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应：名字屡被误改的庐州刺史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明万历年间合肥城郭图

　　宋版《舆地纪胜》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汉为扬州治，隋唐时因作庐州府治所而改名为“庐州”。《庐州府志》记载：“自汉末扬州刺史刘馥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唐文宗时，庐州刺史路应求始加甓焉。”但在郁贤皓编著的《唐刺史考全编》所收庐州58名刺史中，路姓有两人：一名“路应”，即为合肥土城加甓以固者；另一以“路某”代称，指建“庐州同食馆”的路君，疑其名为路群。其中并没有“路应求”之名。是非曲直，尚待辨析之。

《舆地纪胜》的矛盾记载

　　《庐州府志》中“路应求”之名，最早出现在南宋王象之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路应求，元和中为庐州刺史，后韩愈为作《神道碑》及《同食馆记》，称平阳路君是也。”而其另卷又载：“路应，字从众，自常州迁宣歙池观察使，至则出仓米下其估半，以廪饿人，置乡兵万二千人作响山亭，营军于左右。权丞相善之，镵其说响山石《韩文》。”同时还载：“唐，路应，《韩文》云：‘自著作迁刺虔州，割隶雩都作县安远，以利民。属凿败滩石以平赣梗，陶擘而城，罢民屡筑。’”后在《明一统志》《南畿志》等志书中也出现于异地任职的两路姓刺史名，疑据此转载。

　　所谓《韩文》即韩愈（768-824）所作的《神道碑》，全名为《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铭》，出自《韩昌黎集》。铭文称：“公讳应，字从众，冀公之嫡子……元和六年……薨于东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其任职除上文所述外，还先后“用大臣子谨饬擢至侍御史著作郎”“又加尚书屯田郎中”“拜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军司马”“入为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盐铁使”等。

　　铭文中的“冀公”指路嗣恭，因功被封冀国公；元和六年即公元811年。据铭文推算，路应当生于745年，比韩愈大二十来岁。《神道碑铭》当作于路应去世后不久，当世人记当时事，碑铭主人公的姓名不可能有误。同时其与《新唐书·路嗣恭传》附传所称“应，字从众，以荫为著作郎……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骑常侍，卒，谥曰靖”的载述完全一致。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亦载：“应，宣歙观察。”《元和姓纂》成书于812年，即路应去世翌年，其真实性亦毋庸置疑。

　　既然《舆地纪胜》关于“路应”和“路应求”的传记均引自《韩文》，则很明显只有在不同地方任职的“路应”一人，其“路应求”之名当属无中生有。

　　府志称路应求加甓庐州城的时间为“唐文宗时”，不仅与《舆地纪胜》“元和中”相异，也与史实相悖，因为文宗皇帝登基的826年，韩愈已去世近3年了，怎么可能写下《神道碑铭》呢？《唐刺史考全编》据《全唐文》所录符载的《甘露记》判定，路应任庐州刺史的时间为贞元十八年（802），应是合理的。

　《唐刺史考全编》的模糊判断

　　《唐刺史考全编》中庐州第二位路姓刺史“路某”，指《舆地纪胜》所称韩愈为作《同食馆记》中的“平阳路君”。《同食馆记》全称为《庐州同食馆记》，并非韩愈所作，而是中唐作家陈鸿作于大和三年（829）的一篇地方史文献，全文被《唐文粹》和《全唐文》收录。《庐州府志》亦有转载：“合肥郡城南门东上曰‘同食馆’……太守平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岁向熟，民且闲，陶瓦于原，伐木于山，磨旧础，筑新墉，乃丰宾堂，乃峨前轩……”

　　由于《同食馆记》中只将修建者敬称为“路君”，并无名字，因而《全编》编者根据《同食馆记》路君“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详明典故为尚书郎；以通知政术为合肥郡太守”的记述，按《旧唐书·路岩传》中其父群“入朝为监察御史……累加兵部郎中”的职衔，认为二者相合，判断“路君”即为“路群”。但又觉得“路群大和二年迁谏议大夫……四年罢侍讲为翰林学士”，与《记》所叙大和三年在庐州任又不合。故未敢定为路群，只以“路群”称之。

　　其实，陈鸿大和三年作《记》，当在同食馆修建之后，这与当时谁任庐州刺史并无多大关系。只是路群的“监察御史”和“累加兵部郎中”与路君的“官御史府”“尚书郎”并不密合，更缺乏路群任“合肥郡太守”之史证。而与之相比，路应的“侍御史著作郎”“尚书屯田郎中”“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和“庐州刺史”（唐代州郡互改频繁）等职才与之高度吻合。尤其是《记》中的“磨旧础，筑新墉，乃丰宾堂，乃峨前轩”等句，已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同食馆与土城加甓是同步进行的。因此，“路君”即路应毫无疑问。

《万姓统谱》的同名异字

　　同《舆地纪胜》一样，《万姓统谱》也将“路应求”和“路应”双双作《传》：“路应求，元和中庐州刺史，韩愈为作《神道碑》及《同食馆记》。”“路应字应之，贞元间为处州刺史，寻移温州，时乐成、横阳界中久废湖防多水患，应大为修筑，民咸德之。”

　　不难看出，其《路应求传》明显摘自《舆地纪胜》；而《路应传》虽传主表字不同，但其内容却是《新唐书》“应字从众，以荫为著作郎。贞元初出为虔州刺史”和《路公神道碑铭》“遂临于温，筑堤岳城、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的改写，其中“处（處）”与“虔”当因形近而讹、“乐成”与“岳城”系音同之误。可见，二者实为“路应”一人无疑。

　　史料中，“路应字应之”之称除《万姓统谱》外，别无他载，出处不明。若非为制造成两人的表象而人为杜撰，则可能是因为对文言的断句不准而产生的误读，即如“李适／之子”常被读作“李适之／子”那样，将史料中“李泌怀路应之长厚荐于帝”或“路应之封以其尝有恩于李泌”等句中的“路应之”三字连读，纯属断句之误。

史料记载的路应

　　关于路应之名，除新、旧《唐书》和与路应相关的赣州、宁国、温州府志及三原县志等外，还有很多史料有载。最为可信的是《全唐文》中唐代文人符载的奏表《谢手诏第二表》：“臣某言：中使某至，伏蒙诏旨，褒臣政事，慰臣疾病，并示除改庐州刺史路应等。”其次是北宋赵明诚撰《金石录》中“唐仙岩四瀑布诗，路应等唱和行书，贞元七年三月”的目录和路应诗作《仙岩四瀑布即事寄上秘书包监侍郎七兄吏部李侍郎……十四韵》的下注：“路应，字从众，京兆三原人。路嗣恭之子。以荫入仕，德宗贞元间历任虔州、温州、庐州刺史。”以及章定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的“路应，嗣恭之子。李泌言于德宗，加屯田郎中……”

　　综上可判定：路应，字从众，冀国公路嗣恭长子；经宰相李泌举荐入仕，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改任庐州刺史；在庐州任上，曾发动官民将庐州土城加固为甃甓之城，同时修建已经破败的同食馆，造福于民，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