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山东济南,张海迪和王佐良办了结婚证,他们没有摆酒席,没有请客人,连一张合影照片也没有留下,两人通过写信认识对方,互相写了三百多封信,信里没有一个爱字,都在讨论翻译的事情,研究语法,聊狄更斯的小说,王佐良是做语言研究的,张海迪身体不便,但两人聊天不谈生病的事,只谈书本内容,那时候找一本英文原版书很不容易,需要托人从北京帮忙带回来,广播里放的内容也都是学术方面的,他们能走到一起,是因为彼此想法合得来,不是谁照顾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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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4年,山东日照的祁昌阳和广东的蓝玉娜结了婚,两人都因车祸导致瘫痪,在网上认识后同一年领了证,年底办了婚礼,这次有街道、民政部门和志愿者帮忙,简化了流程还做了直播,几万人在下面送上祝福,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现在官方主动伸手帮忙,不把这看作特殊照顾,而是正常的服务,广东省残联也表示,幸福不看身体条件,要看有没有爱和责任,这话听起来简单,但放在三十年前没人敢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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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喜欢张海迪,不是由于她经历励志,而是因为张海迪谈论狄更斯作品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用词背后的阶级意味,他曾说张海迪脑子转得比他快,这种智识上的共鸣成为两人关系的基础,他们的相处没有英雄救美的情节,也没有谁为对方牺牲自己,只是两个聪明人聊得投缘,生活上互相帮忙,比如他协助她处理如厕这类日常事务,并非为了感动别人,而是很自然的生活分工,这样的关系比许多刻意煽情的故事更贴近现实,也更不容易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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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走到一起,跟当时的时代条件分不开,八十年代信息流动刚刚放开,邮政系统还在运行,学校资料室可以借到外文书,广播里也能听到学术内容,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却是他们精神交流的基础,缺少这些,再深的感情也难以连接,后来祁昌阳和蓝玉娜顺利结婚,也是因为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逐渐认识到残疾人不是需要可怜的对象,而是需要支持的普通人,坡道够不够宽,出行方不方便,谁来帮忙换尿袋,这些具体的问题,才是真正影响他们婚姻生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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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总是把残障者的婚姻说成神话,讲他们怎么战胜困难,这种话其实很伤人,它让人觉得这些人不该过上平常日子,所以有了婚姻就像出现奇迹,真正的尊重是不再问你们怎么能结婚,而是关心你们家的门够得宽吗,你的时间安排得来吗,媒体离开以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什么打动人的故事,而是早上谁去倒水,晚上谁去调床,谁来帮忙翻身,这些小事才决定一段关系能不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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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和简·怀尔德的故事很多人都了解,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最后还是分开了,不是因为感情变淡了,而是现实压力太大,照护负担、时间安排、空间限制,这些都不是靠爱情就能解决的,张海迪和王佐良的关系没有被媒体过分宣传,反而持续得更久,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成榜样,只是两个愿意共同过日子的人,爱不需要被歌颂,只需要有人把水杯递到你手边,陪你安静地读完一本书。
现在社会对残障者的态度确实在变化,但还不够彻底,人们总是喜欢听那些感人的故事,觉得这样才有价值,其实真正的平等,连感动都不需要,结婚就是结婚,离婚就是离婚,和身体有没有残疾没有关系,媒体走了,镜头关了,剩下的才是真实的生活,吃饭、洗澡、聊天、吵架,跟所有人都一样,这才是我们该追求的正常状态,而不是什么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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