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的历史碎片背后 | 李开元、许宏、宋晨希对谈

翻开《史记》，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便扑面而来。尤其是《荆轲刺秦王》这样的篇章，情节紧张、人物生动，仿佛一场早已被剧本写好的大戏，让我们在2000多年后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刻的惊心动魄。

但当我们合上书卷，一个疑问或许会悄然浮现：我们读到的究竟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还是一位伟大史学家精心构建的历史叙事？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是源于冰冷的档案记录，还是带着温度的亲历者口述？在《史记》的宏大叙事与考古的细微碎片之间，我们能否拼凑出“刺秦”事件的另一种真相？

近日，在《刺秦》新书分享会上，秦汉史学者、《刺秦》作者李开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做客首都图书馆，以“在碎片中重探秦史真相”为题展开对谈。两位学者围绕《史记》中“荆轲刺秦王”这一经典叙事的形成过程与史料来源展开深入讨论，整场对谈以扎实的文本分析与跨学科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次理解秦史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思想启迪。对谈由资深媒体人宋晨希主持。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作者：李开元

版本：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荆轲刺秦王》

究竟是文学还是史学

李开元：为何写《荆轲刺秦王》？此事有趣。此话题无需预备知识，人人皆知，教科书常有，但人人皆知之事，往往并非如此。如荆轲刺秦王，人人皆知此事精彩，但精彩之处何在？精彩到什么程度？接下来我们以看戏一样的眼光去审视它。

从文学角度看，它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史学家眼光不同，我们主要看真假，而非精彩。如此精彩的作品，究竟是历史还是文学？这需要我们从一个全新的思路重新审视史书，特别是《史记》。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死记硬背的《荆轲刺秦王》，究竟是文学还是史学？

文学家认为，不必说——司马迁是文学家，有神来之笔，怎么写都精彩，这是文学笔法。我们原来对文学有个提法：打个比喻，在北大念书时，我们形容学考古的朋友像土拨鼠在地下挖，历史学则是在地上等他们挖出来，我们捡两个。中文系的朋友大概不管这些，他们在树上唱歌，赞美玫瑰、月亮。哲学系就更遥远了，在天上飞，像百灵鸟一样吱吱叫。你看，眼光不同，看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别人是实实在在地看，我们是比较实在地看，哲学家则是以终极目标的方式看。

历史学家看《荆轲刺秦王》，那我们就要问，若是神来之笔，就不是历史，而是虚构。此时，经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会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先看这个问题的是日本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他非常有名，是京都学派的掌门人。他看这个问题时，有不一样的看法。用历史学眼光仔细分析后，他认为，这不是真实历史，而是古代戏剧上演，司马迁去看戏，当场把演出结果用笔记下来，这就是《荆轲刺秦王》精彩、戏剧性强、栩栩如生的原因。

他举出了具体证据：我们能看到古代的口语和戏剧上演时的身体语言。当初有人提出这一看法后，我们都觉得震惊，因为古今中外从未听过这样的解读。当时我们深感佩服，但随着我们水平提高，发现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司马迁看戏。

研究历史久了，特别是涉及古代戏剧发展，我们发现，秦汉时期看不到剧场或表演迹象，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都没有证据。这时我们反过来看宫崎市定先生，他研究宋史，宋代正是古代戏剧兴起的时候，（演出场所被）称为勾栏瓦舍。剧场里有戏剧上演和说书，宫崎市定先生聪明地将宋代剧场搬到秦汉时期，讲得有理有据，但我们认为这解释有问题。如果仅停留在怀疑他的解读有问题，那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果觉得有问题，那么新的解释在哪里呢？能否解释出来？如果解释不出来，还得承认他的解释可能更合理。

《宫崎市定解读 <史记>》

作者：（日）宫崎市定

译者：马云超

版本：楚尘文化 | 中信出版社 2018年1月

其实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如顾颉刚先生，早就注意到在《荆轲刺秦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夏无且。在荆轲刺秦王时，他两次出现。第一次是荆轲追逐秦王时，他用药箱子打过荆轲，但没打中。第二次是事情结束后，秦始皇心情非常坏，论功行赏时，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清清楚楚地听到，很难得的是他用口语说话，因为以前书上都是诏令，不是他说的话，而是诏书上的书面语言。他说“无且爱我”，即夏无且医生爱护我，所以用药箱子打了荆轲。他说要奖赏夏无且医生，赏他黄金二百镒。就这么一个人物，我们注意到他后，就思考他为什么会两次出现在《荆轲刺秦王》中。因为司马迁所写的《荆轲列传》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只出现了四个，秦始皇是其中之一，荆轲和他的助手秦舞阳，还有一个御医夏无且。因此，我们会思考他为何会出现在此处。我们知道，在拍摄电影时将其角色去除，因认为他多余。秦舞阳的存在是为了衬托荆轲的英勇。秦始皇和荆轲之间本有一场武斗戏，但后来完全多余的部分被删掉了。然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如顾颉刚先生，注意到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特别提到了这个人物。司马迁写完一个事件后，常会做些评论，并把自己写进去，说他去哪里，看见或听见什么。在这一部分，他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即天下流传一个谣言，说荆轲刺秦王时刺伤了秦始皇，但这并不正确。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解释，为何会有这样的谣言，是因为夏无且在场，他把自己看见的事情讲给了两个人听，一个叫公孙季功，一个叫董生，董生又讲给了司马迁。加上这句话后，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荆轲刺秦王的事情。夏无且是当事人，而且是口述者，他口述给公孙季功和董生，董生又讲给了“司马迁”，这里“司马迁”指的是其父亲司马谈。因此，当我们了解这个线索后，就能恍然大悟，荆轲刺秦王的事情是医生夏无且的口述，他讲给董生，董生又讲给司马谈，司马谈记录下来，最后由司马迁改写而成。

有了这个新的视角后，我们再去重新读《荆轲刺秦王》，就会发现处处都是医生的眼光。比如，荆轲刺杀秦王时，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拿匕首刺过去，左右分得很清楚。最后，秦王拔出剑后，一下子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左右又分得很清楚。最后说秦王一共砍了荆轲八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历史上的其他刺杀案件，没有这样详细的记录，或者说乱刀砍死，或者说马上就刺死了，没有说分左分右，又把左大腿砍断了，最后还数了八刀。但医生不一样，医生要验伤，很关注人的肢体，最后要写报告。

有了这个观念后，我们就觉得后来加了很多细节，每一个道具都是真实的。这就是后来孙机先生讲到的。他从文物角度讲述，称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原因在于这是当事者的口述。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宫崎市定先生提示了我们，但他的方向不对。他提到的戏剧性口语是夏医生讲述时留下的，戏剧动作是夏医生当时自己有很多戏剧性的表演，他打过荆轲，知道荆轲怎么刺的，这就完全解释通了。

《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作者：孙机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8月

因此，我们对《荆轲刺秦王》有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更加合理且接近于真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古今中外都没有，是最新的。而且，这个解读是站在前人伟大研究者，如宫崎市定先生、顾颉刚先生的肩膀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现今为止的最高水平，即天花板。我们当然期待以后还有更好的解读，但起码我现在无法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解读。

宋晨希：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跟我说，《史记》很多东西不可信，为什么呢？《史记》里很多细节，比如项羽跟虞姬两个人在乌江自刎诀别。两人说话，司马迁怎么知道的？这不就是文学的夸张吗？所以我当时就以这个问题问了李老师，李老师说，这可能是当时楚国的降军告诉了司马迁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司马迁的信息来源其实可能是当事人的一些复述。

这一点对我认识《史记》的一些细节是特别重要的帮助，让我打消了之前对于《史记》的疑问。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读《史记》的时候应该抱有历史的角度，而不是现在有些学者所宣扬的说它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想顺着李老师的话补充一点。孙机先生解决了李老师的一个问题，“王负剑”剑拔不出来，后来导演陆川找到李老师询问。陆川还原了一下当时秦始皇怎么拔剑，说怎么也拔不出来（陆川在拍摄《王的盛宴》时，曾尝试用现代方式还原“王负剑”）。后来孙机先生说，用一种叫“剑璏”的东西，解决了这个问题。考古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历史、观察历史细节。

许宏：考古结论具有相当的或然性和不可验证性，既不能证明，又不能证伪，这样的地方特别多，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考古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但这种推理又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得持之有据，还得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像李老师说的打通文史哲，我觉得这是完全能接受的，因而我们惺惺相惜。

我们看李开元老师的书，他告诉你，《史记》其实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比较靠谱的《秦纪》和勉强残留下来的各国史书；还有口述史，偏鲜活的，通过起码两代人、三代人传下来，还不至于差太多。但是李老师也指出，其中还有一种战国纵横家的作品，这些完全是故事，云山雾罩。当时各国互相争霸，纵横家们，比如谈到夏的，都是要确认自己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所以一直引为祖先，有些东西就是顺口而来。所以《史记》所用史料并不全是靠谱的，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从这意义上讲，我非常认可和羡慕李老师的作品，有许多启发。

李老师是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学者，而我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但我们研究的都属于大的历史学范畴。在中国的学科分类里边，考古学刚升为一级学科，但在学科认同上，考古学还是属于大历史学。我们通过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方法，致力于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殊途同归的。

李老师本来是历史文献学家，但后来非常注重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行万里路，做实地考察，对有些战争的行军路线、山川地理大势非常重视，包括当时的遗迹等，比如说垓下城址。绝大部分读者朋友应该不知道垓下城址的最上限居然是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先有新石器时代的垓下城址，然后到了秦汉时期才被加固，成为一个堡垒性的场所。

说到荆轲刺秦王，李老师提到，北易水、中易水，他都跑过，如临其境。那里的燕下都又叫武阳，是燕太子丹送荆轲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名句。我们认为，燕下都应是战国中期之后燕国唯一的都城和最大的都城，当然不能排除以后还有更新的发现。很有可能，那个时候下都就是燕国的主都，荆轲就是从那里出发去秦国的。我看李老师梳理分析，战国七雄后来主要以中原为中心，从关中到山东，重点已不是西周刚分封时的镇守北方，所以说重心往南移是可以理解的。在整个战国七雄里，别看燕国偏弱，但它后来都城的防御性设施很厉害，这些都挺有意思的。

鸿门宴上项羽并无杀刘邦之意

宋晨希：书中有一个附录，关于鸿门宴的故事。大家在中学时都学过《鸿门宴》这篇课文，对于这个故事，当时老师的解读更多是认为项羽妇人之仁，为何不杀刘邦？是因为刘邦说了几句好话，项羽就觉得不杀他。但其实李老师研究发现，项羽不杀刘邦，是因为当时两边正在议和，议和之中怎能杀人家主帅？从这个角度看，鸿门宴的故事更合理，也让我们对项羽不再有脸谱化的认识。

李开元：在《刺秦》这本书的最后我加了一篇外篇，专门讲解《鸿门宴》。我后悔把它放这儿了，因为这个故事精彩程度不亚于《荆轲刺秦王》，且属于同一类型。现在大家讨论《刺秦》这本书时，都只提前面“刺秦”那部分，很少人提到鸿门宴。我觉得鸿门宴很受委屈了。

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荆轲刺秦王》《鸿门宴》，还有一篇《乌江自刎》，这是《史记》里最精彩的三篇，也是教材里选用最多的，这三篇精彩到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后来我们把《荆轲刺秦王》解读清楚后，进一步深入追究，发现这三篇都是口述史学，属于同一个类型。此事由当事人讲述，后被司马迁记录。

以《荆轲刺秦王》为例，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由夏医生讲述给董生和公孙季功，董生和公孙季功又转述给作者司马谈，后来司马谈将其写出。这形成一种模式：一个事件，有参与者即当事人，如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其次是口述者，此处为夏医生；第三是听众，如公孙季功和董生；第四是记录者。

同样，我们可以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其他事件，如鸿门宴。《鸿门宴》的故事同样精彩，包含口语和身体动作，类似戏剧。此故事常被选入教科书，我们可通过简单方法分析：首先按教科书分段，《鸿门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描述项庄舞剑，后一部分描述樊哙闯入大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最后教训项羽。《鸿门宴》的重点不在前半部分，而在后半部分。在《鸿门宴》的文本中，描述的最英勇的形象并非项羽或刘邦，而是后来闯入鸿门宴的樊哙。樊哙从大营出发，张良出来见他，此时里面已非常紧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良到军帐门口，询问情况，樊哙得知后决定闯入。门卫用戟挡住他，但樊哙左手持盾，右手持剑，推倒了门卫，进入大营。

樊哙进入大营后，有很多细节描述，如他掀开帷幄，此时里面正在进行鸿门宴。司马迁描写得非常仔细，项羽的座位正对着门，樊哙闯进来时，项羽一看，门外闯进来一个拿着盾牌和剑的人，便问：“来者何人？”张良才赶快跟进来。张良说是沛公的侍卫，项羽并未怪罪樊哙，反而很喜欢这个英勇的战士，称赞他为“壮士”。项羽还命令拿酒来，一个士兵拿了一个大酒器给樊哙。项羽很高兴，又让人抬来一只生猪腿，樊哙接过生猪腿，把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面，切而食之，即生吃。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生吃猪肉的。樊哙吃完后，有人继续夸奖他，问他还能喝吗？

樊哙突然讲了一大段话，表示自己连死都不怕，还怕饮酒吗？这时很奇怪，他说：“大王，你这样做不对，刘邦立了这么大的功，首先攻进关中，秦国投降，今天你听小人的言语，要处罚他，你这样就是‘亡秦’。”（《史记》原文为“此亡秦之续耳”，“亡秦”指代灭亡的秦朝——编者注。）然后是一大段教训的话。这时，项羽听了樊哙的教训，觉得和樊哙的身份很不合适。樊哙是沛县街上卖狗肉的屠夫。说完后，项羽突然回了一句话，“坐。”司马迁写了，鸿门宴整个气氛的杀气就没有了。项庄和项伯舞剑都停止。

这时，我们注意到，为什么樊哙在这个时候这么英勇，描写他的篇幅这么长，我们自然会有联想：会不会是樊哙讲的？如果我们用《荆轲刺秦王》的模式来推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设想或假设。这时，我们继续读史书，就会感叹司马迁的伟大。司马迁在这篇文中写了樊哙列传（《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写完以后，他有一段感慨，后面“太史公曰”说，他到丰县沛县去，到刘邦的老家去采风，到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他们的故居，都还在。他们当初都是街上的人，卖狗肉的、卖布的，后来跟上形势，如今都成了将相大官。他感慨万千，还特别加了一句，他说他和樊哙之孙交往。我们跟踪追击下去，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和司马迁直接交往，司马迁从他口里听了很多故事。樊哙和刘邦关系非常紧密，他是刘邦的“老挑”，他的太太是吕后的妹妹。而且他是最早一批参加革命的，刘邦还在芒砀山的时候，樊哙就已经参加了。韩信后来从项羽那里投奔过来，相对更晚了。只有樊哙一直跟着刘邦。樊哙一生最重大的功绩是在鸿门宴救驾，在他的封侯奏状里面就写得很清楚。樊哙后来封了武阳侯，封了列侯，封侯以后，他有自己的国土，就相当于一个小国的国王。

封侯时要制作丹书，丹书即用铁卷本，上面用红笔写上封侯原因及封状，类似于今天的授勋奖励证书。该证书共两份，一份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一份交给封侯者。封侯者家中，政府会专门修建侯府。鸿门宴上他保驾被封为列侯，食邑五千户，樊哙每年会召集子孙，讲述当年鸿门宴救驾之事，并且是添油加醋地讲述。樊哙去世后，其子亦会在铁卷丹书前讲述此事，此口述传统代代相传。因此，孙子樊他广亦听过此故事。司马迁与樊他广有交往，听过此故事后，将其写入《史记·项羽本纪》。这便是鸿门宴如此精彩，樊哙形象如此高大上的原因。由此，我们便破解了历史书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破解历史谜团。

我们按此逻辑推导，鸿门宴并非杀气腾腾的会议。鸿门宴前一天晚上，项伯到刘邦军营救张良时，双方已达成初步协议，刘邦交出所有战利品和占领之地归顺项羽，项伯再回项羽军营说服项羽，项羽遂撤销攻击刘邦军的命令，但附带条件，即第二天刘邦需亲自来道歉并签约。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100多名卫士到项羽军营，与项羽举行第一轮谈判。谈判确认昨天项伯与刘邦、张良的合约有效，正式签署后，刘邦彻底投降归顺项羽，完全听从项羽安排，项羽原谅他。

鸿门宴最初是庆祝签约成功的庆功宴，只因范增觉得刘邦是将来的威胁，才节外生枝，准备在会场上刺杀刘邦。项伯是刘邦和项羽和谈的主持人，和谈成功，所以他一定要站出来维护。因此，从结果看，鸿门宴上项羽并无杀刘邦之意。

历史中有很多东西是司马迁未曾见过的

宋晨希：有人说中国从早期上古的巫史文化开始就对历史很关注，早期中国人的史学记录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司马迁是否受那个时代史学观念的影响？他是怎么想的？

李开元：我觉得这涉及一个我们怎么看历史的问题。刚才许宏老师也特别讲到，我也提到过，我们觉得一切历史都是推想。以前我们曾经很迷信考古，认为考古能找出实实在在准确的东西，后来我们才发现，考古其实并不靠谱。

不是说考古本身不靠谱，而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比如一块竹简或一把宝剑，在物质属性鉴定时非常靠谱，能准确判断其年代。但出土史料具有两重性。它有非常可靠的一面，然而，如果要根据一个出土的瓦片或竹简去推想两千三百年前、五千年前的事情，我们只能进行推想。历史学还有司马迁、孔夫子等人的说法，他们的推想角度更大，范围更广，推想的精确性实际上是可以打折扣的。因此，我们觉得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突破，最后提出了一个“3+N”的历史学观念。我们知道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结构，即我们如何认识历史。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相当于2000年前在西安，秦始皇、吕不韦等人曾在此创建秦王朝，但他们已在历史上消失，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及其业绩，因此无法达到我们所说的“真实”。然而，消失的历史留下了一些遗迹，如秦始皇陵，还出土了大量文物。

第二部分，我们称之为第二历史，即史料。史料是经过精确鉴定的往事遗留信息的载体。考古在鉴定物质载体时非常准确，但在解读信息时，需依据合理的推想。

第三部分，我们谈到史书或史注，即历史学家根据所掌握的史料来推想他们未经历过的古代。例如，司马迁在撰写关于秦始皇的历史时，也未曾经历过那些事件。历史学家根据掌握的史料、出土文物、口述材料和文献材料来想象和推想过去的事情，这被称为第三历史。因此，如果我们再根据历史著作来撰写历史故事，那就是第四历史；若再编成电视剧，则是第五历史。我们所说的这些都属于历史的不同层面，但最基础的真实历史，从哲学角度解释，就是存在。其中，第二部分是史料，我们称之为信息；第三部分是史书，我们称之为知识。这三个方面相当于三个交错的圆，其中一部分史料存在于史书之中，而史书也引用了部分史料。

这是一个观念上的突破。刚才许老师也提到，他们原本认为《史记》是信史，即认为《史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史记》是史书，是司马迁根据所掌握的史料推想出来的，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他未经历过的历史真实。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与司马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是基于他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想。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他比我们更了解古代历史。

历史中有很多东西是司马迁未曾见过的。因此，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有这样的突破，这样才能对历史、史书、史料有更明确的看法，从而不迷信其中的内容。首先要破除头脑中的一些固定观念，例如，我们曾认为《史记》是不可更改的，但现在我们进行了大量工作，将《史记》和其他史书进行拆解，分析哪些是史料的部分，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许宏老师也提到了，在《史记》中，问题最大的就是那些历史故事。

司马迁讲得很清楚，他只编撰自己掌握的内容，不编故事。但问题在于，他所使用的一些材料可信度不高，或本身就是错的，他也将其写入《史记》中，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在追求历史时，没有绝对正确，只能说概率较高。我们只能推想哪一个更合理，更接近于真实。将来如果有新的材料能证明我们的推想正确，或证明错误，我们都要有开放的心态，承认另一种可能性完全可能存在。在历史学上，特别是在对历史的真实描述和推想上，不能说绝对是，这反而可能不真实。

当代人仍能通过历史叙事进行探究

许宏：早年有记者采访李老师，提出了一个略显苛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收录在李老师刚出的《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里。那位记者问：司马迁所记的秦汉史事比较近，您自己也承认司马迁有很多写得是真实的，但离我们当代这么远，作为一位学者，您为什么要做现在的工作，即再叙事？历史有不断翻新的过程，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红楼梦》要一遍一遍地改编，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的人类审美和人的历史观等问题。

《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

作者：李开元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7月

司马迁尽管离得近，可以像口述史那样，能把荆轲刺秦王和鸿门宴的细节都掌握，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也有大量司马迁根本不知道的内容，比如从秦始皇陵兵马俑，我们可以知道秦帝国的军阵、军队部署，具体细节如军装等方方面面，司马迁应该不知道。还有后来出土的秦简和汉简，这些都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与当时的法律和日常管理生活有关，非常鲜活。据李老师考证，坑儒之事可能并非真的，但焚书确实发生了，导致司马迁等史官无法看到许多资料，但我们当代人仍能通过历史叙事进行再探究。

李老师书中也指出司马迁的记载存在不少问题。考古材料表明，传世文献中的一些故事真伪有待商榷。例如，考古发现中原地区车马的出现不早于殷墟时代，也即距今3200年左右，且当时的车马属外来。在此之前，东亚大陆没有驯化出家马的可能性，普氏野马无法驯化成家马。而此前认为考古出土的早商时期的马具后来都被证明属于东周时期。也就是说，考古发现已确认殷墟以前中原地区没有车马，车马是外来的。但丰富的古典文献里却是车马喧闹，年代越晚往前推的时间越早，越晚描述上古车马出行规模越大。《史记·五帝本纪》说尧乘马车，汉代以后的文献更把乘马车的主角推到了黄帝。夏代奚仲造车的说法也不少。各类史书记载商汤灭夏时已有车马，数量从《墨子》中的九辆，到《吕氏春秋》的七十乘，再到三百乘，到了西晋皇普谧的《帝王世纪》，已经是“革车三万”了。但考古已确认在殷墟之前中原地区根本没有车马，这些与考古发现相悖的文献，我们该怎么看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开元老师在缜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再叙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当代人仍然能够通过历史叙事来对古史进行探究。

运营团队

本文整理 何安安

本文编辑 吕婉婷（本文经对谈嘉宾、世纪文景与首都图书馆共同审校）

图片提供 世纪文景

本文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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