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朝考证：现代科学又一发现，中国史书果然可信

有多少人质疑夏朝，只因为它缺少甲骨文？西方学者从《剑桥中国史》开篇就只谈商代，以此否定夏朝的存在；可对待特洛伊遗址，他们又照单全收。这种历史双标，究竟图啥？夏朝究竟有没有？我们又该怎么判断？

首先，咱得承认，夏朝确实主要是通过《史记》《逸周书》《大戴礼记》等汉代史料传下来的。西方学者说，这些都是周人乃至后世儒生的文学创作，信不得，至少得有考古字证才行。可是，他们对特洛伊城、迈锡尼文明那一套，也没字证，照样当真。是不是一个标准来对中国，一个标准来对欧洲？

而此时，中国现代科学给了我们一个重磅答案。中国科学院的刘皓芳博士在《河南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中采集了二里头遗址40份人骨样本，对DNA一做比对，发现了耐人寻味的基因分布：绝大多数人留在黄河中下游，但也有人向西北、东北迁徙，甚至还有人东迁到日本群岛。西南方向呢？几乎没有。换句话说，夏代先民主要在黄河流域活动，少数分支往北往东跑，南边却没什么踪迹。

这和史书记载，不谋而合。《史记·匈奴传》里写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意思是夏人北逃后，顺着黄河往上跑，大抵跑到大草原，后来就成了匈奴。如今基因数据显示，二里头人士的近缘群体分布在内蒙、甘肃、东北一带，匈奴人群无疑包含夏人的血脉。再看那东迁到日本的少数人，或许就是古底格里斯河文化南行时不慎漂洋过海的分支。基因学给出了生硬却真实的坐标，史书记载竟也如此贴切。

再回头看史料总结的四个去向：一是南逃。《逸周书》说：“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跟着夏桀南逃的，多半是贵族和近侍。二是西逃，有莘太姒、褒妃这些西山国的后裔，个个姓“姒”，号称夏人支系。三是投降，商汤灭夏后，把夏人都聚到杞地，《大戴礼记》载得明明白白，春秋时孔子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杞国之中，夏礼留存。四是北逃，泡在草原里，成了“匈奴”。

前两项，基因学几乎找到了北逃和东迁的支线；第三项，原地投降，基因学也看到二里头后续世系在中原延续。但南逃这一条，基因样本里几乎没影子。为啥？因为刘皓芳团队采集的都是中原与北方遗址，人群抽样偏向平民。可跟随夏桀南逃的那500个人，个个是权贵，在南方留下的痕迹更可能是特定贵族文化的遗物，而非大规模的基因扩散。

好在考古学这会给咱凑了个镜头。2018年，在合肥肥西县的三官庙村，考古队员发现了距今3600年的“三官庙遗址”，出土一批高等级青铜器，明显带有军事指挥的特征：仿佛是一场突袭后的仓皇撤退。现场残留的炭火与灰烬显示，这里曾遭遇一场大屠杀，像极了一个王朝败军的收尾战。有人就说，这不正是商汤部队一路追杀到南巢的现场吗？夏桀和他的随从从南巢翻不过来，便全军覆没，遗迹被毁。

再看“牙璋”——夏朝显贵才能掌握的权杖标志。牙璋在湖北、广东、四川，乃至三星堆中都有出土，所有夏朝贵族南逃携带的象征性器物就落在这些地方。可商代中后期的遗址，却鲜有牙璋出现。这一南一北的强烈对比，让人不得不相信：夏人贵族大批南逃，散落南疆，最后不知所踪；平民百姓北逃或留中原，成为后来中原文化的血肉基础。基因学没捞到南方贵族分支，只因它们的后代数量太少、分布太散。

其实，不光基因学和三官庙遗址与牙璋证明了夏人南逃，二里头本身也是一大物证。二里头所在的时空，与史料中对夏都的描述高度吻合。王宫基址、宫殿轴线、工艺大规模集中管理……处处都能看到“广域王权”的痕迹。正是夏朝所特有的“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过渡期特点。而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一句话说得经典：“你要否定它是夏，比肯定它是夏的难度要更大。”没考古、没人骨、没文字的夏朝，偏偏在这些物证面前岿然不动。

于是，我们有了这幅画面：商汤灭夏，贵族剑拔弩张，不肯束手就擒；他们骑马带刀，南奔至巢湖以南山林，却被商军追杀得体无完肤；平民和工匠留在中原，逐渐融入商汤治下的秩序；另一部分人西入西域，又留下了莘太姒、褒妃这些“姒姓”夏人后裔；还有人顺流北上，踏进草原，成了匈奴的始祖。千年后，基因学和考古学站在一起，终于把这段几乎被质疑的历史还原。

那西方学者还要挑什么毛病？他们否定夏朝，声称史书不可信，却从不反省自己对待本土史的双标；对待夏朝的苛刻标准，却从不拿来衡量希腊、埃及。正人先正己，不是更重要吗？夏朝如此多重证据下，史书记载竟也经得起考验：夏朝真实存在，而且真实得连流散的基因都能找到回声。

有多少人还要问：中国史书到底能不能信？眼下的考古、基因、文献三位一体，再次给出了答案——史书可信，夏朝确实存在。至于那些西方否定论，还得拿出同样确凿的考古与基因证据，才能对得起他们自诩的“科学精神”。

信息来源： [刘皓芳，《河南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2022] [三官庙遗址考古报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9]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夏朝考古学意义”，《文物》杂志，2018] [《逸周书》] [《史记·匈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