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向明 ：探寻吕梁大地上的清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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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吕梁大地上的清廉基因

文/郭向明

《尚书·禹贡》有载：“其山岩层岫衍，涧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荡，涛涌波襄”。山河交错，控扼晋陕，灵气钟聚，人文滥觞，这里就是吕梁。

大河奔流，激浊扬清。高山巍峙，浩然赋形。文化基因，千年传承。廉者，广而兼有，广博深刻。回顾吕梁深厚的历史积淀，公、忠、信、廉等文化内涵密切相关。溯源我们所传承秉持的清风节操，发轫于此，养成于此，更衍流躬行于此。

大禹治水的“公”之启蒙

瓦窑河遗址、峪道河遗址、高红遗址、碧村遗址……龙形觥、汉画像石……，从史前乃至夏商以降，文化遗址器物密布吕梁大地，华夏文明从这里娩出。伴着黄河的涛声，和着石器的韵律，抚摸着青铜的光泽，我们的先祖从这里脱去蒙昧，走出史前的黑暗。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荒古时代的洪水，掀起滔天巨浪，可以毁天灭地，是留给人类最初的“记忆”。战国《尸子》记载：“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者灭之，名曰鸿水”。时下，我们漫步沿黄古道，每每惊诧于黄河峡谷鬼斧神工的“浮雕”“溶洞”，那距河面上百米斑驳的冲刷刻痕，真实记录了远古时代被吕梁山挡抬的黄河有多么浩渺、激荡和凶险。今日黄河的温驯，让我们很难想象，曾经暴虐无比的洪水如一头怪兽吞噬了多少良田旷野、吸食了多少先祖生灵，就连黄帝的都城有熊、颛顼的都城帝丘、尧帝的都城平阳、舜帝的都城蒲坂也在一声声长叹中变成了汪洋泽国。沧海桑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为长，亦即首，所谓“孟门”，就是大禹治水之黄河河道上的第一个大门。沿孟门而下，有石门、龙门、人门、鬼门和神门。然何其有幸，承继父业、受命治水的大禹来了，“亲操槖耜而九杂天下山川，腓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庄子·天下篇》），“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抛妻别子，栉风沐雨，劈开了蛟龙壁，露出了老鹰崖，开启了华夏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水史，更为重要的是给后世族人留下了一笔丰盛的精神遗产，那就是把自强不息、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原始地投注到中华民族的灵魂血脉、精神基因中。

之后，儒家“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提出、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主张、法家“去私行公”的导向，以及后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乃至今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无不沿循这种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正道直行、乘风破浪。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一定是在这里。

天下“禹迹”很多，吕梁当是最古意的那个存在。细观柳林孟门的禹王石、临县大禹的“禹王庙”，离石骨脊山的半山系舟处，等等，这一处处并不十分清晰的“古迹”，寄托着对治水英雄的千年缅怀，也昭示着对“公廉”精神的百代传承。这些“禹迹”可能是传说，但传说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的生动反映。

“公生明、廉生威”。秉公心、守公德，奉公戒私，一心为公，作人民公仆，护社会公平。展望未来，吕梁乃至更大的中国也一定会从这里汲取到新的前行力量。

英雄吕梁的“忠”之弘扬

“吕梁”是一个地理的名字，也是一个英雄的代号。

西凭黄河险要、东依吕梁山脉，这片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表里山河”之地，是孕育英雄的天然土壤，自古就有坚韧不拔、豪爽刚烈、勇于抗争的英雄基因。早在商周时期，吕梁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戎狄部落交错的地带，尚武精神和开拓意识便开始影响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到了晋国，虽核心区域在晋南，但“尚公、尚法、尚贤”的务实、包容和进取精神，辐射到整个山西，也包括吕梁。名臣孤偃（封地在交城）就是其中晋国的贤能代表。再往后，任职西河郡的魏国战神吴起，推行变法、练兵强国、抵御强秦，成为以文韬伟略济国、守护山河的典范。汉国开国皇帝刘渊，离石起兵，乘势乱起，开创十六国时代，是在乱世中敢于把握时机、敢于改天换地的一代豪雄。一代名将狄青，辅国安邦，匡扶时弊，一身正气，功勋卓著。大唐汾阳王郭子仪，在国家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忠勇无比，无疑是吕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即极为重要的英雄符号。直至明清时期，也涌现出一批戍边卫国、耿耿铁骨的杰出将士。

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吕梁书写了极其悲壮与辉煌的一页。作为延安的“东大门”，吕梁天然就是阻挡日寇西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战略缓冲地带，是屏障延安的钢铁堡垒和战略支点，同时也是联系华北、华中与延安的重要通道，无数爱国青年、国际友人、重要物资通过这里前往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和声音也通过这里传向各大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吕梁的抗战史其本身就是一部用忠诚写就的英雄史诗。国难当头，吕梁儿女发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怒吼，挺膺担当，浴血奋战，十万将士奋勇杀敌，广大群众踊跃支前，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无数村庄被烧毁，无数百姓被杀害，但不屈的吕梁儿女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对党、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革命先驱贺昌、张叔平、刘志丹、刘胡兰、刘少白……一个个响彻云霄的名字，就是吕梁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吕梁英雄传》也真实映照了千千万万普通吕梁人民英勇抗战的场景和身影。以贺龙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长期驻守吕梁，开创了廉洁自律、甘于奉献、公而忘私的革命文化，为吕梁廉洁文化注入红色基因，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吕梁精神。

吕梁，这片浸染英雄鲜血的红色土地，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征程中，无数奋斗者用心用情、敢闯敢试，再次用汗水甚至生命践行了“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誓言，交上了时代大考中的一份优异答卷，为吕梁精神注入了澎湃的时代动力。吕梁护工、造林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像。

“英雄”在吕梁，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治国安邦的智慧、临危受命的担当，以及为国为民的牺牲。但无论哪一种，忠诚当是所有英雄品质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石，不忠诚于笃定的伟业，不忠诚于自己所在的族群和民众，断不会衍生出其他的英雄品质和英雄行为。特别是，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忠诚基因，已深深镌刻和浇铸在吕梁儿女的血脉之中，伟大的吕梁精神也便有了灵魂和底色。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忠与廉同根并生，相辅相成，由现代观之则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法治。忠诚是吕梁人民融血入骨的政治本色和文化密码，更是推动转型跨越发展的一笔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碛口商帮的“信”之传承

称雄明清五百岁，纵横欧亚一万里。晋商在吕梁的足迹，是一部依托黄河天险、把握历史机遇、书写商业传奇的壮阔历史。

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困住吕梁人，反而强烈激发了吕梁人向外谋生的商业意识。早在隋唐时期，三交镇因其地处通衢要道就成为物资集散地。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乾隆年间以来，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之利，成为晋商西北贸易的重要枢纽，最繁华时镇上超过3000家商铺。晋商通过黄河水路将吕梁的煤炭、红枣、药材运往中原、江南，又将南方的丝绸、瓷器贩回北方。吕梁人淳朴善良，骨子里就有一种能吃苦、不服输、敢冒险的特质。尽管那个时代缺乏现代契约精神，但这些商界先贤和精英们依靠“一诺千金”的口碑和“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的信条，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催生了晋商“以义制利”“重然诺、守信用”的商业伦理，而这也无形中影响和滋养到这片土地上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气质。以工代赈、捐资办学、汇通天下…，把忠孝仁义的优秀品质、休戚与共的家国担当和创新求变的商业智慧深深刻到骨子里和血脉中。

按照我们通常的观念，商业贸易的发达多会伴随生意场上的官商勾结和腐败滋生。然而这些商人多有着创立家业和兴宗耀祖的抱负，要把生意长久经营，就不能欺诈客户、贪墨货款，治地官员若要治理好市场，就不能索拿卡要、以权谋私。“西湾村陈氏民居”“李家山窑洞”、交城段村老宅等晋商院落，其建筑中的“砖雕”“木雕”多以“莲（廉）花”“算盘”“秤杆”，无不暗含和隐喻“清白经商、廉洁从业”的训诫。这种“商廉相通”的文化，至今仍是吕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

“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讲诚信、有信念、懂规矩、守纪律，明礼诚信，怀德自重，敬业乐群，互利合作，当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守之信条。挖掘诚信因子，培育诚信文化，倡导遵纪守法、诚信重礼、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不竭动力。

清俭持正的“廉”之实践

吕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廉洁文化源远流长。

“清端一代良臣冠，威惠江南百姓钦”。方山籍于成龙是提及历代廉吏能臣绕不过的一个人物，是吕梁乃至三晋大地廉洁文化中最杰出的代表。吕梁之所以为“廉吏故里”，无疑端赖这张名片的加持。当然，我们还有兴县籍孙嘉淦、汾阳籍吕蒙甫等一大批先贤廉吏辉耀在历史的上空。

特定地域内的民风民性对人的习性养成有重要影响。淳厚质朴、崇尚节俭、勤于本业、追求气节是吕梁百姓共有的优秀品质。吕梁这片大地上的先贤廉吏们从垂髫总角的童孩到及笄戴冠的成人，其成长过程中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土壤，离不开这一环境的滋养和熏陶。

简朴乃廉之根，非俭无以养廉。有“天下第一廉吏”之誉的于成龙，出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典田卖房，凑银百两，买毛驴一头，跋山涉水前去上任。在罗城连任县令六年多，离任时穷得竟连路费也没有。晋升福建布政使时依然是一竹笥贮朝服，二釜瓦备炊用，文卷册数十束，除此竟无一物。最后做了富甲天下的江南封疆大吏也仍然是布衣蔬食，“半茹糠秕”，江南民众因此称他“于青菜”。逝世后，家产仅绸袍一件、盐豉器皿若干。百姓“罢市巷哭”，康熙帝赐谥“清端”。身居如此高位，却能坚守耕读本色，节俭至此，回望历史诸廉吏，恐难出其右。被誉为“元代第一廉吏”的吕蒙甫，割俸办学“延师以教育之”，捐俸设堂“安葬客死异乡者”，声震“八桂”，垂范后世。

刚正为廉之魂，无求方能无惧。孙嘉淦于清雍正六年任顺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监督傅绅私征官税，论如律”。乾隆登极之初，戆正耿直的孙嘉淦向乾隆上《三习一弊疏》：“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匡正君心，端正君行。这篇名疏后来被后代诸皇书挂于壁，成为众多为官者的良鉴。孙嘉淦在河东盐政、全国会试副主考、礼部尚书等要职时，不仅自己坚决拒收贿赂，并告诫送礼者为官须“洁身自好，请介自持，不可造次”。吕蒙甫为元代著名廉吏，平冤案、赈灾民、惩恶霸，并提出“蒙甫八事”（开经筵、严卫禁、清选法、举贤才、复常平、设义仓、谨边关、修武备），系统性整顿吏治，被誉“元代纪检第一人”。官之所恃，在廉。无欲方能无求，无求方能无惧。

家风乃廉之脉，身教重于言教。孙嘉淦家族秉承“重孝道、奉仁德、讲诚信、勤耕读、倡节俭、严修身、守廉洁、齐家国”二十四字家风。孙嘉淦的父亲即使被封为奉直大夫后，仍“衣不丝帛，食不重味”，以身作则教导子孙节俭。孙氏家族更创造了“一门三进士”的佳话。于成龙的清廉节操也深刻影响了其后人，其所秉持的“勤、俭、学、善、廉”家训，使得于氏家族中出任官职者多达30余人，都能遵法纪、守规矩，保持了清廉的官声。其长孙于准秉承先祖遗风，编订《于氏族规》《于氏家训》，成为于氏族人世代践行的行为规范。

借鉴历史智慧，立足时代发展，需重新审视“何者是廉”、叩问“何以要廉”、探求“如何能廉”，当大力培养节俭戒奢、清心寡欲的个人操守，承继严己宽人、义礼传家的良好家风，涵养一心为公、清廉为政的精神境界，由传统链接当代，从历史走向未来。

扎根传统的“创”之呼唤

自然赋予了这篇土地以清风正气。携禹王之公正，融晋商之包容，存晋人之风骨，遗赵士之精魂，融红色之忠勇，在吕梁这片被黄河、汾河、吕梁山滋养的土地上，形成了信仰坚定、守正尚德、清廉简朴、担当作为的廉洁文化基因。

传承廉洁基因，不仅是守望历史的缅怀，更是回应时代的召唤。每一位党员干部自当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境界，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为民情怀，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怀古思今，如何把廉因子、廉元素转化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廉动力，当做好几篇生动的“廉文章”。融古入今，廉文化需深度挖掘研究。从档案文献、经史子集等史记传书中寻找思想根脉，从楹联、谚语、歌谣、民间故事等艺文轶事中追慕先贤足音，从祠堂、牌坊、碑刻等文物器具中品思礼序家规，创新推出一批有家国情怀、有时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开发一批体现晋西地域文化、富含廉洁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有思想穿透力、文化影响力、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力作，打造地方廉文化特色品牌。融古铸今，廉文化需多元化展示。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把各类展馆、历史遗存、文本资源当中等深蕴的廉文化内涵得以物化、外化、动态化，推动新时代廉文化“活”起来、“动”起来，讲好新时代吕梁廉故事，不断彰显清廉之美、放大清廉之效、形成清廉之治。融古促今，推动廉文化融合。把吸收传统文化营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发扬新时代吕梁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广大干部的政治境界、政治担当和政治气节，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引导党员干部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明大义、守信誉。

基因的生命力在于代际传承。吕梁独特而又富有魅力的文化名片，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当传承发扬，泽被后世。唯有将这份基因深植于文化传承、融汇于社会治理、贯穿于转型发展，才能让这股正气清风长吹不息，让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图景中熠熠生辉.

作者简介

郭向明，山西人，区域文化研究爱好者，十多篇文章刊载于国家、省市报刊、杂志和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