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药二次崛起逻辑

文 |李怡云、严大方

编辑|唐晓园

视觉设计：星船知造

正文共计：9523字

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仅仅十年时间，中国药企在全球制药产业舞台上已从幕后走到台前。

幕后：2015年左右，我国还主要生产原料药和仿制药。

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中国制药产业的“第一次崛起”——我们以生产原料药和仿制药成为全球制药产业重要的“隐形参与者”。

台前：今天，中国创新药产业加速崛起。大量中国药企正褪去为美国“打工”的身份

●2024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药48个，在研新药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位。

●2025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又批准了40多个创新药上市，这一数字已接近去年获批总量（48个）。

●2024年，中国发起的新药临床试验占全球总量的30%。

《经济学人》杂志今年发表文章称，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新药研发国。

在展开中国制药“二次崛起（创新药）”逻辑之前，《星船知造》想先分享我们观察到的与此有关的两件事。

01 两个“反直觉”

第一件事，十年前有篇速朽的爆款，叫《去日本买只马桶盖》。

文章大概意思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去日本买小家电。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电饭煲煮出来的米更“晶莹不粘锅”；日本电吹风更能“让头发干爽柔滑”；日本的马桶盖呢，更能让“屁股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该文速朽的原因在于：观点落伍。

一是其实当年很多日本马桶盖就是中国制造。

有杭州消费者千辛万苦背了只松下马桶盖回去，结果该马桶盖唯一生产基地就在杭州。

source：松下

二是国内市场已有同类型产品销售。

董明珠说，中国游客去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是个笑话，中国不是没能力做出好的产品。恒洁卫浴董事长谢伟藩称，该文作者可能对中国行业不太了解——中国智能马桶盖技术已经比日本好了（中国采用即热式技术，优于日本储水式）。

但这篇文章，恰恰因为其观点滞后，反而反映了一个现象：

中国制造崛起的速度是远快于当年欧美的——这让部分产业（尤其是欧美日曾大幅领先的产业），其实际崛起和大众认知、消费者信心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

这个认知时间差，不仅仅存在于普通消费者，有时也同样存在于媒体报道。

source：giphy

今天，在人们还未普遍意识到时，事实上，中国制药业已从全球原料药、仿制药的重要一极，进化为创新药的重要参与者。

创新药：可以简单理解为，从零开始自主原创研发的药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有专利保护。在专利期内享有市场独占权，价格较贵。

仿制药：可以简单理解为，昂贵药物的“平替”——创新药专利过期后，复制其成分和疗效的药。我们药店买到的，医院开的，大部分都是仿制药。是普通人一生的用药基本盘。

原料药：药物中的有效成分，需要加工成制剂才能使用。

此外，还有“专利药”和“原研药”。

专利药顾名思义，就是有专利保护的药品。它和创新药是高度重叠的：所有的创新药在上市初期都是专利药（还在专利保护期内），但并非所有的专利药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创新药”。

原研药是由研发厂家生产，但没有专利保护的药。那么仿制药，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在药品专利保护期满后，由其他药企仿制生产出的药——和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成分和疗效，但价格更低。

总之，打比方的话，原料药和仿制药更像是“中国制造”。而创新药则是“中国创造”，是制药行业皇冠上真正的明珠。

以创新药为代表的中国制药“二次崛起”号角早已吹响，只是在大家的印象中，还存在一些信心和认知滞后。

source：pexels

我们想分享的第二件事是，中国生物制药业已成为全球供应链关键支柱，深度嵌入全球医药健康产业网络。

比如，美国药店出售的药品大都不会标明和“中国”有关，但其实美国很多药品中的药物成分（原料药）由中国供应。

据trade map等相关数据，美国进口的大部分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都来自中国。它们分别是泰诺(Tylenol)和Advil的重要成分。

source：unsplash

美国作为全球医药研发大国，其仿制药长期依赖的就是印度药厂。

中国是印度原料药的最大供应商。

一旦“印度制造”出现问题，美国就会同步出现药物短缺。

《星船知造》在一篇旧文里写到过：《美国短缺、印度挖坑、中国救急》

“来自中国的顺铂注射液一进入美国，还没来得及换下中文标签，就被一抢而空。”

美国药品短缺先在2023年创了纪录。2024年第一季度，全美药品短缺数量又达到新高。

《星船知造》写作该文时查询了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上最新的紧缺药物名单（截至北京时间2023年8月2日晚），发现已有12种抗肿瘤相关的药物停产、14种抗肿瘤药物短缺，给美国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极大困扰

在上述14种短缺的抗肿瘤药物中，又有12种属于仿制药

2023年药物短缺时，芝加哥大学医学专家在署名文章《A proposal for the Cancer Moonshot: Set up a strategic reserve forlifesaving generic cancer drugs》中写道：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尽管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医疗系统，但目前相关药品日益短缺。”

该文建议将包括顺铂、卡铂、阿糖胞苷、环磷酰胺、甲氨蝶呤等在内的仿制药加入“仿制药战略储备”计划。

source：pexels

美国药品短缺情况之后也并无太大好转。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短缺的仿制药品种数量仍然在270种左右。

一方面，由于仿制药利润低等原因，美国各大品牌从上世纪就开始搞“外包”，大量本地制药工厂关闭

2004年，美国最后一家生产青霉素关键成分的工厂关闭。这意味着，美国本土不再生产包括青霉素在内的多种抗生素。

2012年，美国通过仿制药收费法GDUFA，中小仿制药商生存变得更为困难，陆续退出美国市场。更多商家将仿制药生产转移海外。

2018年，美国仿制药的处方占有率达到90%，但费用仅是处方药费用的20%左右。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的制药工厂关闭。

另一方面，美国仿制药十分依赖印度等地的供应链。利润博弈又使得仅有的几家印度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市场。

但早在2019年，FDA就告诉美国国会，在大约90个国家中，印度制药商的检查结果合格率最低。

FDA曾表示，美国约60%的药品短缺都与质量问题有关。

当印度挖坑，美国“顺铂短缺”威胁到了很多癌症病人的生命和救治时，中国药企填上了紧急供应的空白。

我们同样在《美国短缺、印度挖坑、中国救急》中查阅了近十年中美贸易相关数据

在高技术产品领域——如信息通信、先进材料、光电、核技术、柔性制造——美国这些领域产品的进口总额中，来自中国的占比都在下降。

比如，2016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光电产品，占该年美国光电产品总进口额中的22.39%。但到了2022年，占比数字变为了6.35%。

一个领域却是例外——中国出口美国的生物技术产品份额占比一直在增加。

2016年中国出口美国的生物技术产品，占该年美国生物技术产品总进口额中的0.66%。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为2.79%。

日经中文网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趋势：2022年美国来自中国药品的进口额达到69.5亿美元，是2021年8.2亿美元的约8倍。仅2023年1至5月，进口额就已达到2021年同期的2倍以上。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曾临时许可中国的齐鲁制药向美国出口更多抗癌药物“顺铂”等产品，以缓解供应短缺。此外，免疫抑制剂、循环系统治疗药等也从中国大量进口。

美国75%以上的维生素B6、B12、B1、C以及近70%的维生素E的进口都依赖中国。

source：unsplash

仿制药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用药基本盘。如果说创新药是100分，那么一款合格的仿制药就是80分。

80分，就能解决大多数人大多数疾病的治疗。至于剩下的20分，将由其巨大的价格优势补足。

过去，中国制药界正是以仿制药、原料药参与着人类与疾病的战争。

现在，仅仅十年时间，中国创新药已经崛起。

产业做对了什么？还需要跨过哪些关卡？

我国创新药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十三五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列为产业优先事项。

2025年，“十五五”规划中，生物制造被定义为未来产业。在未来五年内支持创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开发。

更大的胜利将在下一个“五年”到来。‘’

02中国创新药，走到哪步了？

过去，提起中国药物出口，大多还是原料药——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

据2024美国的一份调查，79%的受访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与中国的制造商至少签订了一份合同或产品协议，其中30%的公司有已批准药物的制造委托合同在中国。

根据Grand View Horizon的统计：按收入计算，2024年中国占全球生物药代工市场的10.4%。

所谓原料药，就是我们上文提到过的构成成品药的主要核心成分。中国的原料药厂商负责把化学或生物原料提炼成高纯度的有效成分，再供应给各地的制药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制药界都在以这种隐形但重要的方式参与着人类与疾病的战争。

source：unsplash

现在，创新药的崛起，让生物制药行业也开始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了。

数量上——

2023年，我国创新药出海交易共计69笔，披露总金额达303.235亿美元。其中，百利天恒的双抗ADC药物BL-B01D1创下了84亿美元的最高单笔授权记录。

2024年，我国创新药出海总数达98笔，披露总交易金额攀升至595.505亿美元。

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头部企业2024年创新药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

从市场规模看，2020-2024年中国创新药市场从0.82万亿元增长至1.14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53%，

艾昆纬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发起的新药临床试验占全球总量的30%。

实际上，我们仅仅用了十年，就把这个数字从1%跃升至30%，目前仅次于美国。

而在肿瘤领域，中国临床试验启动数量已经超越美国。

从质量和成果来看——

中国制药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创新药获得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有些还拿到了获得优先审评资格或突破性疗法认定。

虽然还需等待这一批过审创新药破冰美国市场，但在此之前，一个更加普遍的事件已经蔓延：

创新药license-out（对外授权\出海授权）模式在近两年成为国内制药界主流。

license-out：将自己某个研发阶段的候选药物的开发、生产或销售权，“卖”给其它药企。

这意味着,大量中国企业正脱下为美国制药公司的“打工”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更有话语权的“生意伙伴”。

仅2025年上半年，已披露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的首付款总额便达到33亿美元，交易总金额达到484.84亿美元。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在2023年成为首款全球年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的国产创新药，标志着国际市场的认可。

我国肿瘤治疗也在对外授权上颇有佳绩——舶望生物siRNA疗法和石药集团降脂药物分别以超1亿美元首付款授权诺华、阿斯利康。

source：舶望生物

其实，License-out原本是美国药品研发产业分工的典型。

早期创新型企业负责发现靶点、设计候选药、做早期临床；而有钱的大制药公司，则把这些开发中的资产买过来，继续做临床后期、监管申报、市场推广等费钱的工作。

这样一来，有技术的企业拿到了钱，有钱的企业拿到了产品和市场，算是两全其美。

而现在，由于中国早期创新药资产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临床数据越来越好，我们与海外制药商的交易频率也自然快速增加。

越来越多大药企推着购物车来到了中国。

除了海外授权交易，我们还有兼并收购等多种模式，共同推动创新药出海。

2024年5月，恒瑞医药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GLP-1类创新药HRS-7535、 HRS9531、HRS-4729有偿许可给美国 Hercules 公司。作为对外许可交易对价一部分，恒瑞医药将取得美国Hercules公司19.9%的股权。

可以说，中国制药业已从过去以原料药和仿制药为主的“隐形参与者”，升级为在生物药生产（占全球市场10.4%）和创新药研发（占全球新药临床试验30%）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力量。

中国制药业已从幕后走到前台，并随着一个个稳扎稳打的五年进展，将在可预期的未来竞争主角。

03 中国制造逻辑也在这个领域上演

如何理解中国制造崛起逻辑在创新药领域的上演？

主要看三点——

1）CXO（医药外包）行业是我国创新药崛起的核心基石。

2）中国凭借人才优势、强大的工业化、标准化能力，抓住了全球药企研发外包的趋势，成功将自身角色从“生产”拓展至了“开发”。

3）2010年之后，中国CXO（医药外包）企业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拿到资金后扩大产能、全球布局。

这意味着，中国第一次在医药创新链上有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005年，上海张江的一个厂房内，几台进口分析仪嗡嗡作响。由李革创建的药明康德彼时员工不到百人，靠着为外国药企代做实验维持现金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凭借着规模化生产，在仿制药供应和原料药出口上深度参与了全球医药市场。

但当时，跨国药企在中国主要是设厂、做销售，很少把核心业务外包到这里。

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新药研发逐渐进入高成本阶段。随着上一个时代的技术果实被纷纷摘完，研发分子复杂度提升，一款药的平均研发成本从10亿美元飙升到20亿美元以上。这种背景下，跨国药企们开始寻求相对成本更低但质量可靠的研发伙伴。

2000年，在美求学并在医药行业工作多年的李革怀揣着50万的创业基金回到中国。

彼时，各行各业的海外华人开启了“反向迁徙”浪潮，政府和产业资本联手，为一众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提供了宽松而优渥的创业环境。

李革就是其中之一。

药明康德的第一间实验室 source：药明康德

曾有业内人士回忆：在当时，药明康德这种新颖的制药“代工”在国内还很小众。虽然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博士，但相关工作经验却是空白。公司对博士们进行培训，然后将跨国药企们的订单任务分配给他们。

同时，工作负责的是药品研发的关键前期环节，但操作起来“和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无异。”

没人想到，十几年后，这种“代工”会变成一个数千亿级产业，撑起中国制药工业全球化的半壁江山，并直接把中国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作用从“生产阶段”拓展到了“开发阶段”。

在公众想象里，新药的诞生似乎是某个科学家在实验室发现了一个神奇分子，像爱迪生发明灯泡那样。

但事实上，在研发环节，药品需要可重复性与一致性。这也就决定了：一款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需要经历上千次验证：

动物实验、

稳定性试验、

工艺验证、

毒理评估、

药代动力学分析……

这些复杂环节的堆叠，意味着在一款药的研发之路上，永远少不了两样东西：人，和工业化系统。

从外部视角看，中国CXO（医药外包）的崛起，源于跨国药企们在成本压力下的一次次选择。

但从更高视角看，它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制造逻辑”在制药领域的延伸。

由于操作量巨大，在药品研发的成本结构中，人工占比极高。中国有着庞大的生物医药人才基础，大部分头部CRO企业的博硕员工占比超过了50%；同时中国博士的平均薪资低于美国同行，却能提供相当的技术能力——这是天然的结构红利。

庞大的人口基数，也让产业拥有更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

同时，CXO的底层逻辑，是研发和生产的流程化与标准化——这又与中国在电子、汽车、化工产业积累的工业化经验高度契合。

比如，在中国建立GLP标准的药物安全评估中心，建设时间和成本上都更有优势。公开信息表明，在美国，这种设施需要两年至三年时间建设，但中国只需要一年半的建设时间。有生物制药领域创始人表示，“我们（在中国）做事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快两倍甚至三倍。”

source：药明康德

严格来说，药明康德在CXO（医药外包）中属于CRO（医药合同研发企业），主要负责的是研发环节。

而随着“药明”模式的成功，众多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将服务拓展到产品周期的其它部分：

比如工艺和临床。由此又诞生了如博腾股份、泰格医药、昭衍新药等CPO（以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提供生产环节外包服务）、CMO（侧重药物生产环节）等企业。

创新药的诞生，要经过四个阶段：

药物发现、新药开发、药物生产、市场营销。

CRO（医药合同研发企业）: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通俗一点说就是传统药企出钱，CRO企业来做研发，效率共赢。

它主要负责前两个步骤——药物发现和新药开发。

CMO负责第三个阶段——药物生产。

2010年之后，中国CXO（医药外包）企业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拿到资金后扩大产能、全球布局。

药明康德赴美上市、药明生物拆分独立、康龙化成与泰格医药在A股崛起——这让中国第一次在医药创新链上有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它们已经为中国进击更有技术力的环节做好了铺垫。

只待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力量，再次助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崛起。

04十三五到十五五，创新药爆发的关键“转折点”

我国创新药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十三五期间。

一轮药改直指当时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是仿制药大国，却不是强国。

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出手。更多仿制药企业将未来放到了创新和研发上。

CXO（医药外包）行业，有较高的技术门槛，但说到底依然是在承接跨国药企的业务订单。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制药在全球链条中的角色，一直到2015年，也只是从“打工仔”晋升“高级打工仔”。

《星船知造》的观察中，之所以我国制药行业在创新性和原创性上一度踟蹰不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企业们躺在仿制药的金山上即可。

彼时，中国的药品注册制度仍有提升空间，一些仿制药无需证明与原研药的疗效一致性，只要化学成分相似即可注册。

因此，大量药企形成了销售驱动型的商业模式——靠渠道和营销吃饭，而非研发。

2015年，转折点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列为产业优先事项。

规划通过鼓励创新药研发、推动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发展等措施，旨在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为了扭转国内市场低水平竞争的局面，有关部门以雷霆之势开启一系列监管改革，其中最知名的当属“722风暴”。

2015年7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CFDA）下发通知，要求对1622宗在审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临床数据自查。

一年之间，1165份注册自愿撤回——检查期间，大量问题被暴露在公众视野：

临床采集样本与实验室分析样本之间存在差异、

用药日记不连贯、

患者年龄不符合实际……

在监管部门的严厉注视下，仿制药的门槛有所抬升，不少混日子的企业就此消失。

而之后几年带量集采的出现以及医保支付的改革，都使得过去靠仿制和低成本复制的商业模式被逐步挤压。

同一时间，我国一系列药政改革开启

●简化临床试验审批流程：2015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开始简化临床试验审批流程，清理积压申请，加速创新药上市进程。

●药品集中采购：201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药品集中采购要做到量价挂钩，以量换价。

●严格稽查临床试验数据：2015年，药监局对临床试验数据进行严格稽查，打击数据造假行为，确保药品质量。

这轮药改直指当时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是仿制药大国，却不是强国。

因此，药改意在让“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速终结。倒逼更多的仿制药企业“上进”，将未来放到创新和研发上。

这之前，因为大部分药的效果差不多，能不能卖有时靠的是药厂和医生和医院的关系；

而当国家和各地医保成为最大买方，带金销售之路被彻底堵死——由此倒逼企业拿真正的实力说话。

再加上前述海外科学家纷纷回国创业，产业创新的人才条件已有储备。从2016年到2020年，监管规则的落地让投资的闸门可以放心敞开：

2018年，港交所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18A）上市；

2019年科创板开板；

这些都拓宽了药企的融资渠道。

2018年开始，中国医药研发投入以23.1%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是全球增速的5倍。从2016年到2021年，中国每年新登记临床试验数量从 841个急剧攀升到3278个。

一切都致使创新研发成为一种规模化现象，并进入本土验证阶段。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合力加速下——

在这期间，中国制药产业诞生了不少fast follow（快速跟进药）或me better（改良型同类药），比如君实生物、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的PD-1／PD-L1 抑制剂以及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

从2019年开始，中国医药开发增幅高达200.9%。2021年至2024年间，中国研发中的药物数量翻倍。

与此同时，一场让中国创新药引发国际范围强烈注意的“出海浪潮”随之到来。

2017年，传奇生物与强生签订了独家全球许可和合作协议，将管线中一款CAR-T药物授权予后者。这个首付款就高达3.5亿美元的大单，彻底点燃中国创新药“向外走”的激情和信心。

之后几年内，这种被成为license out（对外授权）的新模式，很快在数量和种类上不断刷新记录。

到2022年，中国创新药的对外交易数量达到惊人的233起，占全球的29.53%，交易总金额占比全球10.08%；从技术难度来看，药企创新点也开始进入双抗等高难度、前沿的领域。

2024年，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达成了175笔融资，公布的融资总额为32.9亿美元，虽然相对于2023年和2022年分别下降了31%和59%——很快，各地政府开始加大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

2024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

多地政策主要有：

1， 鼓励创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源头创新；

2， 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各地政策覆盖了创新药的研发、审评审批、临床应用、支付、投融资等多个环节；

3， 资金支持，各地政府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包括研发补贴、产业化奖励、投融资支持等，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去年四季度国内生物制药融资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趋势。

《星船知造》相信，创新药融资及出海基本盘依然坚硬。

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达成52项出海交易，其中18项总额超10亿美元，披露的总金额超过647亿美元。

尾声：下一步通关

很明显，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崛起，既是一场产业升级的集体跃迁，也是一场由市场和政策共同塑造的通关征程。

我们已经进入舞台中央，创新药领域——美国用近百年时间走过的路，在中国只花了十年。

但客观看，也造成了一些环节的脆弱，需要进一步越过关卡。

一方面，诸多药企“训练”的时间被极度压缩。同时，真正能决定创新药产业可持续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能力，尚未完全成熟。

首先是商业化路径的单一。

很多中国药企在完成license-out后获得了亮眼的账面收入，却在自有产品的商业化上遭遇瓶颈。

国内市场集中度低、支付体系复杂、医保谈判周期长；而国外市场垄断现象严重，中国企业打不进当地医院——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企业只能将创新成果“转手”跨国药企，而不是真正“卖给”患者。

这种单一很容易造成颇具风险的财务结构。以创新药企业中最近风头正盛的映恩生物为例：

企业2023 年和 2024 年该模式收入占比分别为99.78%和近100%。由于公司还未有产品上市，因此截至 2024 年末，公司累计亏损已达 17.95 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196.7%。

对于大部分创新药企来说，尽管亏损几乎是研发创新药的必经之路，但如果公司一直把核心管线卖给他人，也便意味着未来不太可能具有IPO的可能性，股市杠杆也就无法进入公司长期发展的工具箱中。

这也就带来了下一个问题：

没有稳定商业化现金流的创新药企业，需要来自投资机构的支持——也意味着：易遭到资本周期的反噬。

自2021年起，由于疫情和美元加息的影响，创新药一级市场融资额下降、港股18A板块持续低迷，大量Biotech被迫自救，有人转向并购、有人削减管线、有人裁撤研发团队。

过去，资本用充裕的流动性为行业按下快进键；现在，一定程度的资本退潮则迫使企业重新面对“无法让创新和收益形成良性闭环”的问题。尽管在政策的不断回调下，这一季的寒冬即将进入尾声，但中国创新药亟需在下次降温之前找到更多御寒的手段。

最后一个隐忧，是今天复杂外部环境下，我国制药产业链的外部依赖也同样存在。

去年，拜登政府签署生物安全法案，其中点名药明生物、华大基因等生物制药企业，要求联邦政府关联机构终止与这些企业的合作，意在“保护国家安全”及“产业回流”；

上个月，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可能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直接针对中国创新药企的license-out以及临床数据的使用。

虽然中国的创新药已具一定的全球竞争力，同时美国人民的用药也大量依赖中国。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美国市场是我们的“超级买方”。

双赢背景下，这种全球产业链分工可以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但是在地缘政治摩擦频发的当下，中国创新药或许也要在“合作”之外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

中国制药产业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崛起，正处在一个关键拐点上。

一边是license-out交易频频刷新的纪录、CXO产业链继续外溢的繁荣；另一边，是原创动力仍在孕育、全球化生态仍在形成的现实。

一艘刚驶出港口的巨轮，在进入深水区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主要参考资料：

[1] 药明康德的发展历程及境外投资视角

[2] Storm Surrounds Clinical Trial Data in China.PDAletter

[3] 创新药系列深度报告.中航证券

[4] 关于中国创新药BD的三个新真相. 氨基观察

本文基于访谈及公开资料写作，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星船知造原创内容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