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和副队长成了忘年交，没想到他是省里下放的高干

我是扬州知青，1968年11月上旬来到了距离市区二十多里路远的石桥公社，我们四名同学被分派在刘家庄大队第七生产小队，孙队长临时安排我们四个人暂住在队里的牛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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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队牛棚的东厢房里住着一位中年大叔，孙队长称呼他老王，社员们称呼他王副队长，我们四名扬州知青称呼他王伯伯。

经过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王伯伯虽然住在牛棚，但他不负责喂牛，只负责夜间打更。喂牛的饲养员有两个人，一个是孙队长的大哥，五十多岁的年纪，是个光棍，王伯伯称呼他老哥，我们称呼他孙老伯。另一位饲养员也是五十多岁的老伯，姓唐，是个跛脚，听说唐大伯是大炼钢铁那年从高炉上摔下致残的，从那以后就成了队里的饲养员，队里一天给他记十分工。都干一样的活，唐大伯一天比孙大伯多挣三分工，算是队里对他当年负伤的照顾。

每天晚饭后，在牛棚打更的王伯伯都到我们四名男知青居住的房间来坐一会，问我们扬州的一些情况，还问我们在学校时的学习情况。王伯伯看我们的意志很消沉，就鼓励我们：“下乡的生活是很苦，可乡下真能锻炼人。像你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连五谷都不分，只会吃粮不会种粮，这样可不行，你们必须扛起锄头能种地，举起锤头能做工，拿起笔来能写文章，这样才能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个在牛棚打更的农民伯伯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很惊诧，真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他是从哪听来的。

乡下的冬季虽然是农闲时节，可那个冬季我们都没闲着。等我们安顿好了，孙队长就安排我们跟着乡亲们一起出工劳动了，水田的田埂要加固，牛圈的牛粪要挖出来挑到场院，还要挑土垫圈，帮着饲养员铡草料。旱田的越冬小麦要追肥，田间的道路也要拓宽垫平，反正是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劳动一天回到住处，累的我们连饭都不想吃。

王伯伯劳动时一个顶俩，回来自己烧饭，还要帮教我们知青学习烧饭，看他像铁人一样一点都不知疲倦，我们挺佩服他的。王伯伯会腌咸菜，腌的咸菜很好吃，经常送给我们一些。有时煮了咸豆子（黄豆），也端给我们半碗，我们都很感激王伯伯。

第二年春天，王伯伯在队里场院周边开垦了荒地，栽了辣椒、茄子和黄瓜，种了菠菜韭菜。看王大伯开荒种了这么多菜，孙队长有点担心，就对他说：“老王，要是公社工作组来割尾巴，会不会有麻烦？”“麻烦个球，这地方能长草凭什么不能种菜？有啥麻烦我担着，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割我的尾巴。”王大伯眼睛瞪得老大，弄的孙队长怪尴尬的。他看孙队长不吱声了，怕他生气，又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我开点荒地种点菜，也不算违法吧。”王伯伯说完，咧着大嘴笑了笑。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王伯伯种的茄子辣椒开花的时候，公社干部下乡检查生产队的生产情况，正好路过王伯伯的那片菜地，一位穿白衬衫戴眼镜的干部就问孙队长：“你们搞得啥名堂？谁让你们开荒种菜的？全都铲掉！”

孙队长回头看了看身后的王伯伯，王伯伯正要说话，孙队长赶忙说：“这是扬州那几个知青弄的，我们也不好说什么。”“知青也不允许，难道他们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赶紧铲掉！”那位公社干部厉声说道。

几名年轻干部赶紧撑住自行车，来到菜地就要拔菜。王伯伯看他们真动手，这下急眼了，大声吼道：“别拿大帽子吓唬人，扬州知青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锻炼革命意志的，几个孩子就是想吃点菜，跟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关系。”“老王，我知道你跟地委胡书记是至交，可胡书记靠边站了，你也是下放到这劳动锻炼的，说话能不能注意一点，别那么大的火气好不好。”那位戴眼镜的干部冷嘲热讽地说道。

看王伯伯还要说话，孙队长拽了他一下，王伯伯就没吱声。公社干部没拔王伯伯种的菜，也没在我们生产队吃午饭，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

那时我们才知道，王伯伯是省城下放的干部，是来刘家庄劳动锻炼体验生活的。

过了不久，队里在场院北边给我们知青盖了三间砖瓦房，建房费用是县里拨下来的。那三间房子成了我们四名知青临时的家，中间房子烧饭，两边房子住人，两人一间房，居住条件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搬到新住处后，王伯伯给我们送来了十只小鸡，是他自掏腰包给我们买的，还给我们买了一头小猪和一只小羊，王伯伯说养猪喂鸡能锻炼我们生活自理能力，到时有鸡蛋吃有猪肉吃，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王伯伯种的菜，也基本都给我们知青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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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家庄插队落户的日子里，王伯伯给予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手把手教会了我们插秧割稻，教会了我们耕耙播种，教会了我们种菜养猪，给我们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做人要正直善良，要有骨气有主见，不能随波逐流。王伯伯就像我们的人生导师，给我们指明了人生的道路，我们真正受到了教育。

记得是1974年秋天，公社干部又到我们刘庄指导秋收生产，看到我们知青屋周边的那几块菜地，菜地边都插着知青试验田的木牌，那位戴眼镜的公社干部就很不高兴，说我们知青出风头出洋相。他看我们院子里有两只羊还有一头一百多斤的肥猪和满院子鸡鸭，他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非要割我们的资本主义尾巴。

王伯伯闻讯赶来，把锄头往院子里一扔，大声说：“城里知青是来锻炼的，他们自食其力有什么不好？搞一下实验有什么错？学习一下种菜养猪的方法有什么不好？几个孩子能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老王，我知道你以前是省里的干部，可现如今是下放到这劳动锻炼的，你已经靠边站了。”那位公社干部阴阳怪气地说道。王伯伯没生气，他很严肃地说：“是啊，今天我靠边站了，说不定你明天也靠边站。不管靠不靠边站，你只要为难城里的孩子，我就不高兴。”

过了不几天，地委的吉普车开到了刘庄，王伯伯提着提包坐上了吉普车，他没跟我们打招呼就坐车走了。王伯伯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就连孙队长和大队书记都不知王伯伯去了哪里。

大约一个半月后，王伯伯提着那个黄帆布提包又回到了刘家庄，还是住在牛棚的那间厢房里。第二天上午，公社干部又来到刘家庄，他们是来看望王伯伯的。公社里的干部我们基本都认识，那个戴眼镜的干部却不见了。

后来王伯伯告诉我们，那个戴眼镜的干部是地委下放到公社锻炼的干部，他调回地委了，在接受审查和自我反省。

一晃就到了1976年夏天，在刘家庄七队插队落户的其他三名知青都招工回市里了，我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迟迟没能招工回城。知青屋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王伯伯也搬到了知青屋来和我一起居住，他住西屋，我住东屋，我俩一个锅里搅饭勺，基本都是王伯伯做饭，我只打下手，负责挑水烧火，刷锅洗碗。

每天晚饭后，我俩先下三盘象棋，然后各自看书学习，我复习初中课程，自学高中课程，王伯伯经常看《毛选》，看《资治通鉴》，看《马列》，也看一些历史书籍，王伯伯一个提包里全是书，有的书籍当时市面上很难见到。有时我俩也会一起吹牛，王伯伯说要论吹牛，我的水平差远了。当年因为吹牛出了名，许司令员送给了他一瓶茅台酒。

就这样，我和王伯伯成了忘年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1977年初秋的一天中午，我们刚收工回到知青屋，只见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大妈，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那个女子看到王伯伯，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呜呜哭了起来。戴眼镜的大妈哽咽着说：“老王，你受苦了。以前我做得不好，请原谅！组织上已经恢复了你的工作，我也恢复了工作……”

那天下午王伯伯没出工劳动，等我收工回来，丰盛的饭菜摆了满满一桌子，我本不想和他们一起吃晚饭，王伯伯却生气地说：“不懂事了吧，这顿晚饭是咱爷俩的散伙饭，明天我就回南京了，我家属和我小女儿是专程来接我的。一起吃顿饭，也好认识一下我的家属和我小女儿，只可惜我小女儿已经结婚了，不然的话，我非招你做女婿不可。”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辆吉普车就停在了知青屋的院门口，王伯伯的除了那一提包书，并没有多少行李，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都送给了我，铺盖和那个小收音机送给了饲养员孙老伯，他只带了几件衣服和那个带盖的大茶缸。分别时，王伯伯给我留了他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还送给我两本书。紧握住我的手说：“立军，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做人要诚，要正直善良有底线。做事要稳，要认真务实讲原则……”

挥手和王伯伯道别，目送他们一家乘坐的吉普车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模糊了双眼。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江苏农学院，总算离开了插队落户生活了十年的刘家庄，踏进了高校的大门。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委工作，后来调到教育部门任职。我一直谨记着王伯伯对我说的话，诚信做人，善良为本。做事认真务实，从不敷衍。王伯伯的教诲，我受益良多。

1984年初冬，我在环卫所门口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人就是当年那个戴眼镜的公社干部，他当时在环卫所工作，是负责垃圾清运的调度。

1993年春天，我去南京开会，突然想起我的老朋友王伯伯，只可惜当时王伯伯留给我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弄丢了，我到相关部门打听王伯伯的消息，知青人士说王伯伯早就退休了，让我去省委干休所打听一下。因为着急回扬州，我也就没再打听王伯伯的消息。分别后，我再也没见过王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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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们扬州知青下乡插队五十七周年纪念日，我突然又想起了我的忘年交王伯伯。我知道王伯伯二十一年前就去世了，今天写这篇文章，就算是对王伯伯的怀念和追忆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怀念曾经逝去的岁月，特别是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的，还有我的忘年交王伯伯。敬爱的我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徐立军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