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取款自由”遇上反诈“保护”：谁来定义我们的清白？

一趟普通的银行取款，变成了一场关于隐私、权利与制度博弈的较量。

“我取自己的钱，还需要向银行汇报具体买什么吗？”面对银行柜台的追问，许多人多少应该都会有些不忿。

但这一次，银行的盘问遇到了专业人士，2025年11月3日，山东东营某银行支行内，周律师只是想取4万元现金随礼，却遭遇了银行的一连串盘问——取款用途、具体消费内容，甚至一个月前的交易记录都被翻出来核查。

当他质疑这些要求的合法性时，银行方的回应竟是报警。

周律师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后不但引发热议，也引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报道。

事件中，令人玩味的是事件后的“甩锅”戏码——银行声称是“反诈中心的要求”，而反诈中心则直言这是“银行自己的问题”。

在这场互相推诿的闹剧中，公民的隐私权与自由取款权利是无数人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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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诈的“罗生门”

周律师的遭遇并非孤例。在江西，有电信运营商要求用户提供无犯罪证明才能办理电话卡；在湖南，一位医生在手术台上时，手机号因“涉诈”被停机，复通却需本人携带无犯罪证明前往号码归属地办理。

而这些，都被冠以“为了你好”的名义。

细究周律师事件，银行与反诈中心各执一词，形成了一场典型的“罗生门”。建设银行东营分行将责任推给反诈中心，称其对取款1万元以上就要核查用途的要求源自反诈中心的规定。

而东营市反诈中心工作人员则向媒体解释，根据目前的反诈形势，以及反诈法和金融监管行业的相关要求，银行理应要做尽调工作；但对于取现金额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这种责任的模糊地带，使得基层执行人员与普通民众双双成为受害者。有银行职员在网上透露，现在银行进行的反诈工作都是层层加码的，一线员工甚至“尽职都不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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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保护变成侵犯

反诈的初衷毋庸置疑。据公安部数据，2024年以来，国家反诈中心下发资金预警指令180多万条，紧急拦截的涉案资金超过3000亿元。这一数字本身，就彰显了反诈工作的必要性与成效。

然而，当保护措施被层层加码后，结果却逐渐偏离初衷。

从法律角度看，这些加码措施已然越过了合理边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不能以反诈为由头对用户的隐私权、个人财产信息等进行监测和监控，这可能侵害用户的基本权利。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加码形成了与国家标准相悖的“土政策”。根据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规定，个人办理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才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而东营当地银行却擅自将核查门槛降至1万元。

三、被转嫁的成本与困境

在这场反诈的“竞赛”中，风控成本与管理责任被巧妙地转嫁给了普通民众和基层员工。

对储户而言，他们不仅需要付出更长的等待时间、沟通精力，还要被迫交出隐私信息，面临繁琐程序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与不便。对银行一线柜员来说，他们则陷入了“执行上级规定”与“满足客户需求”的两难境地。

这种转嫁，暴露了系统深层次的“权责不清”。而权责的模糊与衔接的失灵，最终让用户成为了制度摩擦的承担者。

四、“精准治理”的缺失

“反诈”本应是一场精准打击犯罪的行动，却在执行中变成了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质疑。

浙江在反诈工作中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作为全国首部反诈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办法》明确规定了精准反诈的原则。

其中特别指出，若商户能证明冻结款项是提供商品、服务并完成交易后合法收取的市场合理对价，应当在查明后及时解除冻结。这一全国首创的条款，体现了对合法正常经营的保护。

技术的进步也为精准治理提供了可能。据报道，浙江省已拦截涉诈短信11亿余条、阻断涉诈来电7500余万次、封堵涉诈网址6800余万个。

这种“用户无感知、防护有实效”的技术反制，代表了未来反诈工作应努力的方向。

五、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这系列事件背后的核心矛盾，在于集体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电诈与反诈措施过度扩张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公民的隐私权与财产自主权则受到侵蚀。

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优化制度设计，统一标准，杜绝“政策加码”，厘清权责；同时，加强技术分析，避免算法歧视“误杀”，尽可能实现“无感风控”。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已在调整，202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规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个人办理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这传递了监管层平衡安全与效率的明确信号，在防诈的铜墙铁壁与公民的行动自由之间，理应存在一条明晰的界限。

注：事件来源于网络公开新闻，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