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重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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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丽娜 香港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香港IPO融资额重返全球第一。然而，在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香港金融业正面临一场更深刻的变革：美国纳斯达克已开始试验代币化股票交易，印度央行在推进数字卢比跨境支付，新加坡则通过Project Guardian项目抢占数字资产高地……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科技竞赛中，香港能否守住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位华人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在任期间主导建立了香港现代证券监管体系，推动了H股市场的快速发展，见证了香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重生。

近期，梁定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系统阐述了他对香港金融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在他看来，香港必须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抓住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创新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三大战略机遇，特别是要在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先行先试。

"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梁定邦语气坚定地表示，"留给香港的窗口期不会太长。如果我们再等两三年，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

香港金融市场的三大基石

《21世纪》：你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位华人证监会主席，亲历了香港金融市场几十年的发展。在你看来，香港的金融监管体系能在国际上获得如此高的声誉，其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梁定邦： 香港金融市场的成功，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第一是法治。我们拥有一套非常稳健、透明且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这是整个监管体系的基石。每个监管体系都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来支撑，而香港的法治环境让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制度充满信心。没有信心，资本就不会流入。

第二是专业水平。香港的金融从业人员，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业界，专业程度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在很多方面，我们甚至处于世界前列。这种高水平的专业能力，是香港能够处理复杂金融交易、应对市场风险的重要保障。

第三是资本自由流动。香港没有货币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这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三个因素相互支撑，共同造就了香港庞大的金融体量。

具体来看，香港的银行业总资产是我们本地生产总值（GDP）的10倍左右。我们的GDP现在大约是4000亿美元，而银行资产达到4万亿美元。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更是高达GDP的16倍。此外，香港是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处理着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交易。

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也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货币环境。从2005年到现在，港元的汇率一直在7.75到7.85这个区间内波动，从未突破过。即使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金管局动用的外汇储备也不超过600亿港元，而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港元，储备非常充足。

《21世纪》：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我们看到不少国际资本流入香港。这些"热钱"在短期内会带来哪些金融风险？香港应如何防范，并引导这些资本真正惠及实体经济？

梁定邦： 首先要明确，现在说资本大规模涌入香港还为时过早。目前流入的资金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这些资金的流动性很强，随时可以撤出，因此很难界定是长期资本还是短期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金并未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商业地产价格仍在调整，虽然住宅市场因为刚性需求有所好转，但价格也未回到此前的高点，大约比几年前下跌了30%左右。

要引导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首先要看香港的经济结构。香港GDP中超过93%是服务业，所以所谓进入实体经济，主要是指进入服务业。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数百家新的科技公司在香港落户，一些大型企业也重新将地区总部设在香港，这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增长。

同时，通过"高才通"、"优才通"等计划，香港吸引了大量内地及海外的金融人才。这些人才的回流或前来发展，为金融行业的扩张提供了支持。我们看到，现在银行和证券行业的新分析师，很多都是从美国、英国回来的，其中不少是原来从内地出去的人才。

这些变化反映在数据上，香港今年的GDP增长接近4%。这说明消费和服务业都有所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并非所有行业都欣欣向荣，比如餐饮业仍面临挑战。

为何黄金是最佳切入点

《21世纪》：你之前提到，香港应拓展与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尤其是在大宗商品领域。香港过去为什么没能发展起大宗商品市场？现在的机会在哪里？

梁定邦： 原因很简单：没有用家。期货市场不能只有投机者，必须有实体产业的需求作为支撑。你必须有一部分用家，有一部分炒家，市场才能运转。以前，内地企业用人民币进行贸易和生产，根本没有必要来香港进行交易。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中国内地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将部分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一个在境外、但与内地紧密联系的、使用外币计价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有了存在的价值。香港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黄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上海黄金交易所已经表示有意在境外设立仓库，香港是其中一个重要选择。最近，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要扩建黄金仓库，这为发展黄金交易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此外，香港发展黄金市场还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我们有成熟的银行体系，黄金ETF做得不错；二是黄金现货交易也很活跃；三是东南亚（及南亚）对黄金的需求很大，特别是印度，香港可以成为连接内地和东南亚（及南亚）的桥梁。

过去香港曾尝试过做大宗商品，但失败了。原因有几个：第一，资本金不足，清算业务不得不外包给伦敦，大笔收入让给了别人；第二，当时用家太少；第三，时机不好，那时黄金价格还在1200-1300美元左右，市场比较低迷。现在黄金价格已经突破4000美元，市场环境完全不同了。

《21世纪》：在监管协调方面，香港与内地的大宗商品互联互通需要克服哪些障碍？

梁定邦： 监管协调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股票通、债券通、ETF互联互通都运作得比较顺畅。大宗商品的互联互通在技术上是类似的。

从我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开始，香港与内地监管机构就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为各种互联互通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基础。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受益的合作模式。如果我们能提供外币交易的渠道，为人民币交易提供补充，就能实现双赢。大家要找到一个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竞争。

人民币国际化真正的路径

《21世纪》：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你特别强调了mBridge项目，这个项目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梁定邦：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很多人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让更多人买人民币、投资人民币，但这是不够的。真正的国际化，是要把人民币融入到制度中去。什么制度？支付系统、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

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还是在贸易领域，而不是投资领域。所以最有效的战略部署应该是在支付系统和供应链中推进互联互通。

mBridg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多国央行共同推进的项目，全称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ultipl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Bridge）。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让不同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直接进行跨境支付，不需要经过传统的SWIFT系统，也不需要美元作为中介货币。

这个项目已经证明了其经济效益。他们做了很多测试，发现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使用mBridge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最小盈利价值"（Minimum Profitable Value），也就是打平了。现在很多央行都想参加。

我认为下一步应该进一步发展mBridge，将其融入贸易融资、贸易清算和贸易结算系统。香港现在在贸易融资和贸易数字化方面，包括清关、供应链联通等，都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如果能把mBridge融入这个贸易制度，就可以不只使用美元，还可以使用人民币、泰铢、欧元等多种货币。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分散对美元的依赖，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美元这个篮子里；二是自然而然地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正确路径。

重构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

《21世纪》：你多次提到"资产代币化"（Tokenization），这个概念对很多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能否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这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梁定邦： 让我先解释一下传统金融交易是怎么运作的。现在的交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交易（Trading），你在交易所下单买卖；第二步是清算（Clearing），交易所和清算机构核对账目；第三步是交收（Settlement），货和钱真正交换。这三个步骤需要不同的系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比如你今天买股票，可能要等两三天才能真正拿到股票，这就是T+2或T+3结算。

资产代币化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这三个步骤合并到一个系统中，实现"交易即结算"（Atomic Settlement）。怎么做？就是把所有资产都变成"数字凭证"，也就是代币（Token）。

其实代币不是新概念。股票本质上就是一种代币，代表你对公司的所有权。但传统股票是在不同的系统中流转，效率很低。如果把股票变成区块链上的数字代币，就可以在一个系统中完成所有操作，实现即时结算。

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你不仅要把股票代币化，还要把货币代币化。否则你怎么完成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央行数字货币（CBDC）或稳定币如此重要。

美国已经开始在纳斯达克进行代币化股票的试验，并使用稳定币（比如USDC）进行结算，实现了T+0的即时结算。美国不做CBDC，他们用稳定币。但中国可以用CBDC，因为我们有人民银行的数字人民币。

《21世纪》：如果香港要建立这样一个基于资产代币化的新型资本市场，需要克服哪些障碍？

梁定邦：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技术基础设施。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基于区块链的交易和结算系统。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要重构整个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

第二是监管框架。虚拟资产、数字货币，这些都是新事物，需要新的监管规则。但监管不能太严，否则会扼杀创新；也不能太松，否则会出现风险。这需要用"沙盘"（Sandbox）的方式，先小范围试验，然后逐步推广。

第三是市场接受度。投资者、金融机构，他们是否愿意使用这套新系统？这需要教育、推广，需要时间。

但香港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内地因为对虚拟资产持谨慎态度，所以没有大规模推进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恰好给了香港一个先行先试的机会。我相信中央政府也希望香港先做。如果香港做成功了，监管到位了，内地还可以借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香港可以成为国家的"金融沙盘"。

驯服野马，而非扼杀创新

《21世纪》：有人认为香港的金融监管过于保守，限制了创新，导致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落后于新加坡。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梁定邦： 我不同意香港监管过于保守这个说法。香港的金融监管一直是比较开放和开明的。但确实，市场创新永远走在监管前面，这是客观规律。监管要做的，不是去扼杀创新，而是像驯服一匹野马一样，在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引导和规范。

你怎么驯服一匹野马？你要先让它跑，观察它的习性，然后逐步引导。如果一开始就把它关起来，它永远也跑不快。

"沙盘"（Sandbox）监管模式就是这个思路。对于新生事物，我们可以在一个有限的、风险可控的范围内进行试验。监管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在试验中发现问题、完善规则。

现在香港很多新的东西都在用沙盘方法。比如我此前参加的低空经济论坛，香港已经有十几家公司与（香港）民航处一起在做低空经济的沙盘试验。金融领域也是一样，包括虚拟资产，我们也是先观察，然后再逐步纳入监管。

当然，有些东西确实会滞后一点。比如前几年的虚拟资产，我们一开始没有监管，等到出现问题后才跟上。但最后我们还是把它纳入了监管框架。所以监管当然希望能跟得上，但市场永远会有一些新东西是监管还没想到的。关键是要有一个灵活的监管框架，既能给创新留出空间，又能在风险暴露时及时介入。

《21世纪》：新加坡在数字金融方面确实走在前面，比如他们的Project Guardian项目。香港还有机会吗？

梁定邦： 新加坡确实做得不错，但香港有自己的优势。第一，香港背靠内地这个巨大的市场，这是新加坡没有的；第二，香港的金融市场规模比新加坡大得多，我们的银行资产、股市市值都远超新加坡；第三，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这个地位短期内很难被取代。

但我必须承认，留给香港的窗口期不会太长。美国、印度、新加坡都在快速推进，如果我们再等两三年，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说这是一道"必答题"，不是"选择题"。

VC/PE通与"港版FDA"

《21世纪》：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背景下，你认为香港如何利用自身优势，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梁定邦：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九个内地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门，总GDP超过2万亿美元。这么大的经济体，应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也应该产生大量的风险投资机会。

香港应该成为连接大湾区科创企业与国际资本的桥梁。我们可以探索建立"VC通"和"PE通"，让国际资本通过香港，更便捷地投资到大湾区的初创企业中，并在未来顺利退出。

这与现有的QDII、QFII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在额度管理和运作效率上。我把它比喻成"穿裤子"：QDII就像穿一条很紧的裤子，裤腿没有弹性，运作效率不高。"通"的概念就是要让这个"裤腿"更有弹性，运作更高效。但这需要两地深度合作，包括央行之间的通力合作。可能一开始可以由几家大的发展银行来做，建立一个比较大的额度，然后逐步扩大。

《21世纪》：除了资金的"通"，你还提到了"港版FDA"。这对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有什么意义？

梁定邦：大湾区有很多优秀的生物医药企业，港交所也有很多18A公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想走向全球市场，必须获得国际认可的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香港正在筹备建立自己的药品审批机构，即"港版FDA"。但这个机构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国际公信力。

建立公信力需要时间，但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加快这个进程。比如，我们可以邀请一些国际上有声望的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等来参与，提升机构的权威性。同时，要与国家药监局保持充分的默契和联系。同时，我们可能需要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药品审批体系。

一旦建立起这样一个有公信力的审批体系，大湾区的药企就可以通过香港获得全球市场的"通行证"，VC和PE的投资也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回报。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如果不开始做，永远也做不成。

未来五到十年：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21世纪》：你多次提到资产证券化，这在香港未来的发展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梁定邦：资产证券化非常重要。在资产代币化的框架下，你需要把各种资产装进去。现在主要是债券和股票，但其他资产呢？

中国内地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是全球第二大，但这些资产基本上都没有出来，国际投资者买不到。其实全球投资者是想买内地资产的，但现在买不了。如果能通过香港把内地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面向全球发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就像打通"任督二脉"一样。一旦打通，内地的优质资产就可以通过香港获得国际资本的支持，而国际投资者也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而且，资产证券化不仅限于传统资产。我刚才说的低空经济、太空经济，这些未来的收益都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变成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这就是新型资本市场的魅力所在。

《21世纪》：最后，请你总结一下，未来五到十年，香港金融发展的最大机遇和最大挑战分别是什么？

梁定邦：最大的机遇，就是我刚才说的，建设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通过资产代币化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结合，我们可以重塑整个市场的运作方式。

内地因为对虚拟资产持谨慎态度，尚未大规模推进，这恰好给了香港一个先行先试的机会。香港可以成为国家的"金融沙盘"，为国家在金融创新领域探索路径。

一旦我们成功建立起这套高效、可信的新型基础设施，就可以将内地庞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以及低空经济、太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巨大融资需求，与全球资本连接起来。这将是香港发展的巨大引擎。

最大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地缘政治风险。美国的金融制裁、科技封锁，这些都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第二是人才竞争。新加坡在积极吸引金融人才，香港也面临人才的压力。第三是时间压力。我刚才说的这些创新，美国、印度、新加坡都在做。如果我们不加快脚步，就有被淘汰的风险。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香港必须果断前行，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重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