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推开了新世界的门

◎梅生

今年9月，舒淇执导的首部电影《女孩》，先是入围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完成世界首映，接着又让她拿下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舒淇从影30年，塑造过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如今以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实现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身份转变。该片于近日在国内院线公映，作为一部以舒淇的私人视角，看向家庭暴力、代际创伤、女性成长的作者电影，《女孩》既有敏锐细腻的镜头语汇，又有成熟克制的观点表达。

有舒淇淡淡的影子

舒淇在采访中提到，《女孩》的创作，源于恩师侯孝贤十几年前建议她做导演，她在侯孝贤持续的鼓励与启发下，决定从最为本真的生命体验出发，讲述自己的故事。

原名林立慧的舒淇，197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新北市一个充满暴力的贫困家庭。童年时，酗酒的父亲喝醉后，即使她正在床上睡觉，也会抓着她的头发，把她丢向墙；母亲会在她的老师和同学面前，掌掴她。因为父母的暴力对待，她经常躲进衣柜寻求庇护。13岁，她开始打工。15岁，她离家出走，独自闯荡。

据舒淇介绍，她12年前完成的剧本初稿，完全依照自身的成长经历写就，但根据最后一稿的剧本拍成的电影里，女孩林小丽身上，她自己的影子已经很淡了。比如在原生家庭层面，舒淇有个弟弟，因为想更纯粹地探讨家庭暴力对于孩子的伤害与影响，不想再多出“重男轻女”的观念议题，她把弟弟“变成”了妹妹。而故事的背景，也改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基隆，彼时基隆正处于经济与观念的转型期。

影片中，父亲每天都是喝得烂醉才回家，经常家暴母亲阿娟。母亲默默忍受，但又会把怒火发泄到小丽身上。在家庭暴力中成长的她，肩负着照顾妹妹、帮母亲做家务等责任，时常感到孤独、压抑、迷惘。遇到性格开朗的转校生李莉莉后，她才逐渐意识到生活还有别的可能。

而电影展现的，并非小丽个人的不幸，还有母亲阿娟的悲剧，两代女性有着相似的经历与创伤。但小丽最终走向了母亲的反面，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为她创造了条件。

代际创伤的传递者与接收者

阿娟与小丽是代际创伤的传递者与接收者。影片讲述小丽的成长故事时，以闪回镜头交代了阿娟的过往。和小丽差不多大时，阿娟因犯下令家族蒙羞的过错，被父亲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赶出家门，父亲告诫她以后不许再回家，但要把挣的钱寄回来。

阿娟遇到后来的丈夫后，本以为遇到了对的人，人生又有了希望，但两人结婚后，那件令父亲觉得丢脸的事，也成了丈夫心里的疙瘩。丈夫对她的态度急转直下，动不动便对她拳打脚踢。因为丈夫酗酒、工作懈怠、收入不高，阿娟除了在发廊打工外，还要靠做手工来补贴家用，而她在发廊时而还会被男顾客骚扰。

虽然发廊老板娘给阿娟讲过身边有女人离婚、重新追求幸福的例子，但阿娟的女性意识并没因此觉醒，而是在夫权的压迫下苦闷地活着，并将痛苦转嫁到小丽身上。发现钱包里的钱少了，她就认定是小丽偷的，张口就骂；小丽忘记带饭盒，她把饭盒送到学校，将小丽叫到教室门外，上来就是一巴掌，随后恶语相向，让女儿的老师和同学震惊不已。但阿娟伤害小丽，不代表她就不爱小丽。小女儿吵着要吃煎蛋时，她也会问小丽要不要；小丽离家出走，她也会大街小巷去找，找到半夜才沮丧地放弃。阿娟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也就更不知道怎么爱女儿。

莉莉作为从美国回来的转学生，性格爽朗、手头富裕，她带小丽体验了化妆、穿时髦衣服、翘课去私人影院看电影、与陌生男孩骑车兜风等“不一样”的生活，让小丽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就像舒淇所说，莉莉未必真的存在，那可能只是小丽内心渴望的投射，是小丽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但无论如何，莉莉的出现让小丽的生活突破了家与学校的两点一线，让她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随着物理空间的扩展，小丽封闭的精神世界也出现了裂缝，并且越来越大。

面对渴望逃离这个家的小丽，阿娟在午夜狠心地将其推出了家门，让她去找亲戚一起生活。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要让被家人抛弃的命运在女儿身上重演，而是想让女儿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她相信只有离开，小丽才有改写命运的可能。

创痛无法被简单抚平

舒淇虽是首次做导演，却用娴熟凝练的手法，既写实又梦幻的镜头，渲染出时代氛围，出色地完成了故事的讲述。

父亲摩托车车尾挂着钟楚红的海报，电视里上演着蔡琴的节目，发廊里播放着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这些昔日的流行元素表明彼时新世界的大门已经被打开，女性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然而建筑、街巷的陈旧质感，又似乎在说旧世界的大门也尚未关闭，与传统父权、夫权伴生的暴力阴霾仍在。

影片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父亲对小丽施暴，但父亲回来时摩托车的轰鸣声、上楼时的脚步声、开铁门时的哐当声，都会让小丽胆战心惊。每每听到，她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躲进衣柜藏好，可还是禁不住想象父亲的手变成了蜘蛛网，扼杀了自己。

好在，影片在用超现实画面表现小丽的内心恐惧之外，也用关于云、猫、树、鸽子等的空镜，以及致敬侯孝贤电影的画面（比如私人影院播放《童年往事》、《红气球之旅》中的红气球从妹妹书包中飞出、小丽与妹妹在《千禧曼波》中的曼波桥上行走等），展示出生活的美好。班里按老师要求给小丽买牛奶、拿面包的男孩，那几个带她和莉莉去兜风、在河边拼命逗她们笑的男孩，似乎也与其父亲是两种人。但这种“美好”，更多属于精神层面，几乎不涉及现实。

影片结尾意味深长。长大后的小丽，回家看望已经老去的母亲，家中除了多出亡父的牌位，几乎没有变化。从这里走出去的小丽，变成了她想成为的人，但留在这里的母亲，仍然过着过去的日子。在母亲的唠叨中，我们了解到没有出场的妹妹，似乎在走母亲的老路。母亲与妹妹的生活依旧拮据，那台家中的老旧电视机即使坏了，她们也不舍得扔掉。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但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进去，都能进去。

回家探望的过程中，小丽没有为父亲上香，也没有与母亲拥抱，她和母亲的交流仿若两个陌生人间的寒暄。她已有勇气直面过去，但并不打算与过去和解。这大概才是从家庭暴力的阴影中走出的孩子，长大后再与亲人相见时的真实状态吧。大哭一番后对过去释怀的场景，生活中也许有，但认为父母造成的创痛无法被简单抚平的舒淇，拍的是她想拍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