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恨”誓师征明,明朝和建州之间的关系随即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努尔哈赤一直对明朝表现为“忠顺”,但羽翼丰满之后,努尔哈赤为何又要大举进攻明朝呢?
一、要实现女真统一,必先对明开战
明朝建立以来,对女真一直采取的都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明廷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来阻碍女真的统一。在明朝中期,董山成为建州盟主,明朝联合朝鲜对建州女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导致建州女真三卫走向崩溃。万历年间,建州女真再次强盛,明朝则两次攻古勒寨,一次攻董鄂,消灭王杲、阿台、王兀堂等势力,建州再次崩溃。
明朝攻陷建州的城堡村寨后,往往采取了屠杀政策,使得许多无辜百姓遭遇横祸。例如明朝攻灭董山时,“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李成梁破古勒寨后,不分男女,全部屠杀。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都在古勒寨被明军所杀。明朝无差别的屠杀几乎危害了所有的建州部落,两大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难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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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起兵后,力量弱小,只能将战争的矛盾对准尼堪外兰,只能不断统一女真各部来积蓄力量。因此,努尔哈赤早期韬光养晦,称臣纳贡,极其恭顺。但随着女真不断走向统一,明朝又担心东北的平衡被打破,开始采取扶持叶赫限制建州的策略。努尔哈赤灭哈达、辉发二部后,辽东巡抚萧淳奏、蓟辽总督蹇达、兵部尚书李化龙、内阁辅臣叶向高等都不断上书,建议朝廷联合叶赫对建州发动进攻。
早在努尔哈赤进攻哈达后,明廷就派遣使者来诘问努尔哈赤,并逼迫努尔哈赤让哈达复国。努尔哈赤攻灭哈达后,派人到哈达耕种,但明廷对此不承认,不允许建州人到柴河、三岔儿、抚安三路的庄稼。也就是从努尔哈赤灭哈达开始,明廷对建州的政策已经从扶持转为限制。
1613年,努尔哈赤已灭乌拉部,乌拉王布占泰逃往叶赫部,被叶赫收留。努尔哈赤以此为借口对叶赫发动战争,连下叶赫27城寨,尽焚其庐舍粮储。此时,叶赫部向明朝求救,明廷派遣千人,携带火器,协助叶赫守卫东西二城。明廷还明确警告努尔哈赤不准再攻叶赫,不然就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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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赫古城
明廷扶持叶赫制衡建州,实则乃“以夷制夷”的延续和表现。如果努尔哈赤不能改变这种局面,那可能就会成为第二个王杲或者王台,终生臣服于明廷,成为明廷的代理人,要么成为第二个董山、王杲,被明廷枭首,部族被攻灭屠杀。想要打破明廷“以夷制夷”的限制,彻底实现女真的统一,那就必须要先击溃明朝。
二、越界问题:争夺人口的矛盾
明朝末年,大量的辽东百姓逃入建州之地,所谓“逼入夷地逃生者,无虑数千万家”。“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他们成为了建州的佃客,为女真贵族耕种,壮大了建州的经济力量。辽东军户和百姓的逃亡,使得辽东防御更为空虚、辽东经济更加萧条,因此明廷要求努尔哈赤将流民遣返,但遣返又影响建州经济发展,所以双方在此有矛盾。
与此同时,辽东的士兵、商人往往会到女真之地挖人参,而女真人见汉人偷挖人参则杀,双方矛盾尖锐。后来,明朝停止了辽东都司的人参上贡,但是许多人还会私自越界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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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为了增加财富,扩充奴隶,也会经常劫掠辽东、朝鲜地区。努尔哈赤统一后金以来,其劫掠现象有所被约束。约束不是自愿的,而是为了表现对明廷的“恭顺”,一旦双方爆发冲突,建州军必然会深入辽东洗劫财物、抢掠人口。
此外,双方在边界线上也有争议。宽甸之地,原本是女真董鄂部之地,李成梁第一次经营辽东时期侵占此地,修建了“宽甸六堡”。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后,要求明廷归还宽甸之地。为了实现目标,努尔哈赤还贿赂了李成梁的女婿——参将韩宗功。在1605年,李成梁和巡抚赵楫以宽甸六堡“逼邻东虏”“争扰时起”“易起边衅”为理由,将宽甸归还建州。在宽甸生活的六万户居民,被视为“逃户”,全部内迁。至此,努尔哈赤拱手得宽甸沃土。内迁宽甸居民时,一些居民逃入建州,被努尔哈赤遣返,努尔哈赤又因此立功,每年获得800两白银的犒赏,史称“归疆起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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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为了进一步解决流民问题,双方在金石台立碑,划定了边界线。双方立誓“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也就是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都不能擅自越界,不然即格杀勿论。如果严格执行,那越界偷采、流民逃亡和入界劫掠之事都应可以制止,但很快此规定就沦为了一纸空文。
边界线划定后,许多汉人还是会越界采参,也有不少汉人不断逃到女真之地耕种。1616年,辽东的清河游击冯有功派遣士兵到建州之地砍伐木材,结果被扈尔汉所杀。辽东巡抚李维翰得知后,要求努尔哈赤交出“凶手”。努尔哈赤还不想和明廷翻脸,只好表面认罪,找了十个人来当替罪羊,斩首于边界。此事,史称“伐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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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边界对于建州来说也只是权宜之计。女真当时严重依赖于奴隶制度,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奴隶,需要大量的耕地,也需要粮食,劫掠是女真人获得耕地、奴隶和粮食最直接的来源。从辽到明,女真人对外劫掠就从未停止。努尔哈赤起兵后,对内进行统一战争,对明廷表现恭顺,约束了女真的劫掠行为。可女真劫掠的需求并未消失,只是被暂时抑制了,或者被转移了。一旦努尔哈赤羽翼丰满,劫掠之事必然再次发生,而且规模会空前之大,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
三、贸易纠纷:明朝掌握贸易的主动权
明朝和周边国家部族推行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均为官方控制的贸易。朝贡贸易是封贡关系的表现,互市贸易是官方管控的民间贸易。两者都是朝廷“以夷制夷”政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若恭顺,明廷就赐敕书、允朝贡,并开放互市;如果叛逆,则收回敕书,关闭互市。
周边之地物产丰,生产落后,在经济上对内地有严重的依赖症。如蒙古族需要内地的茶叶,女真则需要内地的粮食、耕牛、铁器等。一旦停止贸易,女真的粮食无法自足,农业发展难以持续,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努尔哈赤称王后,自然对明朝恭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通过朝贡来获得巨额的赏赐,通过互市来维持女真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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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末年,建州和明朝也发生了局部的商业战争。建州之地产人参,被视为中医院的“上品”,“神草”。明朝时期,对东北人参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因此需要从互市上大量购买人参,而朝鲜进贡的“高丽参”也基本是来自于长白山一带。明末辽东抚顺马市的人参年交易量可以上万斤。人参价格高,大约每斤需要15—20量白银。通过人参贸易,建州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但对于明朝来说就不算什么好事了,在人参贸易中,大量的白银流入了建州。万历年间,每年大概有3万两白银用于购买辽参,到崇祯年间上升到了250万两。1583-1626年间,建州通过人参贸易累计获得白银1200万两,相当于明朝辽东十年军费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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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后期,有官员向朝廷建议:通过压低人参的价格来削弱建州的经济,使得“商贩日稀,参斤无售。彼(奴尔哈赤)之财源不裕,自将摇尾乞怜”。很快,明廷就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严格限制女真人参贸易,并刻意压低人参价格,导致建州人参贸易几乎陷入停滞,大量的人参堆积起来,每年腐烂的多达数万斤。
当时的人们尚未掌握人参的保存方法,只是将人参挖出后洗净,然后就拿到市场售卖。但人参一旦受潮就容易腐烂,难以保存。为了尽快将堆积的人参卖出去,女真人只能一再降低人参的价格,经济损失很大。
但努尔哈赤却不愿屈服,他经过研究,发明了“浸烫晒干法”,就是先将人参煮一边,在晒干,如此就可以实现人参的长期保存。随后,“浸烫晒干法”在建州迅速推广,大家都将人参煮了晒干,保存起来,导致市场上的人参大为减少。而明朝对人参的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人参的价格最终还是保住了,建州获得了人参价格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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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廉。太祖欲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清实录》
人参商战的胜利并不能改变双方在贸易上的地位,建州想要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那就必须要夺取辽东,掌握辽东的农耕区,直接获得粮食产地。
综上所述,明朝和建州在后期的矛盾已经明显激化,明朝成为了建州统一和后金崛起的最大障碍。欲统一女真,必先征明;欲统一东北、必要征辽。而此时的明朝如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巨轮破船,虽然体型庞大,但已锈迹斑斑,行将就木。历史给了努尔哈赤以重任,也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无比辽阔的舞台。
《努尔哈赤全传》是清史学家阎崇年创作的长篇历史传记,历经三十年修订完善而成通俗版本。全书记述其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创建八旗制度、制定满文及建立后金政权的历程,涵盖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等关键战役。通过“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的“四合”脉络,解析其在明朝、蒙古与叶赫部多重势力中的政治策略,并揭示其与李成梁关系及十二桩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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