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时，副部长全是大将、上将，唯廖汉生是中将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长一职，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受命出任首任国防部长。

2个月后，又任命了7位副部长，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一年，军委便组织了授衔仪式，这七位副部长中，前四位是大将，萧克和李达是上将，唯有廖汉生是中将，这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那么，廖汉生为何能以一个中将的职级，与众多大将、上将共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呢？笔者认为，这里面有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廖汉生深得彭德怀元帅的深切器重与信任。彭德怀元帅治军严谨，知人善任，他对廖汉生的赏识与提携，是后者能够出任此要职的关键因素。这份器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的深厚情谊与相互了解。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特别是在西北战场，廖汉生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指挥员，其表现得到了彭德怀的充分肯定。彭总为人刚直，最重实干，对那些能打仗、作风硬的干部尤为偏爱，即便是廖汉生有时顶撞他，他都能容忍，可见对廖汉生的信赖了。

而廖汉生正是以其忠诚可靠、勇于任事、执行力强的特点，给彭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在战火中淬炼出的信任，是任何资历与军衔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因此，当彭德怀执掌国防部，力荐廖汉生为副部长，为他提供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平台，使其能够在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顶层机构中贡献才智。

第二，卓越过硬的能力素质与全面贡献。如果说彭总的器重是“伯乐”的慧眼，那么廖汉生自身出众的能力素质，则是他成为“千里马”的根本所在。他并非因特殊关系而破格，而是凭借实实在在的功绩与能力赢得了历史的选择。

廖汉生是军政兼优的典型代表。他早在红军时期就从事政治工作，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练和复杂的政治工作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建设正处在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型的关键阶段，政治工作的地位至关重要。廖汉生在1952年出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在稳定西北、建设边防、开展部队政治教育等方面，展现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深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认可。

第三，职级与军衔结构的战略性考量。国防部副部长的人员构成，本身就是一幅精心设计的“阵容图”，其中蕴含着对军队系统职级、军衔、代表性以及工作需要的综合平衡。廖汉生的入选，正是这种结构性平衡的体现。

首先，在七位副部长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四位大将在军队中资历深、威望高，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野战军的重要力量；萧克、李达两位上将也是功勋卓著的名将，他们的资历都很老，而在这个阵容中，需要廖汉生这样的年轻将领。

廖汉生当时年仅43岁，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代表着活力、可塑性与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在一个需要新老结合、承前启后的领导集体中，注入这样一股年富力强的血液，对于推动国防现代化进程，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综上，笔者认为，廖汉生以中将军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既是彭德怀元帅知人善任、大胆提拔信任干部的直接体现，也是廖汉生本人忠诚勇敢、能力出众的必然归宿，同时还是新中国在军队建设初期，对领导层结构进行战略性优化配置的智慧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