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核史⑪ | 投身核工业教育事业是我无悔的青春选择

【口述核史-离休干部访谈】

核工业广大离休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在核工业的创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核工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核工业精神的书写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2025年度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继续联合宣传文化中心，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致敬光荣历史”离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动，采访了核工业创建、改革和发展历程中各领域的离休干部典型代表，挖掘其与核工业共成长的历程、参与的管理和技术突破与贡献，留存珍贵人物形象和历史记忆，完善核工业档案内容，传承核工业文化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为集团发展汲取奋进力量。

北京三里河一片老旧小区里，低矮的红色楼房隐没在绿荫中。初夏的晨光从窄小的阳台窗户投射进来，在狭小的客厅切割出交错的明暗。

91岁的初允枝老人摩挲着泛黄的相册，开始了他的讲述。他的人生轨迹恰似一部浓缩的共和国成长史——从日伪统治下食不果腹的学徒工，沐浴新中国的阳光，成长为清华大学高材生，再成为我国核工业教育事业的拓荒者之一。

这条布满荆棘的征途上，回想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深刻共鸣。

没有新中国

那个幼年丧父的苦孩子

怎么可能成为清华大学高材生

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饭店的玻璃橱窗映出个踮脚擦杯子的瘦小身影。11岁的初允枝踩着木箱，双手在滚烫的热水盆中洗餐盘和玻璃杯。两只小手烫得通红，钻心地疼。“碎一个就少不了一顿打。”老人回忆时下意识地搓着手指，“唯一的收入就是客人给的小费。”夜里，茶炉房上方的储物间里，他和哥哥只能蜷缩在装咖啡豆的麻袋上休息。

那是1945年，日本还未投降，当时全家五口人全靠做杂役的父亲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在父亲因病早逝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没有了经济收入。母亲是家庭妇女、文盲，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给成衣铺钉扣子、锁扣眼。“我和哥哥只好辍学，做点小生意，如卖香烟、油炸糕，夏天卖冰棍等，即使这样在社会上挣扎，仍难以维持生计。母亲为了不使我们兄弟三人饿死，把哥哥和我送出去当童工。”老人回忆道。那个飘雪的清晨，送他们离开时母亲佝偻的背影永远烙在了初允枝的心上。

转机出现在1948年春天，此前和初允枝一起当童工的王克瑞，穿着粗布军装回到了西餐馆，一问才知他“参加了革命”。在相聚欢谈中，王克瑞口中的“共产党”“识字班”“官兵平等”这些新奇而时髦的词汇仿佛闪着魔法的光，骤然点亮了懵懂少年的眼眸。

那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初允枝终于挺直腰板走进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招待处的大门。作为东北局机关的勤务员，他还参加了夜校，每天完成工作后坚持学习。“当时夜校的数学老师高滨、语文老师马松亭特别喜欢我，总是私底下给我开小灶辅导功课，这为我以后报考工农速成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人的回忆中充满了对时代的感恩。1954年东北局撤销，他又报考了工农速成中学，并在1958年以优秀的成绩保送至清华大学。

在清华园学习了三年后，系主任宣布“国家急需一批毕业生转学核专业，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由个人申请、系里批准”。当时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初允枝积极响应报了名。“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个朴素的表态，将他的人生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相连。

初到核工业

周总理毅然把一些部委的中专学校

整建制地划归核工业

初允枝大学毕业报到证上分明印着“401所二部”——那是核工业神秘而令人向往的科研热土。然而，1963年暑假还未结束，初允枝就接到领导电话通知：带着报到证，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前身）找李奇同志联系，并给了联系电话。“初允枝同志，部里决定把你留在八局教育处工作。”见面后，李奇简单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处长韩增敏，一位从北大调来的12级老干部，告诉他：“咱们部被周总理批评了！批评我们‘老扒人家的好儿女'，光伸手要尖子生不行，得自己办学校、种桃李了！”窗外，八月的蝉鸣聒噪，初允枝懵懂地意识到，自己貌似阴差阳错地站上了核工业人才拓荒的起点。

周总理的批评，源于核工业初创时期对高端人才的渴求。各部委好不容易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常被核工业“掐尖”选走，引得一些部委怨声载道，反映到总理那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并从根本上建立核工业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和中央专委批准，一场特殊的“学校移交”开始了：有关部委将所属的部分技术学校，整建制地划归二机部。这在我国教育史上也属罕见。

1963年秋，初允枝接到了到教育处报到后的第一个任务。他跟随处长韩增敏，老同志王国祥、岳武等四人南下接收周总理特批划转的学校。第一站蚌埠机械制造学校，第二站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第三站武汉仪表学校，主要审查档案。把符合二机部用人条件的教师和工作人员留在学校，其余的人员造好花名册，交给地方，另行安排。“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二机部的用人条件如此严格。”老人说。

“接收学校工作结束后，教育处内部进行了分工。我负责研究生招生计划和技工学校管理。对我来说，只知道技工学校是一种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其余什么都不了解。为做好这项工作，我只能重新熟悉和了解它。好在，它是由三机部移交给二机部的一所教学工作已经步入正轨的学校。我可以深入基层，有了实际学习的好机会。我用蹲点的办法，选择了一个钳工班，跟随他们一起参加教学活动。这一周，我跟他们一起上理论课，了解理论课教师的讲课情况和内容。下一周，跟随他们上实习课。了解本周学生应掌握的操作内容，看实习教师如何做示范动作。如果有观摩教学的机会，就与教师们一起听课。课后，听取教师们对讲课教师的评价与意见。我通过教学活动，学习到很多教学知识和方法，为我以后到学校检查工作创造了条件。”初允枝对当时的工作状态记忆犹新，那时高涨的工作热情仿佛此刻还在他胸中燃烧。

不停奔波全国各地的仆仆尘埃仿佛还没有从身上抖落，1966年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核工业所创建的大学、中专、技工学校大批撤销。校址不是转属其他单位，就是交给了地方。

上个世纪80、90年代

核工业的人才培养

又经历了一次从零出发

废墟上的重建比想象中要更艰难。

1978年，核工业部恢复设立教育局，初允枝重回教育岗位。当他调阅“文革”后核工业系统第一份人才队伍普查档案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全系统技术干部中，大学毕业生与中专毕业生的比例严重倒挂。这意味着大量本该由中专生承担的基层技术工作，不得不压在了宝贵的大学毕业生肩上。

核工业人才队伍面临着生死困局：“两个倒挂（核专业与通用专业毕业生比例倒挂、高学历与中专学历技术人员比例倒挂），一个断层（十年人才断档，年龄和技术层次出现真空），三个水平低（工人文化水平低、技术水平低，业务管理干部、部分技术人员知识水平老化）”。 这是核工业复兴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人才荒。

重建核工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了当时核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然而，学校交出去容易，收回来却难如登天。为了争取原属核工业的苏州医学院回归，经过艰难的磋商，要回来的苏州医学院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核工业部为辅），代价是核工业出钱办学校，每年将半数的毕业生分配给地方。这几乎是当时条件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却也预示着核工业自主培养人才的道路依然漫长。

职工的基础教育“补课”同样刻不容缓。“文革”期间，全国的学校都在停课搞串联。学生毕业时没有达到文凭上应有的能力水平。业务管理干部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那套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技术干部外语水平低，不能尽快地吸收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技术干部要开展继续教育，提高外语水平。在“双补”（补文化、补技术）和继续教育期间，各基层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举办各种培训班开展培训。“那时我经常去基层单位督促检查和总结经验。

厂办技工学校在职工“双补”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厂办技校初期，因厂里对技术工种多样性的需求，一个工种的培训班不可能长期办下去，技校要不断开展各个工种的培训班。由于厂办技校设置的工种不稳定，教师、教学设备也随之改变。教师教了一年课刚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于改变了工种，又不得不“换岗”，改做其他工作。而新工种所需的教师又缺乏教学经验，不得不从头积累。这样的技校即使办了几年，仍然是一所新学校，难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关方面首先在核燃料局系统所属技校之间进行工种设置固定、相互代培的试点。几年后技校的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在校学生参加地方组织的技术比武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名次。其中，五二三厂技校被评为辽宁省重点学校，长沙地质技校被评为湖南省先进单位。二三公司技校毕业的焊工赵金风，技艺过硬，在后来承担国家重大工程（如大庆油田关键设备、秦山核电站重要部件）中愈发精湛。大庆油田的德国监造专家看着她焊出的鱼鳞纹均匀细密如艺术品，由衷赞叹：“这简直是在钢铁上绣花！”赵金凤多次荣获核工业部、辽宁省劳动模范称号，成为核工业技术工人队伍中一面耀眼的旗帜，也印证了初允枝等老一批核工业人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稳定工种、相互代培、精益培养”模式的成功。

一组数据无声地见证着核工业人才教育工作的“凤凰涅槃”：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1986年，核工业全系统“双补”工作交出亮眼答卷——文化补课合格率达到84.4%，超过国家要求的上限（80%）；技术补课合格率达到70.8%，也稳稳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下限（60%）。同时，针对干部队伍的系统培训取得丰硕成果：在历时三年的厂矿长（经理）、党委书记、三总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统考培训中，核工业总公司系统共有485名主要负责人参加国家统考，483人合格，合格率高达99.4%。

一盏长明灯背后

是大家与小家的时代选择题

“你啊，在核工业搞人才教育搞了一辈子，桃李满天下，自己家里孩子却……”老伴的叹息声，像沉重的石块，一次次砸在这个豁达开朗的东北汉子心上。对子女的愧疚，成为他内心深处一道无法弥合的伤痕。

自从踏入核工业教育战线，初允枝的工作状态就是永不停歇的“在路上”。爱人同样工作繁忙且身体欠佳。大女儿出生不久，就被迫送到了保姆家寄养。“一个月保姆会报一次账，”初允枝回忆道，语气带着无奈，“白纸黑字列得清清楚楚：30元保育费、冰棍两根四分钱、孩子吃苹果一个一角、分摊水费三角……林林总总加起来，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但是没办法，工作实在太忙了，出差说走就走。”

他永远记得1964年深秋那刻骨铭心的恐慌。从外地出差回来，满身尘土的他兴冲冲赶往保姆家看女儿。然而，熟悉的门扉紧锁，任凭他如何敲门、呼喊，都无人应答。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拳头砸在门板上的声音越来越响，在寂静的居民楼里回荡。隔壁邻居终于被惊动，探头说道：“别敲了！这家老太太前阵子突然离开去酒泉与丈夫团聚啦！怎么也联系不上你们，她怕耽误事儿，临走把孩子托付给一位老太太帮忙带着了！喏，这是地址，你快去看看吧！”初允枝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拔腿就跑，疯了一样按照地址奔到了另一栋楼。当他气喘吁吁、心脏狂跳地推开那扇陌生的门时，只见女儿的小脸正哭得通红。那一瞬间，初允枝冲过去紧紧抱住女儿，在工作中面对无数难题都未曾退缩，而此刻后怕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当儿女稍大一点，脖子上便永远挂着一把沉重的家门钥匙。他们小小的身影，独自上学、放学，兜里揣着两角钱和二两粮票，那点钱也就够买一个火烧。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疏于照料，使得姐弟俩的身体底子一直很弱，体重总在及格线边缘徘徊，脸上也常显菜黄色。

最让初允枝痛彻心扉的是儿子高中快毕业那年，一次体检发现他患有结核性胸膜炎，必须手术。术后，一根引流管插入胸腔，末端连着一个玻璃瓶，悬在病床边。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瓶中液体令人心碎的“咕嘟咕嘟”冒泡声——那是泄漏的空气。初允枝请了长假，连续30个日夜守在病床边。他小心翼翼地帮儿子擦拭身体，调整引流管的位置，看着儿子因疼痛和缺氧而苍白的脸，心如刀绞。这竟是父子俩难得的一段长时间朝夕相处。儿子的懂事和隐忍，让初允枝常常在替孩子掖好被角后，躲进昏暗的楼梯间，压抑着声音，任凭泪水无声地淌满脸颊。

儿女的人生轨迹，终究未能如他所愿驶向大学的殿堂。儿子因肺部落下病根，体力难以支撑高强度学习，最终读了税务中专；女儿也因身体和基础原因，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成为初允枝心中最大的隐痛。多年以后，儿子通过利用无数个夜晚和周末，硬是啃下了电大（广播电视大学）和本科的全部课程。当他把那本烫金的本科毕业证书郑重地捧到父亲面前，带着一丝忐忑和期待问出“爸，没给您丢脸吧”的那一刻，那些在清华园里意气风发的岁月、那些为核工业育才奔走的身影、那些对子女无法言说的愧疚，瞬间涌上初允枝的心头。他喉头哽咽得发痛，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只是红着眼眶，重重地点了点头，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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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 宣传文化中心

作者 | 核芯报道工作室 杨阿卓

照片 | 李力耕

视频 | 核伙人视频工作室 王陈陈 崔晓栋

责编 | 王思淇

主编 | 刘洋

审校 | 李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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