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 | 尹稚：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议题

导读

2025年8月31日，由《城市规划（英文版）》编辑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学术研讨会二十三“全球视野下的城市规划”在沈阳召开。尹稚教授作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议题》的主题报告。

本文字数：28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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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1

引 言

在全球化的深刻演变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独特性”的产物，而是与世界潮流紧密互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成就，一方面得益于国际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依靠自主创新与地方实践的有机结合。因此，全球化的视野与中国的故事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在传播迅速、舆论互动频繁的媒体时代，任何城市经验若要获得国际认同，必须从“共同议题”出发。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准确地定位自身经验，使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本土的叙事，更能被纳入全球通识逻辑之中，从而拥有更广泛的听众和共鸣。因此，“求同”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前提。同时，真正能形成长久生命力的道路还必须“因地制宜”，即在对接全球议题的同时，结合自身国情探索适合的发展模式。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原则。

2

全球视野下的六个共同议题

2.1

全球城市与网络体系演化

当今世界的城市等级和功能分工正在经历深刻重构，这既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也是城市发展范式转型的底层逻辑。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城市化及网络化进程紧密相连。自第一轮全球化高峰结束以来，尤其是美国政策调整引发全球格局变化后，未来全球化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城市体系的等级重构与功能再分工中找到新的机遇，是中国亟须思考的问题。这不仅关乎是否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一国际体系，更涉及内部结构优化和利益最大化的资源重新配置。随着近年来围绕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内逐步关注价值链、金融链、信息流、人流和物流等多重网络演化机制。然而，这些网络并非局限于国内循环，而是与全球体系紧密交织；内外循环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同时考虑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互动机制。

从规划角度来看，网络化进程推动了空间尺度的再层级化。这不仅意味着在不同空间层级之间进行功能的重新配置，也涉及如何根据全球与地方的互动，做出更加科学和灵活的空间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师必须面对疏解与再集聚的双重挑战。既要考虑功能外迁所带来的结构调整，又要判断核心区的再集聚如何服务于新的发展逻辑。这种动态的空间选择，是全球化与地方实践结合的必然结果。

2.2

比较研究：

从形态、成长、经验到治理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长，成为世界城市化最活跃的地区。尽管中国已进入人口下降阶段，但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并在全球化与本地工业化进程中探索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这些经验表明，城市成长并不必然遵循欧美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非西方语境下的城市成长正在通过自身探索展现出更多元的可能性。因此，理解城市发展必须超越单一的西方中心视角，关注多样化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这一破局要求学界发展新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非西方社会的城市成长逻辑。

在治理模式方面，中国探索出独特的“党政协同治理”机制。这种模式突破了西方“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三分框架，并在中长期规划的连续性上展现出优势。在这一逻辑下，规划师的责任不再仅仅是空间秩序的构建，而是成为社会建构的承担者。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双重结构叠加，使得规划工作必须关注新的认同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

2.3

文化已成为城市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近年来，文化在城市转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过去机械式、教条式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逐渐被取代，更加重视与城市活力塑造紧密结合的“活化利用”和“活态保护”。这不仅是文化政策的更新，也是城市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实际上以文化生态为基础，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能够吸引和凝聚人才，进而增强城市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随着技术发展，文化景观保护逐渐与技术创新融合，形成“文绿融合”“文创融合”“文产融合”等多元实践。这不仅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升级，也为政策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这种融合也带来新的挑战，例如如何在税收制度上合理界定新型融合产业，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2.4

气候变化与安全治理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长期以来集中于硬件建设。但近年来的救灾实践表明，单纯的工程措施难以应对复杂的风险。这一问题不仅是技术性不足，更是系统性缺陷的体现。灾害治理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环节的加强，都可能因系统内部的薄弱环节而失效。换言之，真正的安全治理必须在硬件建设之外，加入社会系统的整合与强化。面对复杂的气候与安全挑战，社会韧性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舆情管理和公众动员，还依赖于制度创新与社会参与，形成多维度有机整体，才能真正提升城市的承灾能力。

2.5

住房危机与空间正义

住房问题是全球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高潮已过，但新市民与青年群体的住房焦虑依然突出。住房具有居住性和金融性双重属性，其价格上涨不仅影响个体负担，也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中国在房地产税设计中面临重大争议，现有做法往往过于强调房产数量，而忽视了地价上涨所带来的公共收益，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作为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国家，中国在保障“住房权”的制度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如何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真正实现“房住不炒”，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未来，住房政策的重点在于如何对交易增值部分进行合理征税，使因公共投资带来的土地增值部分回流社会，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此外，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应从长期批租到灵活的年租制度，从而更好地适应企业和居民的实际需求，避免资源浪费。

2.6

技术变革和智慧城市

近年来，技术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数字乌托邦的幻想、算法歧视和数据殖民现象日益明显。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防范技术异化，确保社会公平与人权不被侵蚀，过度依赖技术堆叠可能会带来伦理与社会风险。目前全球讨论热点已开始从“新型智慧城市”转向“人文智慧城市”，强调以人为核心。人文智慧城市不仅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强调在平台城市主义背景下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把命运攥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是轻易地交给某个系统。

3

总 结

总体而言，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研究必须在共同议题和差异化路径之间找到平衡。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城市转型都无法脱离国际环境的影响，而制度、文化与社会条件的独特性又决定了各国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方式。未来的城市问题将更加复杂，几乎没有一个单一学科能够独自解决，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合作，将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规划师而言，回应实践需求是立身之本，城市研究不仅要认识和解释世界，更要服务于改造世界。唯有如此，中国经验才能在全球对话中展现价值，为人类城市化进程贡献独特智慧，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塑造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城市未来。

*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供稿单位：《城市规划（英文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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