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 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

作者：邹德怀

“地狱天使”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2年左右的珍贵照片，是飞虎队的三个中队之一“地狱天使”全体飞行员的合影。

他们身后是一架经典的柯蒂斯公司制造的P40战斗机，机头画着鲨鱼的眼睛和牙齿，机翼上涂着中国空军的标识。

大部分飞行员戴着飞行风镜、穿着飞行装，也有几个人穿着夹克、戴着船形帽。前排中间的飞行员抱着一只小狗，身前放着一张中队的标志画“地狱天使”（Hell’s angels）。这个中队的飞机上都画着姿态各异的天使图案。

照片属于其中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奥尔德（Charles H. Older），他是飞虎队中战绩最为出色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奥尔德1917年出生于美国加州，1940年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行训练，被授予少尉军衔。但他放弃了这一身份，参加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仅在不到一年里他就击落10架日军飞机，成为“双料王牌”（按美军习惯，击落5架飞机即称为“王牌”）。太平洋战争爆发，飞虎队升级成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后，他又继续作战，累计战绩达到25架。他还率队对上海的日军进行空袭，击毁70 多架飞机而己方无一损失。

北岳反“扫荡”

这张照片展现了壮烈的场景。一群挺着刺刀、背着行囊的八路军官兵向前冲去，前面一名战士突然中弹，身形歪倒。八路军的摄影记者沙飞抢拍下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1940年冬天，北岳区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

北岳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包含晋东北、冀西、察南、雁北的多个县区，因地处古代北岳恒山一带而得名。从1938 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因为战线过长，兵力严重不足，开始转变战略，把主要兵力投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了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扫荡”“合围”。

河北是遭受“扫荡”的重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出动1万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达50次左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涉及河北。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回忆：“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

鄂西大捷

照片中是一小队中国骑兵。头上戴的德式钢盔、手中的望远镜表明他们属于一支精锐部队，正在山坡上执行一次侦察任务；他们警觉但舒展的表情，说明当时战争形势还不错。照片拍摄于1943年的鄂西会战期间。这一年5月，日本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损失惨重，运输船舶严重不足。为此，日军发动一次作战，以消灭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夺取长江航道，打通宜昌到武汉之间的水路航线为目的。

鄂西会战的作战时间达一个多月。中国军队凭借长江、山地等有利地理条件节节抵抗，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尤其是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之战，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军联手，用机枪扫射长江上的日本汽艇、轰炸城镇中的日军据点；中国空军则在空中与日机直接交手，击落多架敌机。

6月中旬，死伤惨重的日军无功而返，负责殿后的第十七旅团5个大队长有3个被击毙。所有在这次会战中沦陷的区域均被第六战区收复。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此时正在美国，先后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盟军太平洋作战会议报告鄂西会战的情况，称之为“鄂西大捷”。

飞来乞降

1945年8月21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飞到湖南芷江，就日军投降事宜与中方进行接洽。按照中国方面指示，他需要乘坐飞机抵达，飞机必须卸掉所有武装，机尾拖着两条3米长的红色布条，以示投降之意。

今井武夫乘坐的飞机是日本的Ki57螺旋桨运输机，由日本三菱公司1939年8月在97式重型轰炸机基础上研制，是日本最主要的一款运输飞机，主要用于运送人员。它本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专机，但已经老旧不堪、伤痕累累。战争后期日军日暮途穷，没有能力对它进行修理和翻新。

在100余名各国新闻记者的镜头下，今井武夫与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等人会面，交出随身带来的驻华日军分布图，并接受了一份对日军正式投降事宜进行规定的备忘录，转交给冈村宁次。第一张照片，是当时芷江机场的几名中国空军飞行员围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的合影。他们脸上都是面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左下角头上戴着风镜、氧气面罩垂在下颌处的飞行员叫吴其轺，是一位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三次受伤又都重返战场的飞行员。这一次今井武夫乘飞机前来洽降，他驾驶战斗机参与押解。多年后吴其轺的儿子见到这张合影，十分惊喜，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身着戎装的照片。

从第二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今井武夫乘坐的这架飞机机身和两翼上有日本的国旗标志，机身涂着迷彩，四周围满了中美两国的军人，但尾部并没有作为标志的两条红布条。在芷江停留洽降的几天期间，红布条很快就被军人们揪掉。虽然经过好几次重新悬挂依然如此，大概是被拿去充当战胜的纪念品。

受权刊发，图文选自《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邹德怀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9月。

救死扶伤图云关

在抗战中，中国同样有一群“提灯天使”，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照片中围着巨大的红十字的这一大群人就是他们。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拍摄的地点是今天位于贵阳市南郊的图云关。1939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所属救护总队由长沙辗转迁到图云关。之后六年间，他们从这里出发奔赴各个抗日战场救死扶伤，足迹遍布中国各大战区甚至印度、缅甸，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前后有114位医护人员在艰苦的环境和工作中殉职。

抗战时期，图云关不仅是中国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医学人才培养和输出中心，还是世界援华的医疗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前后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医护、辅助人员达数千人，还培养了1.5万多名军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荣独山、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博士屠开元等新中国医学界的知名专家都在救护总队工作过，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也是救护总队的外籍成员。

照片中，下方中间的是林可胜医生，救护总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任总队长。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父亲林文庆曾是孙中山的私人医生、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姨夫是在东北扑灭鼠疫的传奇医生伍连德。林可胜年纪轻轻就拿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又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华人教授。在牵头组建救护总队时，他号召发动了700多名朋友、同事和学生一起参加，成为战场救护的骨干力量，因此图云关又号称“小协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北、江西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活跃着他派出的医疗队。

如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的一座大型雕塑上，镌刻着他和医护人员的高大形象。

巨龙上的军队

这是一张视觉效果堪称震撼的照片。万里长城蜿蜒起伏，犹如一条飞行在北方群山与大地之上的巨龙。这条巨龙身上，是密密麻麻正在行军的中国官兵。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从官兵们头戴的英式托尼头盔和斜挎的子弹带来看，他们应属于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也就是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平津抗战的那支部队。

此刻他们正在借助长城行军。后来，他们改编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先后参加了徐州、武汉、枣宜会战。

虽然平津抗战结束后，整个华北被日军侵占，但长城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是一个从未缺席的地标。它的烽火台经常被中国军队用作侦察敌情、守卫国土的制高点，它的墙身和身下的山脉经常成为架设机枪的天然工事，它本身也总是成为军队徒步行军的“快速公路”。通过长城，八路军经常内外转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寇。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就被击毙在长城附近。

八路军战地记者沙飞拍摄的《卫士》《塞上风云》《不到长城非好汉》《八路军在长城上行进》《八路军收复插箭岭》等著名照片，已经成为抗战的经典镜头，也是最能体现长城精神、抗战精神的摄影佳作。古老的长城，在20世纪再次见证了中华儿女奋起御侮的勇气。

四大天王

美国参加二战后，中国得到的外援力度增加。如在云南，先后修建了昆明、陆良、罗平、呈贡等地的数十个机场，供飞虎队和中国空军使用。大量美军空勤、地勤人员随之进驻。当时在这些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美国人。

通过跟中国人接触、交流，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很多人从此一生都对中国怀有感情。照片中就是一位美国军人在昆明华亭寺的留影。

华亭寺始建于元代，历代被毁坏和重修过数次。和很多寺庙的习惯一样，它第一重殿内两侧立着四位护法天神，手执兵器，外形高大威武。与美国军人“合影”的是四大天王中的东方持国天王和南方增长天王。

今天我们在华亭寺门口还可以看到四大天王的雕像，但雕像经过重修，样貌和照片中的稍有区别。

香江群英

东江纵队，全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地区（今惠州、深圳、河源、海陆丰等地）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和东江各县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委派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率领一部分共产党员、华侨、工人和知识青年到达东江地区，组织抗日武装，这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

东江纵队先后建立多个抗日根据地、游击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东江纵队更成立以香港青年为主的（香）港九（龙）大队，开展城市游击战，先后营救出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和盟军战俘、美军飞行员，并奇袭启德机场、炸毁九龙铁路桥，打得日伪军心惊胆战。

据统计，东江纵队在抗战中进行大小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建立了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共有2500余名队员牺牲。日本投降后，八路军以朱德名义下发的《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中，曾将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与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并列，作为广东地区受降代表。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2月28日，照片中是一群在香港北部活动的东江纵队官兵。可以看到，他们身配长短枪、手电筒等作战装备，神情警觉而从容。不少队员身着便衣，头戴当时广东地区常见的礼帽，也有人身着军装，戴着英式托尼钢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