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宋庆龄亲自跑到主席办公室，为监狱中的陈璧君求情

“1949年，宋庆龄亲自跑到主席办公室，为监狱中的陈璧君求情，主席也答应了，不过要让她承认自己的错误，谁料陈璧君得知以后，想都没想说道：‘我有什么错？’”
她说这话时，眼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倔强，像是和谁过不去——其实是和整个时代过不去。
陈璧君的名字，在上海滩也算响了半辈子，早些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谁能想到后来会落到监狱里？
但她自己对外界怎么看她，根本不在意，狱警给她送饭，她总是“谢谢”都不说一句，吃完就把碗推开，像是在家摆谱。
有一次管理狱务的干部问她：“你真的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陈璧君难得抬头，直直地看着人：“如果有错，那也是历史的错，不是我个人的错。”
狱室的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画，纸上是些随手勾勒的山水，她对病痛倒是习惯了，上海潮湿，风一吹就咳嗽，可她从不抱怨，反倒每次住院，总能带点新闻回来，狱友都说，陈璧君是这地方最难琢磨的人。
陈璧君在监狱里待得久了，和外头的世界隔得越来越远，可宋庆龄、何香凝这些老朋友还是会给她写信，劝她认个错，写个悔过书，这样她们三姐妹就能重逢。
可她回信时，总是把话说得很绝：“我只做自己该做的事，没什么可悔的。”
有一年冬天，陈璧君生了一场大病，送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医生都是从外面请来的，有中医，也有西医，监狱甚至专门给她订了《人民日报》让她看。
别人进了监狱，图的就是能熬过去，但她却像是在和谁赌气，拒绝一切温情。
狱医说：“你要多想想往前走的路。”她只回了一句：“人老了，路就短了，你们不懂。”说完就把被子往头上一蒙。
其实，最难的是她的那些心理关口，监狱里有人偷偷议论，陈璧君就是死不松口，哪怕所有人都劝她，她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她有一次对同监的女犯人说：“你们都觉得我错了，可你们谁真的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话说得很重，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
又有一天，有人问她：“你和汪精卫到底图了个啥？”她摇摇头，说：“我们都是想救国，谁都不想做卖国贼，只是路选错了。”说这话时，她声音很低，但没有一丝后悔。
宋庆龄来探望的时候，陈璧君态度依旧，宋庆龄劝她：“只要你认个错，写个声明，就能出去。”陈璧君却问：“要是我说了假话，以后你们能安心吗？”宋庆龄没再劝，只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监狱里的照顾说实话已经够到位了，陈璧君身体一直不好，狱方几次把她送到医院，病房里常有护士陪着。
可她总觉得自己是被误解、被冤枉的人，有一回，护士问她：“你就不能低头吗？”陈璧君直接回：“低头是为了活命，但我现在已经不想低头了。”
外界对陈璧君的争议一直没断过，有人说她是“死不悔改”，有人说她是“革命老前辈变了味”，可监狱里的干部私下都承认，这人骨头硬，谁也说服不了。
其实，陈璧君在狱中也不是没有动摇，她曾向狱方申请重新审判，希望能推翻当年国民党的判决。
可有关部门反复研究，觉得像她这样的大案，哪有那么容易改判，她收到回复后，沉默了很久，之后变得更孤僻了。
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注意——陈璧君晚年时，态度发生了一点变化，她身体越来越差，躺在医院的床上，偶尔和护士聊天，会说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也会提到自己的子女。
她说：“我希望他们能回来，好好为国家做事。”那时候她的心中可能真的动摇了，只是嘴上并不容易将自己坚持了那么多年的思想否定掉，就像她曾一直说“蒋才是汉奸，她先生不是”。
1959年5月，陈璧君再次病重，医院里灯光昏黄，护士和医生轮流守着，可她已经不大说话了。
直到6月17日凌晨，她安静地走了，终年68岁，她的遗体后来被火化，骨灰被亲属带回香港。
陈璧君的一生，从革命志士到汉奸罪犯，命运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走，她始终拒绝低头，无论是面对宋庆龄的劝说，还是党的善意，都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外界评价她褒贬不一，但在那些熟悉她的人看来，她就像一块顽石，外头风雨再大，她都不为所动。
人到晚年，很多事已经没法回头，她最后的遗愿，是希望子女能回来，为国家做点事，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和现实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