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看守所，我睡在死刑犯旁边，他收到判决书后三天没有说话

那扇铁门的响声，跟我想象中任何一种声音都不同。

不是“哐当”一下的脆响，也不是“咣”的一声闷响。

它是一种沉闷的、带着回音的、好像能把人骨头都碾碎的摩擦声，“嘎吱——砰”。

然后，世界就安静了。

我，张磊，三十五岁，一个自以为还算体面的小装修公司老板，就这么被两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推进了307号监室。

一股混杂着汗臭、脚臭、消毒水和某种说不清的霉味的空气，像一堵墙一样拍在我脸上。

我差点吐出来。

十几双眼睛，从一个大通铺上齐刷刷地射过来，像探照灯，不，更像动物园里看猴的。

通铺是水泥砌的，上面铺着一层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大木板。十几个人，像挤沙丁鱼罐头一样，或坐或躺。

一个光头，脖子上盘着条狰狞的龙，一看就是“龙头”的家伙，歪着头打量我。

“新来的？犯什么事儿进来的？”他声音沙哑，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喉咙发干，脑子里一片空白。律师的话在耳边嗡嗡响：“进去以后少说话，别惹事，谁问你，就说经济纠纷，千万别说打架的事。”

“……经济……纠셔纷。”我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光头“嗤”地笑了一声，满脸不屑。

“经济纠纷？看你这怂样，怕不是被人骗光了裤衩吧？”

监室里响起一阵哄笑。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想我张磊，在外面也是被人前“张总”后“张总”地叫着，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可我不敢动。

我瞥见墙上贴着的“监规”，第一条就是“严禁打架斗殴”。

“行了，耗子，别吓唬新人了。”一个慢悠悠的声音从最里面的角落传来。

我顺着声音望过去。

那是个中年男人，大概五十岁上下，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他盘腿坐在通铺的最里头，靠着墙，手里正慢条斯理地叠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

叠得像块豆腐干，有棱有角。

他的动作很慢，很稳，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光头“耗子”听到他的话，脸上的横肉抽动了一下，居然真的没再为难我，只是冲我努了努嘴。

“滚进去，找个地方待着。别挨着我。”

我如蒙大赦，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通铺，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具具汗津津的身体，缩在那个中年男人旁边的空位上。

那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空位。

我刚坐下，就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在这污浊的空气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没看我，依旧在摆弄他那块毛巾，好像那是什么稀世珍宝。

但我能感觉到，从我坐下的那一刻起，整个监室的气氛都变了。

那种感觉很微妙，就像一群正在吵闹的麻雀，突然看到一只猫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若有若无地都瞟向我们这边。

不，是瞟向我身边的这个男人。

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晚上十点，准时熄灯。

世界陷入一片黑暗，只有走廊尽头一盏昏黄的声控灯，偶尔因为管教的脚步声而亮起。

我睁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一个模糊的污渍。

我老婆肖琴的脸，我女儿瑶瑶的脸，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我怎么就进来了？

不就是跟那个孙子王浩喝了顿酒，他耍赖不给尾款，我气不过，抄起桌上的啤酒瓶……

我没想砸他，真的，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谁知道他自己往后一躲，撞在了墙角，头上缝了八针。

轻伤二级。

故意伤害。

律师说，赔钱，好好认罪，争取缓刑。可王浩那孙子狮子大开口，要五十万。

我拿不出来。

所以，我进来了。

“睡不着？”

黑暗中，身边的男人突然开口了。

我吓得一哆嗦，差点叫出声。

他的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第一天都这样。”他说，“过两天就习惯了。”

我没接话。我不想习惯。

“别想那么多。”他又说，“想也没用。到了这儿，就得认命。”

我心里一阵烦躁，你懂什么？你有老婆孩子在外面等你吗？

但我没敢说出来。

我只是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他也没再说话。

黑暗中，我能听到他平稳而悠长的呼吸声，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而我的心，乱得像一团麻。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慢慢了解这个地方的“规矩”。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叠“豆腐块”被子，然后是早饭，永远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和两个硬邦邦的馒头。

上午是“学习”，其实就是坐在小马扎上，对着墙壁发呆。

下午是“放风”，在一方小小的、被铁丝网罩住的天井里，走来走去，像笼子里的困兽。

晚上看新闻联播，然后睡觉。

日复一日，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我身边的男人，他们都叫他“老何”。

我不知道他叫何什么，犯了什么事。没人提，我更不敢问。

老何在307是個特殊的存在。

他不拉帮结派，也不欺负新人。他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坐着，或者看书。

是的，看书。

他有一本《读者》杂志，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封面都磨烂了。他翻来覆去地看，每一篇文章都像是要刻进脑子里。

监室里的老大“耗子”，对他都客气三分。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毛头小子不懂事，吃饭的时候抢了老何的馒头。

耗子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脚，把那小子踹得在地上打滚。

“你他妈瞎了狗眼？何叔的东西也敢动？”

老何却只是抬了抬眼皮，把自己的另一个馒头，默默地推到了那个毛头小子的面前。

从头到尾，他一句话都没说。

整个监室，鸦雀无声。

从那天起，我对他除了恐惧，又多了一丝敬畏。

我开始偷偷观察他。

他吃饭很慢，每一口都嚼得很仔细。他洗漱很认真，连指甲缝都刷得干干净g净。

他身上有种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的体面。

有天下午放风，我正焦虑地在天井里绕圈，想着我的案子，想着肖琴下次来看我，我该怎么跟她说。

“你那事儿，不大。”

老何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他靠在墙根，阳光透过铁丝网，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格子。

“经济纠纷，打架，最多判个一两年。”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好好表现，减减刑，很快就出去了。”

我愣住了。

“您……您怎么知道？”

他嘴角扯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这地方，待久了，看一眼就知道。你这种，我见得多了。”

“你跟我们不一样。”他淡淡地说。

我们是谁？

我没敢问。

那天之后，我们偶尔会说上几句话。

大多是他说，我听着。

他会告诉我，哪个管教脾气好，哪个管教下手黑。他会告诉我，怎么才能把被子叠出棱角，不被扣分。

他像个经验丰富的导师，教我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对他渐渐放下了戒心。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何叔，您……是怎么进来的？”

问完我就后悔了。

这是这里的禁忌。

老何正在看他的《读者》，听到我的话，翻书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他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地说：“杀了人。”

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

“……杀……杀了几个？”我声音发颤。

“三个。”

他说得那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感觉我旁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形的黑洞，随时可能把我吸进去。

我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

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恐惧，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渾濁，疲憊，但深处，却藏着一片已经熄灭的火海。

“怕了？”他问。

我没敢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自嘲地笑了笑，重新低下头去看他的书。

“是该怕。”

从那天起，我不敢再主动跟他说话。

我睡在他旁边，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这头沉默的野兽。

我整夜整夜地做噩梦，梦见他那双平静的眼睛，梦见他说“三个”时淡然的语气。

我度日如年。

一个月后，肖琴来看我了。

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们拿着电话听筒。

她瘦了，眼窝深陷，但她努力地对我笑着。

“磊子，你别担心。我把咱家那套小房子挂出去了，中介说很快就能出手。钱一到，我马上给王浩送过去，让他出谅解书。”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那套小房子，是我们的婚房，是我们俩辛辛苦苦攒了十年才买下的。

“不行！”我对着话筒喊，“不能卖！那是留给瑶瑶上大学的！”

“瑶瑶还小，大学的事以后再说。你得先出来啊！”肖琴也哭了，“你不在家，那还叫家吗？”

“磊子，你听我说，律师说了，只要拿到谅解书，你最多判个缓刑，不用坐牢的。”

我看着她哭得通红的眼睛，心如刀绞。

我一个大男人，却要靠老婆卖房子来救。

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对不起，琴……是我没用……”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别说傻话。”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我等你出来。”

我也把手掌贴上去，与她的手掌重合。

冰冷的玻璃，隔断了我们所有的温度。

回到监室，我整个人都垮了。

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

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是个混蛋。

一只粗糙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是老何。

他递给我一支烟。

是那种最劣质的“大前门”，呛得人嗓子疼。

监室里是严禁抽烟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

我接过来，他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火柴，帮我点上。

我猛吸了一口，呛得眼泪直流。

“想家了？”他问。

我点点头。

“我也有个女儿。”他望着窗外那片被切割成方块的天空，悠悠地说，“跟你女儿差不多大。”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他这样的人，也会有家人，有女儿。

“她学习很好，年年拿奖状。她说她想考北京的大学，学法律。”

老何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可以称之为“温柔”的表情。

“她要是学了法律，就能保护我了。”

他说完，又恢复了那副古井无波的样子。

我抽着烟，没敢接话。

一个杀了三个人的死刑犯，他的女儿想学法律。

这事儿，太他妈讽刺了。

“我那事儿，快有结果了。”他又说。

我心里一惊。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死刑犯，从一审判决到最高法复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老何，显然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结果……会是什么？”我明知故问。

“死。”

他吐出一个字，像吐出一口烟圈。

那么轻，那么淡。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很可怜。

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当死亡像一块乌云一样压在他头顶时，他终究也只是一个会想念女儿的普通父亲。

“何叔，”我鼓起勇气，“您……后悔吗？”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不后悔。”他说，“我只是后悔，没能看着我女儿穿上婚纱。”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老何的女儿，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可是法官的脸，是模糊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监室里的人来了又走，只有老何和我，还有耗子他们几个“老油条”，一直都在。

我的案子没什么进展。王浩那边咬死了五十万不松口，肖琴的房子还没卖出去。

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甚至有些麻木了。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午放风的那一个小时。

我可以看看天，看看云，假装自己还是自由的。

老何还是老样子，看书，发呆，叠毛巾。

只是他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常常一看就是一下午，一动不动，像一尊石雕。

我知道，他在等。

等那只悬在头顶的靴子，掉下来。

终于，那一天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天气很阴沉，像是要下雨。

我们正在“学习”，监室的铁门“哗啦”一声被打开了。

两个管教，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站在门口。

“何建军！”

管教喊了一声。

老何的身体，微不可见地颤抖了一下。

他慢慢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

有解脱，有不舍，还有一丝……托付？

我读不懂。

他跟着管教走了出去。

监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耗子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这个平日里凶神恶煞的男人，居然哭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铁门再次打开。

老何回来了。

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一步一步，很慢，很沉。

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

他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然后就那么看着墙壁，一动不动。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没有愤怒。

什么都没有。

就像一潭彻底的死水。

“何叔……结果……”耗子凑过去，小声问。

老何没有理他。

他就像没听见一样。

管教把一张纸，从门上的小窗口递了进来。

“他的判决书，念给他听。”

耗子接过来，展开。

他的手在抖。

“……被告人何建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如下：核准XX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何建军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耗子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四个字，像四颗钉子，钉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

整个监室，连呼吸声都消失了。

所有人都看着老何。

他还是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仿佛那张判决书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

从那天起，老何就没再说过一句话。

他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

就是坐着。

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熄灯，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风干的蜡像。

第一天，大家都不敢惹他。

耗子把饭菜端到他面前，他看都不看一眼。

“何叔，多少吃点吧。”

老何没反应。

第二天，他还是不吃不喝。

他的嘴唇开始干裂，起了一层白皮。

眼神也开始涣散，失去了焦点。

管教来了几次，隔着铁门喊他，他也不应。

“别管他了。”一个老管教说，“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想不开，随他去吧。”

监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我们每个人都像在陪着他一起等死。

我睡在他旁边，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开始散发出一股衰败的气味。

那不是汗臭，也不是没洗澡的味儿。

那是一种……生命力正在流逝的味道。

我害怕极了。

我怕他会突然发疯，拉着我一起上路。

晚上，我根本不敢闭眼，只要有一点动静，我就会惊醒。

我看着他漆黑的剪影，感觉自己离死亡那么近。

第三天。

他已经虚弱到了极点，身体开始微微晃动，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

耗子急了，冲到门口拍打铁门。

“管教！管教！要出人命了！”

管教过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走了。

我们都绝望了。

我们觉得，老何可能就要这么坐着，把自己“坐”死了。

那天晚上，熄灯之后，我依旧毫无睡意。

黑暗中，我听到身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是老何。

他动了。

我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他要干什么？

他慢慢地转过头，在黑暗中“看”着我。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小张。”

他开口了。

三天了，他终于开口了。

声音嘶哑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

“……何叔。”我颤抖着回应。

“给我……弄点水喝。”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爬起来，拿起我的水杯，把里面剩下的半杯凉水递给他。

他接过去，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水沿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打湿了前襟。

“谢谢。”他说。

然后，他开始说话了。

他的语速很慢，断断续续，但很清晰。

他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那闺女，叫何淼。水多的那个淼。”

“她出生那天，下了好大的雨。算命的说，这孩子五行缺水，我就给她取名叫淼。”

“她从小就懂事。家里穷，没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从来不跟人比。”

“她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当着所有家长的面夸她，说她是我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

“我一个大老爷们，当时就哭了。”

我静静地听着，大气都不敢出。

我知道，他在交代他的“遗言”。

“我出来打工，就是想给她多攒点学费。让她上好大学，以后不用再过我这种苦日子。”

“我去的那个工地，老板姓周，不是个东西。”

“他拖了我半年的工钱不给。我去找他要，他叫人把我打了一顿。”

“我认了。我想着，只要我还能动，就能再挣回来。”

“可是……可是他们不该动我闺女。”

老何的声音开始颤抖，里面带上了浓重的恨意。

“那年暑假，淼淼来工地看我。她说她想体验一下生活。”

“那天我出去干活，就让她一个人在工棚里看书。”

“就那个姓周的……还有他的两个狗腿子……他们三个人……”

老何说不下去了。

黑暗中，我听到他压抑的、如同野兽般的呜咽声。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我回去的时候，看见我闺女……她衣服都给撕烂了……就那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闺女才十六啊……”

“我去报了警。”

“警察来了，问了话，做了笔录，就没下文了。”

“那个姓周的，他哥是区里的一个什么领导。他有钱，有关系。”

“他们说，我闺女是自愿的。”

“自愿的……”老何重复着这三个字，声音里充满了血腥味，“我草他妈的自愿！”

他突然拔高了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把我又打了一顿，扔了出来。他们说，再敢来闹，就让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我闺女。”

“那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我想起我闺女跟我说，爸，等我将来当了律师，我帮你把钱要回来，让那些坏人都坐牢。”

“可我等不及了。”

“我怕我闺女也等不及了。”

“第二天，我买了把刀。”

“一把剔骨刀。”

“我先去了姓周的家。他正在跟他老婆孩子吃饭。我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一刀一刀……把他捅了。”

“然后是那两个狗腿子。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麻将。”

“一个都没跑掉。”

老何说完了。

监室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同情？

在这样一场血淋淋的悲剧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小张。”他又叫我。

“……我在，何叔。”

“我还有几天。”他说，“他们会给我吃顿好的。断头饭。”

“我死了以后，你帮我办件事。”

“您说。”

“等……等你出去了，去我老家一趟。”

他报出了一个地址，是北方一个很偏僻的山村。

“我家里，没人了。我老婆前几年就病死了。”

“你帮我……去看看我闺女的坟。”

我的心猛地一沉。

“她……她……”

“她没等到我给她报仇。”老何的声音平静下来，“从工地回去的第二天，她就跳了我们村口的那个水库。”

“就是我给她取名字的那个水库。”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你帮我……在她的坟前，烧柱香。”

“告诉她，爸给她报仇了。”

“爸没给她丢人。”

“还有这个。”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个用烟盒里的锡纸叠成的小天鹅。

叠得歪歪扭扭，但很用心。

“这是我给她叠的。她小时候最喜欢这个。”

“你帮我……放在她坟上。”

我紧紧地攥着那只冰冷的锡纸天鹅，它硌得我手心生疼。

我哽咽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好。我答应您。”

“谢谢。”

老何说完这两个字，就翻过身，背对着我，再也没有动静了。

但我知道，他没睡。

那一夜，我们俩都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第四天，老何开始吃饭了。

他吃得很慢，但吃得很干净。

管教给他送来了新衣服。一身崭新的蓝色囚服。

他换上了。

他还向管叫要了刮胡刀和镜子，把拉碴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但他还是不说话。

只是偶尔会看看我，眼神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第五天早上。

天还没亮，铁门就打开了。

这次来的，是两个表情严肃的法警。

他们手里，拿着一副锃亮的、带着长长铁链的脚镣。

“何建军，上路了。”

老何自己站了起来。

他走到法警面前，伸出双手，让他们戴上手铐。

然后，他坐到床边，挽起裤腿，让他们戴上脚镣。

铁链拖在地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整个监室的人都醒了，但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所有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看着这最后的一幕。

耗子把脸埋在被子里，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戴好镣铐，法警递给老何一个饭盒。

里面是四个白面馒头，一盘红烧肉，还有一瓶白酒。

断头饭。

老何没有吃。

他只是打开酒瓶，把酒缓缓地洒在了地上。

三巡。

“爸，妈，淼淼……我来陪你们了。”

他轻声说。

然后，他站起来，跟着法警往外走。

脚镣拖在地上，声音在寂静的凌晨里，显得格外刺耳。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回过头，目光在监室里扫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他冲我，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笑。

很干净，很纯粹的笑。

像个孩子。

然后，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铁门“砰”的一声关上。

“哗啦啦”的锁链声，渐渐远去。

直到再也听不见。

太阳升起来了。

金色的阳光，第一次照进了这个终年不见天日的监室。

但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冷。

老何走了之后，307监室安静了好几天。

耗子变得沉默寡言，再也没有找过谁的麻烦。

监室里那股压抑的气氛，并没有因为老何的离开而消散，反而变得更加浓重。

他的那个铺位，一直空着。

没有人敢去占。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呼吸平稳，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我手里，还攥着那只锡纸叠的小天鹅。

它成了我的一个秘密。

一个我和一个死刑犯之间的秘密。

半个月后，我的案子开庭了。

肖琴最终还是把房子卖了。

她把四十万现金甩在王浩脸上，换来了一纸轻飘飘的“刑事谅셔解书”。

法官看在我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份上，最终判了我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

宣判的那一刻，我站在被告席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自由了。

走出法院大门，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肖琴冲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

我抱着她，看着蔚蓝的天空，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感觉像做了一场大梦。

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回到家，瑶瑶扑进我怀里。

“爸爸，你回来了！瑶瑶好想你！”

我抱着女儿柔软的小身体，闻着她头发上洗发水的香味，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我回来了。

我回到了我的人间。

而老何，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冰冷的世界。

缓刑期间，我需要定期去司法所报到。

我找了份在物流公司开车的工作，每天起早贪黑，拼命赚钱。

我想尽快把卖房子的钱挣回来，给肖琴和瑶瑶一个安稳的家。

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变得不爱说话，不爱笑。

我常常会在半夜惊醒，耳边响起脚镣拖地的“哗啦啦”声。

然后，我就会想起老何。

想起他平静的眼神，想起他嘶哑的嗓音，想起他最后的那个笑容。

那只锡纸天鹅，被我放在了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里。

我答应过他。

我要去一趟。

第二年春天，公司派我去河北出差。

我查了一下地图，发现我要去的地方，离老何的那个山村，只有不到两百公里。

我跟领导请了三天假。

我跟肖琴说，有个老朋友在那边，我过去看看他。

她没多问，只是让我注意安全。

我开着公司的金杯车，按照老何给我的地址，一路导航过去。

路越来越难走。

从高速到省道，从省道到县道，最后，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车子颠簸得像要散架。

开了将近五个小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村子的村牌。

“何家庄”。

一个很小、很破败的村子，大部分都是土坯房。

村里很安静，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只有几个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用浑浊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外来者。

我找了个地方停下车，下车打听。

“大爷，您好。我问一下，何建军家，是这个村的吗？”

那个被我问话的老人，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

“你找建军？你是什么人？”

“我……我是他以前的工友。”我撒了个谎。

“唉……”老人长长地叹了口气，“你来晚了。建军……去年就没了。”

“我知道。”我说，“我是来……看看他闺女的。”

老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悲伤。

“可怜的娃啊……”他摇着头，“那孩子，是个好孩子啊。学习好，又懂事。怎么就……”

他没说下去。

他给我指了指村后的那座山。

“淼淼那娃，就埋在后山坡上。你自己上去找吧。最大、最新的那个坟，就是了。”

我谢过老人，买了些香烛纸钱，往后山走去。

山路很滑，长满了杂草。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坟。

与其说是坟，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土包。

前面立着一块简陋的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爱女何淼之墓”。

字迹歪歪扭扭。

旁边，还有一个更小的土包，连木牌都没有。

我猜，那是他妻子的。

我把带来的东西放下，点上香，烧了纸。

火光跳跃着，映着我沉默的脸。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锡z纸天鹅。

在阳光下，它闪着廉价而刺眼的光。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何淼的墓碑前。

“淼淼，你好。”

我蹲下来，对着冰冷的土堆，轻声说。

“我叫张磊，是你爸爸的朋友。”

“他……他托我来看看你。”

“他让我告诉你，他给你报仇了。”

“他没给你丢人。”

“他还说……他很想你。”

我说不下去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蹲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的坟前，哭得像个。

风吹过山岗，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是在哭泣。

我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

直到腿都麻了，我才站起来。

我对着那个小小的土包，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然后，我转身下山。

我没有回头。

回城的路上，我把车开得很快。

我打开车窗，让风拼命地灌进来。

我想吹走心里那股散不去的悲伤和压抑。

但没用。

老何和他女儿的故事，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回到家，肖琴已经做好了饭菜。

瑶瑶看到我，高兴地扑过来。

“爸爸，你回来啦！”

我抱起她，狠狠地亲了一口。

“回来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老何最后那个笑容的含义。

那是解脱。

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他终于可以去那个世界，和他最爱的人团聚了。

而我，还留在这个人间。

我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女儿。

我还有我的责任。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那个关于脚镣声的噩梦。

我开始努力地生活。

我拼命工作，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卖房子的钱又攒了回来。

我们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我和肖琴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

瑶瑶也上了小学，成绩很好，像她妈妈，聪明。

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点蝇头小利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不再觉得，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我开始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会在周末，带着肖琴和瑶瑶去公园。

看着她们在阳光下奔跑，大笑。

我会觉得，这就是全世界。

有一次，瑶瑶问我：“爸爸，你脖子上怎么有个疤？”

是我在看守所里，跟人抢铺位时，被指甲划的。

我摸了摸那个已经淡去的疤痕，笑了笑。

“这是爸爸以前不听话，被生活给教训了一下。”

“那现在呢？”

“现在，爸爸学乖了。”

是的，我学乖了。

我用一年多的自由，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上了一堂关于人生的课。

那个教我这堂课的老师，叫何建军。

一个杀人犯。

一个死刑犯。

一个可怜的父亲。

我再也没有去过何家庄。

我只是每年清明，会朝着北方的方向，在路边烧一沓纸。

我不知道他们父女俩，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了没有。

我希望，他们相遇了。

我希望，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不公，没有欺凌。

只有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

一个父亲，牵着他穿着白裙子的女儿，在阳光下，慢慢地走。

再也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