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谈中国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人，而非排名指标

2025年11月9日，林建华在知识分子十周年论坛“科学人才与中国科学

导读
2025年11月9日，在知识分子十周年论坛“科学人才与中国科学的崛起”上，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以“大学发展的几点认知”为题发表演讲。他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四十余年的发展变迁，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不在指标与排名，而在于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释放每一个学生的内在潜能。

撰文 | 林建华

今天，我的讲座主要围绕大学的发展展开。其中虽会涉及部分学术探讨，但核心议题将聚焦于教育这一根本问题。

首先，回顾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学术研究水平和整体教育教学体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亲身经历并参与这一过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然而，在巨大成就的背后，仍有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这其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经验，比如：在“985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做出了相当出色的尝试，把整个重心放在学校层面，让学校比较自由地使用经费，并且鼓励大学不断创新、借鉴，特别是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开展有益探索。

我们今天的大学和过去二十年前、四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体制，包括教师人事制度，研究生培养机制，博士生导师遴选机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的教师能够真正地去主导教育，主导我们的学术研究……这些，在机制建设上是了不起的进步。

多年的学校管理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相信我们的学者。

很多重要的事情只要交给了有责任心的学者，让他们自由地去做，都可以做得很好。其实，在北大、浙大、重庆大学，包括教师管理体制在内的很多体制机制，都是由学者参与共同建立的，学者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有这样一批有责任心的学者，愿意承担起传播科学文化的使命。

过去四十年，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很多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为大学发展打下了根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并非事事完美，仍有一些遗憾和需要警惕的教训。有时，一些举措看似解决了眼前问题，后期却发现是饮鸩止渴，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一些政策初期效果显著，最终却成为发展的束缚，类似作茧自缚的教训同样不少。

例如，现在常被提及的“五唯”问题（注：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初期它们对引进人才、激发科研活力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期带来的异化和问题却层出不穷。还有一些自上而下的政绩性项目，耗费了学校大量精力和资源。

这些教训警示我们，今后推进任何改革，都必须警惕急于求成，要着眼于长远。

总结来说，有时候我们能清楚辨别什么是不对的，这相对容易；但真正明确什么是对的，却是一个艰难且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

做正确的事，必须依靠学者和学校长期、持续的探索。每个学校、每个学生的情况都是独特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探索，才能找到适合每所学校自身发展的路径。

01 建设教育强国与建设985、“世一流”完全不同

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教育强国。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涵，与早期提出的985、“世界一流大学”有所不同。要使国家成为教育强国，不仅要有几所好学校、做好科研，还要通过教育释放所有学生的内在潜能。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强国，也是一个全新的使命。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对一些核心教育理念的思考其实尚未完全清晰。例如，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C·莱文曾担任校长二十年，他有一句名言曾在教育界引发广泛争议：“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时，竟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大学教育最大的失败。”

耶鲁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的典范。莱文校长的观点，直接点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深层矛盾：如何理解和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如何促进学生的全人成长？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应当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本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莱文校长所言仅针对耶鲁大学的特定定位。不同类型的学校理应有不同的发展定位，这是我们必须尊重和考虑的。然而，除此之外，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仍存在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比如：“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为何普遍存在？当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更侧重于适应职业需求，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又该如何在日益普及的高等教育中得到真正落实？在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坚守“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我们说，要做“人民满意的教育”。这里的“人民”绝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只有让更多的具体的个体对教育感到满意，才能真正谈得上建成了教育强国。

除了上述问题，在教育理念层面，我们仍存在诸多困惑，例如：大学教育的共同目标、基本目标乃至底线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系统性地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厘清教育作为一个复杂体系，其内在核心属性、社会需求与时代内涵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要真正建成教育强国，我们的体系必须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从而确保更多人能够在此释放其内在潜力。所以，我在此并非意在提供结论或标准答案，而是希望提出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激发大家共同的、持续的深入思考。

林建华发表演讲。图源：智识学研社

02 过度追求指标，容易使教育变形

接下来，我主要想探讨一个问题：影响大学发展的基本属性和因素应该是什么。

首先，从教育的基本属性入手。我认为可以将教育属性分为两类：内禀属性（内在的、本质的）和外赋属性（外部附加的）。教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社会各界——国家、地方、企业、公众，乃至每一位学生——都会对教育提出各种要求。

外赋属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构成了大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历史角度看，大学的演化与革新，大多是由这种外部需求推动的。

然而，当我们过度追求某些外部指标——如社会需求、公众期待或大学排名，大学的发展便会走向异化：教育便偏离了其应有的本质，学术研究也随之变味。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外赋属性的终点往往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更严重的倾向则是功利主义。

因此，我们必须回归并关注教育内在属性——内禀属性。教育的本质是一个过程，是人不断学习、成长与完善的过程，这决定了它具有不确定性、匿名性和不可逆性等特性。

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教育最本质的目的，可以用一句老话概括，即“学以成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引导一个人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逐步过渡并融入社会公共领域。如果学生只有书本知识，却始终无法脱离家庭，脱离私人领域，教育就未能完成其根本使命。

当下，我们看到一些过度保护的现象，比如大学生中的“妈宝”现象，凡事请示家庭；或者中小学因噎废食，限制学生课间活动。这些都是过度保护的表现。人的真正成长，恰恰需要“磕磕碰碰”，必须经历挫折与磨砺才能真正成熟。

当然，来自家庭等等私人领域的保护也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家庭未能提供一个让孩子心灵安定的落脚点。

这里还要谈到教育的内禀属性，其终极指向便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莱文校长之所以提出他的观点，正是因为他坚守了教育的内禀属性，崇尚自由教育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性的启迪。因此，外赋的社会需求可以促使教育走向多元化，但只有坚守教育的内禀属性，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高水平、有灵魂的教育体系。

接下来，我们从公共属性和个人属性两个维度来审视教育。

公共属性要求教育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信念、价值体系、文化传统及制度的责任。同时，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和人力资源。教育作为发生在公共领域的活动，还必须体现社会公平，保障每个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然而，教育更本质的属性是个人属性。这意味着教育必须面向每一个鲜活、独特的学生个体，引导他们逐步成长、成熟。教育绝不能空泛，它要求我们对每个学生负责，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学生的教育需求和目标都具有个性化和独特性，真正优质的教育对每个学生而言都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此外，教育不仅是向学生传递显性的、客观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隐性的言传身教。许多隐性或默会（Tacit）的知识与能力无法通过语言完全表达，必须通过实践、体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实现积累和传承。因此，个人属性是多样化教育体系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意味着，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关注和促进每一个独特的个体，这是教育的基石。

最后，我们来审视大学中的核心活动属性。

我们经常在学校中看到教学与科研失衡的问题，这源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人类活动。

教育具有强大的过程属性：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过程，其理念和目标是外在的、主观的表达。更关键的是，教育的成效是匿名的，教师培养出优秀学生，却不能将所有荣誉归于自身；教育的成果也难以在公共空间中即时显现，因为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学术研究则不同：它是人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可以有明确的计划和可衡量的结果。学术成果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即时显现，带来荣誉和资源。

正因这种本质差异——教学成果的长期性和匿名性，与科研成果的即时性和显性化——导致我们在制定激励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学与科研性质的根本不同，并赋予教师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导作用。

03 如何兼顾平等与效率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难点

我们希望建成教育强国，但实现的程度必然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试想，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教育体系，其间的根本差异究竟源于何处？当然，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历史沿革等。但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于，各国所崇尚的文化与传统不同。

以美国为例，其文化推崇自由与竞争，这使得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在激烈的“拼杀”中发展、竞争出来的，由此形成了多样化且极具竞争力的教育体系——既有顶尖的学府，也有定位大众化的院校。

欧洲，尤其是在二战后，更强调平等与公平。例如，德国的大学基本上由政府管理，教师也是政府雇员，这提供了一种平等的教育机会。我们不能说欧洲的教育逊色，正是这种平等的环境，让学生不必被过多的选择所困扰，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因此欧洲培养出的人才也同样优秀。

而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基本理念，是兼顾平等，同时鼓励竞争。一方面，我们坚持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增强国家竞争力。在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中做到两者兼顾，殊为不易，这也是我们与欧美体系的不同之处。未来，我们在建设高水平教育体系时，必须充分认识并深入思考这一环境所带来的挑战。

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大学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也至关重要。美国崇尚自由竞争，其治理体系自然适应资源竞争和企业化管理；欧洲由政府提供资源保障，其治理则更强调学生培养中的平等性；而我们的管理体系则需要在维护平等与追求卓越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人们常说“文化影响人们的行为，制度决定激励和惩罚”。然而，无论体制如何，要想办好教育、建立起强大的教育体系，最关键在于释放学校和教师们的内在潜力。 必须鼓励大家去追求各自的特色，办出自己的风格，以更好地涵盖和服务教育机构所面向的人群。我认为，这才是建立教育强国最核心、最重要的路径。

最后，我想用哲学家和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们的思想总是要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这句话意在表达：我们所能言说和形式化的知识，仅仅是我们所有认知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未曾得到表达的默会内容，仍然需要我们去共同探索、去亲身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