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需求侧条件不足，唯有利用人工智能才可能保持特定经济增速

来源：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记者 | 冯丽君

人工智能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美国经济学家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长超90%来自于人工智能投资。

在11月13日举办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对话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谈及人工智能的投资如何对标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时表示，人工智能投资对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取决于能不能抓住；风险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要积极地应对。”

蔡昉在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对话上分享了他关于人工智能投资如何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思考。图片来源：活动主办方

人工智能的这一轮发展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泡沫？蔡昉表示，“可能两者都是，但不管是革命还是泡沫，这一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是浇不冷的。”他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在低生育率下，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各种要素投入的功能是急需的。大家认为的世界上所有解决不了的重大挑战，如气候变化、老龄化、极端气候等，归根结底都可能要靠人工智能。

第二，在地缘政治形势激化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制高点上，所以每个国家都会不遗余力地推动这场革命，这也是没法遏制的。

第三，处在投资热中心的大科技企业，都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地位当做其技术领先和市场份额的象征，这也是竞争压力所在。同时作为人工智能的用户，任何企业甚至机构都会认为如果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在竞争市场上挨打、被淘汰。

但任何技术都有双刃剑，人工智能亦如此。蔡昉表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庞大的应用市场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性质就会充分显现，就必然在整个过程中，而不仅是在技术环节、开发环节去对齐、看齐，而是要对全过程中涉及所有的当事人进行对标，对标智能向善，这可能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对标供给侧、需求侧改革？

蔡昉表示，在供给侧，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提高生产率，打破供给侧增长制约。但“索洛悖论”依然存在，人工智能在提升部分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会将劳动力挤压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形成“马太效应”，整体生产率提升不及预期。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对标科技向善。

需求侧也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制约，特别是伴随着人口的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提高，消费需求成为越来越大的制约因素。在养老制度现收现付悖论下，人们消费意愿不强，消费能力也受到了影响。而这些都应该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

“要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要保持特定的增长速度，比如4.8%，这个速度从潜在增长率供给侧来看是做得到的，我们具有这个能力，但如果需求侧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会达不到，因此我们需要打破的制约就是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方面。此时显著提高消费率和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成为关键，目前看可能还有20个百分点要赶超，这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在常态的发展轨迹上我们达不到这个目标，唯有利用人工智能才可能。”

蔡昉认为，除了供给侧和需求侧，还需要制度环境改革。

第一，用制度建设平衡新技术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之间的关系，要让创造性大于破坏性。

第二，制度建设要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我们测算的赡养生产率到2035年之前能实现每年以5.6%的速度增长，同时老年抚养比每年只以4.6%的速度提高，也就是生产率跑赢了老龄化程度。同时根据国际智库对美国的估算，最好的情况下，到2035年可以提高GDP20%，中国是庞大的应用人工智能市场，假如也能够提高20%，把它折算到每年的增长率中，我们的赡养生产率就可以提高7%以上，就更快于老龄化程度。因此这些都要求我们创造条件，第一保持生产率增长，第二能够让生产率增长通过制度在全体居民中包括老年人得到充分的均等的分享。”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在城镇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的两个城市化率之间有着18个百分点的差距，通过改革实现重新配置可以带来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就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供给侧需求侧都同时能够得到满足，而这些也同样依靠人工智能的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