织了1000多人下放到河北藁城、元氏、井陉、建屏4个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下放是由干部局组织的，局里派我去石家庄河北省委商谈有关事宜。然后，我就留在建屏县的一个区里任区队长，管我们那个区的下放干部。本来说是劳动一年，结果，1958年8月初就调我和其他一小批人提前回来，说要去筹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来郁文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因为我跟他很熟，他就想调我去。但院干部局一度不放我走，到1958年10月7日，我才去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报到，那时已开学两星期了。

至于为何要办中国科技大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分配大学毕业生，国防部门要提前選，高等院校要自己留，最优秀的人才很难分到我们科学院。后来我们就跟大学商量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拔尖的学生，一三五归谁，二四六归谁。可大家都争好学生，那差一些的学生怎么办？也要搭配一些。这就导致不少科学家觉得分配来的学生用起来不顺手。为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院党组便采纳了这些科学家的建议，决定自己办大学培养尖端科技人才。报告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得到了批准。

1958年6月筹备工作开始，而8月份全国统一招生就已经结束了，我们没赶上，院里就派干部到全国各地去招生，招到了1603位学生。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技大学）正式开学。教师不够，“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没有校舍，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原中央党校在玉泉路的二部让给我们；没有学生宿舍，隔壁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借给我们；家具不够，商业部调给我们。就这样，短短3个月创办了一所大学，假如没有科学院各单位及其他单位的支持，没有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是不可能办成的。

科技大学创办之后，才开始盖楼，这其中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重视科学院，中央让北京市把现在盖奥运主会场的地方给了科学院，让科学院到北京的中轴线上去发展，把科学的宫殿盖在那里。科学院让科技大学先盖，因科技大学没有永久校址。科技大学决定先盖配有实验室的物理教研室大楼，并马上请设计院设计好。可很快国家就进入了“困难时期”，工程陷入停滞，几年后才把房子盖好。此时国家已进入“调整”阶段，这栋楼又被调整给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地理研究所等机构使用，并被取名为917大楼。

创办科技大学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不赞成的。因为假如没有科技大学，他们有些高年级学生就会到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来实习或做毕业论文，提高培养质量。有了科技大学，他们学生来的机会就少了。因此，中宣部曾提出要注意科学院与北大的协作问题。

科技大学创办后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学生老师都不上课，都在校园内外挖坑，用土法炼钢，或在校办工厂及各系自办的小工厂里劳动，一直到1958年12月才开始上课。我一到科技大学，就被分配到炼钢办公室（后来改称为勤工俭学办公室）当副主任。那时候的学生很简单也很可爱。原子核物理系的四五十位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去请愿，说我们要造原子堆、原子弹。力学系一群学生制造小火箭，还闹出了事故——装炸药的那位女生把手指头给炸掉了。这些都是“大跃进”和“教育革命”运动的影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当时国家的教育方针。所以大家都要去劳动，并通过劳动改造思想。

虽然处在这样一种“极左”的大氛围中，科技大学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因为科学院办这所学校目的是培养科学家，希望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赶超西方先进水平。院领导和老科学家们当然知道，不读书，不刻苦钻研，不打好基础，是成不了科学家的。所以，科技大学的课程非常重，务求把基础打扎实。而且，基础课之类全都是著名科学家来讲。例如，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是由吴有训、严济慈、张文裕、钱临照等人来讲的；数学方面的课程，是由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等人来讲的。阵营之强，无与伦比。这些大家、学部委员讲起课来非常认真，同学们学习起来也极其刻苦，晚上教学楼、图书馆总是灯火通明，一些教室甚至通宵都不熄灯，熬夜的学生还未去睡觉，赶早的学生又过来了。所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

由于师资力量强大、教学理念突出，而且办的又都是新兴的“理工结合”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技术物理、化学物理、物理热工、生物物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化学等，科技大学很快就赢得了声誉。1959年科技大学参与了全国统一招生，录取线跟清华、北大一个级别，属第一批调档院校。那年我到杭州去招过生。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把子女送过来，比如谭震林就把女儿送了过来，陈毅也把儿子送了过来。领导干部的子女也都是参加统考进来的，没什么特殊。不过后来因为看到我们的校舍实在太破，他们中有一些就转到哈军工去了。1959年我们招的1400多名学生，个个都是好苗子，非常整齐。我们能招到好学生，能培养好学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的来源就不缺了。同时，也能为其他单位输送大批优秀人才。

過了3年，科技大学有了高年级，为推行“所系结合”，决定干脆到中关村去创办一个分部，并让高年级的同学在学习期间就能到研究所去实习，做毕业论文。我当时做教务处副处长，于1961年4月被派到中关村筹办科技大学一分部，管理教学工作。一分部设了一个教学办公室，主任由我兼任。那时科技大学还没有毕业生，只是把大部分系的高年级学生迁了过去（不是所有的系，如应用数学系等系不需要到研究所做实验，它们的学生就没有过去）。到中关村之后，学生受到了很好的培养，我当时就说，学生还可以受到科学家的熏陶。

关于科技大学的发展，当时内部有两种意见。我们的教务长，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希望科技大学独立出来，而我和几位系里的助理们则坚决支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一旦离开科学院，科技大学就没有优势了，特别是在建校不久、羽毛未丰的时候。

1963年夏，政治运动又来了——要去搞“四清”。我被安排去北京市南苑公社，到1965年1月才回来。回来后，我仍到一分部，添加了管研究生的工作——都是科学院的研究生，因为科技大学刚刚有自己的毕业生，本身的研究生非常少，不过是个位数。

建立科学院研究生院

科学院最初只接受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而且数量很少。当时研究室的人员大致是有比例的，我们人事部门提出，高、中、低职称人员的指导比例为1：2：5，即1个科学家带2个助手，下面再配5个研究实习员。虽未实行导师制，但研究室主要的科学家实际即室内研究实习员的导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有时并不融洽。这主要是因为分配来的研究实习员并不一定适合做研究，能做研究的又未必喜欢某位老师的课题。虽然他们到研究所之后还可以作一些微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从一个研究室转到另一个研究室——但学生和导师之间基本上未经相互挑选，有点像包办婚姻。

考虑到研究实习员制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1956年后，科学院开始招考研究生。他们有研究兴趣，报考之前对导师已有所了解，受到的基础训练也比较扎实，从长远看，其发展潜力应当比研究实习员要大。当时研究生分两种，一种是在社会上招考的，还有一种是在职研究生，两种加到一起，数量仍不大，在北京每年也就100多人。因为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少，科学院一个科学家至多只招收几个学生。我们干部局管报考人员的政治审查，而业务考察则归研究所和导师负责。如果我们觉得考生政治上不合格，就会去说服导师不予录取；若业务考察不太合格，因特殊关系，研究所和导师一定要录取，我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1964年秋，科学院的研究生被集中到一分部成立研究生院，由我们负责公共课程的教学和生活管理。业务教学归各研究所负责，我们只管政治—哲学和外语教学以及体育课程，分别设有政治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我们共开了5门外语课，因为除英语外，还有人需要学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这跟我以前在浙江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不一样，那时我们没有外语和政治这两门课程。因为上大学时专业课程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同时德语被作为第二门必修的外语，所以外语我们在大学时就已经过关了。我们也没有政治课。中学时我们有公民课，大学里有三民主义课（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根本看不起这门课，不怎么听讲，老师也照样给及格），研究生阶段就没有这类课程了。我们要上的只有业务课。

如果说我有点教育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1965年秋，我对新招的130余名研究生进行了英文测验，根据水平的高低，将他们分成4个班，每班30多人，配备不同的教师，运用不同的教材进行训练。英文好的，3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所里去跟其导师做研究，不勉强他们学完一个学期或更长的时间。每个班还配备了一名政治指导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分别为徐芳玉、邹彦、孟广滨、蒋淮渭。我经常去找这几位老师研究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

我担任一分部领导小组长一直到“文革”时，后来“革命群众”造反，我被当成“走资派”加以批斗。记得当时有一屋子的研究生斗我。研究生还比较讲理，假如遇到中学生那就糟了，大学生可能也让人受不了。我带了一大摞工作笔记，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侃侃而谈，于是他们就喊打倒我的口号。不久我就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后来又被转到校本部，跟刘达、武汝扬等校领导关在一个专政队里，每月15元生活费，仅够吃饭，自由受限制，除了排着队出去打饭，其他时间都处于被关状态。直到1969年，我才被从专政队里放了出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后，科技大学被迫南迁安徽，我也就跟着去了合肥。

南迁是科学院当时的负责人刘西尧来动员的。为什么科技大学最终会在合肥安定下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迁移地较好，搬得比较彻底。当时其他高校的迁移地大多不合适，搬得也不彻底，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迁到江西鲤鱼洲这个血吸虫疫区，北京农业大学被迁到陕北的山沟沟，根本无法久呆，最后不得不搬回来。而科技大学不是这样。真是机缘巧合，当时北京市修第一条地铁，由于没有构盾机等现代化机械，采用的是挖开回填的方式，所选择的线路经过玉泉路科技大学大门口，而到科技大学“支左”的部队正是修地铁的铁道兵。他们就修了一段铁路支线到我们学校的东门边，并调动大量车皮，把科技大学的仪器设备、图书等在校内装箱，一股脑儿运到了安徽。学校的教员也基本都去了，北京只设一个留守处。去安徽哪里呢？当时曾经考察过宣城，后来看那里不行，又说可以到安庆。安庆表示欢迎，我们在1969年冬搬去了一小部分教职员工，可那儿提供的地方只有一座四层楼，实在太小，而且安庆不生暖气，冬天特别冷，北方人实在不适应，就又迁到了合肥。当时在安徽主政的是李德生同志。他很有魄力，硬是决定把合肥师范学院迁到芜湖，腾出一套完整的校舍给科技大学。该校南边有个火车站（七里站），离学校只有几里路。就这样，通过铁路，我们把设备、图书、人员等都搬了过去。相对于北大、农大等学校，我们受到的磨难较小，可是后来他们能迁回北京，而我们却回不来了。

学校搬到合肥后，只留了少部分人守着校舍，其他大部分人都去了“五七干校”，分布在三四处地方。我去的是安徽寿县堰口的校办农场，那儿约有千亩稻田。我们在那自己盖房子，种稻子。一直到1971年9月，我才被调回合肥，当学校教育革命组副组长。此时科技大学已经恢复了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大概是两年，不会超过3年，因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嘛。从1971年下半年到1976年下半年，工农兵学员共招收了6届。刚开始时还进行过测试，但那只是稍微起一点参考作用，靠的主要是组织和群众推荐。学员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我们得先花上一年时间将他们补到高中水平，然后再上大学课程。

“文革”后高等教育

拨乱反正的先锋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对中国科技大学非常重视，让它充当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先锋。科学院召开两次工作会议，对科技大学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包括恢复校长制、恢复长学制（恢复到5年）、加强基础课（3年打基础），等等。为什么让科技大学打头阵呢？因为教育部本身是重灾区，所属高校一时难以恢复正常秩序，而科技大学是科学院管的，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一点。当时别的高校都向科技大学学习。有很多人到这来取经，也有邀请我们去传授经验的，我曾随副校长马西林应邀去过华中工学院。改革措施中还有一条，让我们恢复全国招生。后来我们说不行，一个学校在全国招生很困难，就不带这个头了。后来中央也表示谅解。所以1977年的招生是跟1978年的一起来招的。我们的生源很好，搬到合肥去后仍是兢兢业业办教育，加上政治上比较强，学风也比较好，所以还能维持高水平。

方毅任科学院院长时很爱才，到处发现人才，但也有走眼的时候。有一位青年肉眼能发现新星，叫段元星，送到科技大学（通过北京天文台）；一位青年脑子算得比计算机还快，叫史丰收，送到科技大学；还有一位青年发现南美洲的地图能和非洲地图拼凑到一起，叫李维度，也送到科技大学。我当时管教学，就非常担心：这3个人只有初中或一般高中的文化水平，跟科技大学个个拔尖的学生有很大的差距，怎能一起上课呢？后来他们3位确实令我们教研室的教员伤透了脑筋。他们很会造反、善于告状，说这个老师不行，那个老师不行，不知道是自己的基礎不行。后来教员们找到我，我说也不能把他们除名，只好尽力吧。还有1978年开办的少年班，第一期有位叫宁铂的，13岁上大学，第二期又来个谢彦波，11岁上大学，写黑板都需要站凳子。他们基础还可以，倒是能上。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有一段时间全国许多高校都办少年班，办了十来个，现在大多不行了，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现在还在招生，这30年总共招了上千人，出了不少人才。

1980年代初的

中国科学院教育局

我在科技大学工作了24年，全是管教育，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教务长，1982年被调到科学院教育局任局长。教育局下设4个处：研究生处、留学生处、职工教育处和综合处。

研究生处顾名思义，是管与研究生相关的事。为什么科学院要发展研究生教育呢？前文中也提到，最初，因为从别的大学分配来的研究实习员不太合格，我们不得已才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到后来，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科学院应取消研究实习员，拿研究生代替研究实习员。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是成绩好一点，并不知道自己终身要做什么，分配他们到科学院来做研究未必合适。所有的相关工作都应该让研究生去做，让博士生、硕士生当研究助手。科技大学现在自己也招研究生，在理科方面仍是全国第一流的。

关于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发生在我做教育局局长的后期，主要由李政道（他是我在浙江大学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教授提倡和建议的。这个制度在国外已实行很多年了，得到博士学位后，如果工作没做完，还可以继续做；如果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做博士后继续提高。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多不留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利人才交流、博采众长，所以我们的相关机构也取名叫博士后流动站，按学科来设置。这个名词的采用，以及后来的博士后联谊会都是李政道和我们商定的。对于这个新制度，国家开始不太放心，决定先在科学院理论物理所试验一年，结果很成功。第二年经国务院批准试办报告，就成立了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有7位委员，分别来自国家科委、教育部、中科院、北京市科委和有关工业部。主任由国家科委主任兼，办公室设在科技干部局，我担任委员会的秘书长，联系和处理重大事务，直到5年后科技干部局被并入国家人事部为止。

职工教育处主要负责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职员工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就需要进行继续教育。当时我们在怀柔办了一个管理干部学院，向全国招生，许多在职干部在那儿接受短期培训，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我们还在院部办过文化班、夜校，学生主要为炊事员、司机等。在1983、1984年前后，我们制订了一个《在职科技人员进修条例》，经科学院党组通过后，发到各所试行。其主要措施为，研究员或教授在某个岗位工作满5年后，可以到国内外的另一个研究机构或学校讲学访问1年，科学院带薪支持。这在国外是很常见的，解放前国内有的高校也曾实行过，但1980年代，我们基本没实行成功。我1987年3月份离休后，科学院的这个条例也就无声无息了。我们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学会，并在科学院办了一个分会。我们积极参加这方面的国际会议，并于1989年在中国举办了第四届继续工程教育国际会议。现在国内的继续教育有很大的发展，比如清华大学就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继续教育学院。

选派留学生出国，我们有个专门的处管理。科学院还培养了外国留学生，“文革”之前，我在科大一分部就曾管过10多位越南的留学生，他们在“文革”开始就回去了。

值得总结的中国科学院教育史

回顾起来，科学院在教育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书写的地方，如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建立研究生制度和博士后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几十年来，我们确实也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都值得肯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培养了几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呢？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从“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到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运动”不断，动荡不已。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也就出不了什么大成果，培养不出什么大科学家。可现在改革开放近40年了，为什么还是出不了？这里面有发人深省的地方。

我想，完整的科学院教育史，除了总结经验，还要总结教训；除了研究生教育，还应包括职工教育、留学生教育等。而且，科学院不管什么事业的发展史，都应当从建院初开始。有一个人，叫孙桐（后改名叫安其春），他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最早的党组成员之一，管过人事工作，对1953年之前科学院的事知道较多。

据我了解，那几年科学院没有教育机构。科学家都在学什么呢？一个是学政治，学马列主义——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等。我记得当时曾请艾思奇来做报告。1952年7月，陈伯达还在科学院做过一个报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我们初到院就学那个小册子。第二个是突击速成俄语，大家都是自觉去学的。前3年科学家大概就学这个。我们人事局后来也曾组织相关的报告，那就是科学院教育工作的开端。1954年人事局专门设有教育处，其中有马列主义教研组等。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历史，我就介绍这么多吧。我建议，要及早去访问那些神智还清楚的、建院初期的当事人、知情人，抓紧抢救建院前几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