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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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每年固定的节假日，日本一般国民更感兴趣参与的皇室祭祀活动是天皇的即位及天皇、皇族的婚礼和葬礼。明治天皇的即位大典和大尝祭既恢复古制，又增添了诸多新内容，凸显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的尊严。这样的活动，明治维新之前也举行过，不过大多数国民甚至连举办地点都不曾知道。

2019年5月4日，在皇居庆祝新天皇即位的一般参贺

明治维新后，天皇、皇族的换代大典和结婚仪式都是在国民的注目下举行，作为全国性的仪式活动而意义重大。

其中，受普通国民关注的大型节日，早期有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仪式。这一时期，欧美的先进国家竞相举办大规模的国家典礼［T.Fujitani:《天皇的戏剧》（『天皇のページェント』）］。在日本，宪法的颁布仪式选择在纪元节举行。当时宫中三殿均奉献玉串，奉读宪法颁布的告示。天皇与皇后乘坐着马车，华美的车队从皇居前广场向青山练马场浩浩荡荡行进，营造出了盛大的节日气氛。另外，大久保利通等人策划的天皇巡游，在1870年代、1880年代也频频隆重举行，这些都对推广天皇崇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皇室祭祀又与当时的城市结合在一起，这一新式礼仪体系对当时日本国民一体感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19年11月，德仁天皇搭乘从皇居到赤坂御用地的敞篷车游行

在这之后，天皇、其他皇室人员的壮观巡游接二连三举行，例如1894年的明治天皇的银婚仪式，1900年的大正天皇结婚典礼等。

明治天皇的银婚仪式，杨斋延一绘

大正天皇的结婚仪式成为后来日本神前结婚仪式的原型，当时国家认为作为日本的近代国民，也该有如同西方的结婚式那样的自己本国的婚礼仪式，可以说，在这一方面皇室祭祀的扩大化起到了推广作用。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时，宫中举办完神道仪式后，又在青山练马场设神道式葬礼会场，举行了与近代国家相匹配的威严葬礼，之后用灵柩专列把灵棺运往京都，最后在桃山御陵由身着古代宫廷装束的队伍庄严送行，观看的众多国民也深受感染，共同分担这一悲伤情感。

之后，1915年的大正天皇大尝祭在京都举行，该仪式强调与传统的一贯连续性，新的天皇下诏：“朕知尔等臣民忠诚守分，励精其业，扶翼皇运。唯愿尔等齐心协力，益发弘扬国光”，强化自己和国民的一体性。我们可以看到，皇室祭祀以所谓的传统中的神道仪式为中心，以培养国民的连带感为目标，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游行等活动，成为天皇崇拜、皇室崇拜等一系列礼仪体系的核心，其在神道仪式中的比重逐渐增大。

聚集在天皇游行仪式上的围观群众

纵观近代世界史，无论在哪个国家，建立辅助其国家统治的礼仪体系，都是一项重大任务。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诸国竞相重新“发明传统”［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编《传统的发明》］，在日本则以皇室祭祀为轴心，把各地的神社祭祀吸收进来，进行了相应的“传统创造”。

这听上去好似费解，但在当时，的确是明治国家参考西方近代的国家礼仪体系，提出了鼓吹国民忠诚团结的各种方案，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理想中的古代“祭政一致”体制得以推进。在新国家建设中，这种复古的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发生共振、相互作用的现象，并不罕见，当今世界各国的宗教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兴盛也佐证了这一点。

图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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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国家神道与日本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章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一览扶桑立场。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