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站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致辞时，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1957年，杨振宁站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然而，在致辞时，他却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给了我安稳的生活。”

台下的杜致礼，穿着一袭深色礼服，神情安静，笑意温柔。她不是那种会抢镜头的女人，却是那个让天才得以安静思考、持续燃烧的人。

很多人以为，嫁给科学家，是件荣耀的事，但对杜致礼来说，那只是生活。她说：“他搞物理，我过日子，没什么不一样。”一句轻描淡写，背后是几十年的风雨同行。

杜致礼出生在一个让人艳羡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将领，母亲是当时有名的美女，她受的是严格的教育，也有良好的教养。别人家的女儿或许被安排去做名媛，她却爱看书、爱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后来，她考入西南联大附中，第一次遇见杨振宁，当时的他是她的老师，一个戴着眼镜、走路带风的年轻人。两人只是师生，谈不上什么感情，但缘分的种子，已经在不经意间埋下。几年后，他们都去了美国。

那时美国留学生寥寥无几，异乡的孤独让他们再次相遇。那天，在一家小小的中餐馆，杨振宁一抬头，看见了熟悉的面孔。那顿饭从午餐吃到了打烊，两个年轻人聊理想、聊家乡、聊未来。

从那以后，杨振宁常常坐一个小时的车，只为去看她一面。纽约的冬天很冷，他常穿着厚重的风衣，提着一袋热包子站在她宿舍门口。恋爱没有花哨的仪式，更多的是互相理解和欣赏。一个有才，一个有心，很快，他们决定结婚。

婚后，生活并不富裕。那时的杨振宁刚在普林斯顿做研究，收入有限，工作又极度繁忙。杜致礼从没抱怨，她管家、做饭、带孩子，一肩挑起整个家。三次生产，她都是一个人去医院；夜里孩子哭闹，她轻手轻脚哄睡，只怕吵到杨振宁。

有一次，儿子打球摔断了腿，要动手术，她没敢告诉丈夫，自己一个人守在医院里几天几夜，直到孩子脱险，才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外界看到的，是杨振宁的光芒，她看到的，是他伏案到深夜的疲惫。她懂得不去打扰，也懂得在需要时给他一杯热茶。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他才35岁。领奖那天，杨振宁特意提到了妻子的名字，说：“没有她的支持，我不会有今天。”他们的感情，没什么轰轰烈烈，却经得起岁月。

后来，孩子们陆续长大离家，杜致礼的生活重心又回到了丈夫身上。她每天提醒他吃药、陪他散步、晒太阳。老两口最喜欢做的事，是坐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长椅上，看学生走过。别人说她为他付出太多，她只笑着说：“你们的爸爸辛苦了一辈子，我多照顾他一点，是应该的。”而当她病重那几年，杨振宁也终于放下实验，陪她看世界。

那时候他们已经老了，走得慢，却总是手牵着手。有人说，他们走哪儿都像在过蜜月。杜致礼走后的那段时间，杨振宁几乎每天都去墓前，轻声说话。他说她不是“杨振宁的妻子”，而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同行者”。回望他们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也没有电影式的对白。她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却撑起了一个天才的世界；她不在实验室，却为科学史写下了注脚。

在那个女人身份常被忽视的年代，杜致礼用她的一生，诠释了“陪伴”的意义，不是牺牲，而是共同选择；不是退让，而是并肩走完。有人说，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但在杨振宁和杜致礼的故事里，更像是一个懂得的人，遇见了另一个值得的人。他们的爱情，没有声势浩大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守候。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恰恰就是这种平凡中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