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设赌场到帮信罪：一起公安部督办大案的罪名演变与辩护实践

从开设赌场到帮信罪：一起公安部督办大案的罪名演变与辩护实践——兼论司法环节中的罪名认定问题

本文作者：徐伟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度发展，网络犯罪已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链条化特征。在这一庞大的"黑灰产"生态中，资金流转环节作为整个犯罪活动的"生命线"，催生出一个专门为各类犯罪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寄生业态。此类行为虽非核心实行行为，却为上游犯罪（如诈骗、网络赌博等）的规模化、隐匿化运作提供了关键支撑，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然而，正是这种"非核心"的角色，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定性困境：同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在不同案件中，却被分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下简称“掩隐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这种"同案异判"现象，不仅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更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罪责刑是否相适应。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契机源于笔者承办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的重大案件。该案中，针对为赌博平台提供资金通道的行为人，案件定性在诉讼进程中经历了从侦查阶段以开设赌场罪（共犯）立案，到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变更为掩隐罪，最终经庭审辩护，法院判决帮信罪的过程。这一动态调整过程，正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定性分歧的生动缩影。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该案的罪名演变为主线，通过对三大罪名的教义学辨析与辩护实践的总结，为厘清此类行为的法律适用边界提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支付结算服务"的刑事定性之争

（一）行为模式的普遍性与关键作用

在网络赌博犯罪高度产业化的当下，其运作模式已呈现出精细的专业分工。其中，资金流的管理是整个犯罪链条得以持续运转的"生命线"。为网络赌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技术与运营模式，远非简单的资金接收与转移。具体而言，此类行为通常表现为：通过收购或租用大量他人银行账户、支付平台账户，形成"账户池"；利用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支付平台等技术工具，搭建非法的资金支付通道；对来自众多赌客的分散赌资进行资金归集；按照赌博平台的指令，将资金进行转账提现，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扣除固定比例或定额手续费的方式牟利。

这种专业化的支付结算服务，将赌博活动产生的庞大资金流"化整为零"，有效规避了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控制措施，为赌博平台提供了隐蔽、高效的资金清算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其存在，网络赌场才能实现赌资的快速收取与利润的安全转移，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运营风险，扩大了犯罪规模。因此，支付结算服务已成为网络赌博黑灰产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其危害性在于为上游犯罪的规模化、持续化提供了坚实的底层支撑。

（二）司法实践中的定性混乱

然而，对于这一普遍存在的帮助行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定性却存在显著分歧，同案异判现象突出。通过对既往判例的梳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定性路径：

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部分判决认为，为赌博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人，明知对方在开设赌场，仍为其提供至关重要的资金流支持，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分工协作关系。根据2010年《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第二条的明确规定，此类行为应以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认定为掩隐罪：

另有观点认为，赌资本身是开设赌场罪的犯罪所得。行为人在上游犯罪既遂后，通过转账、取现等方式帮助转移、隐匿赌资，其核心行为性质是转移、隐匿犯罪所得，符合掩隐罪的构成要件。这种定性将支付结算行为视为事后帮助，独立于赌场的组织运营行为。

认定为帮信罪：

这种观点认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所规定的典型帮助行为。当行为人主观上仅是概括性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未必特定明知是开设赌场），或与上游犯罪缺乏充分的犯意联络时，将其认定为独立的帮信罪更为适宜。

此外，在特定情形下，如果行为主体未经国家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且达到追诉标准，该行为还可能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形成与上述罪名的竞合。

（三）定性差异对量刑的重大影响

不同定性路径的选择，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产生着天壤之别的影响。下表清晰地展示了三个主要罪名在关键维度上的巨大差异：

定性差异直接导致量刑的天壤之别。开设赌场罪共犯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掩隐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帮信罪最高刑期为三年。此种落差凸显了厘清罪名边界的紧迫性。

二、法律界限的厘清——三大罪名的构成要件与适用场景分析

（一）开设赌场罪（共犯）的适用边界

核心要件分析：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共犯，需同时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主观上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即支付结算服务提供者明确知晓其帮助对象为赌博平台，希望通过帮助行为促进赌博活动的进行；二是客观上其行为构成赌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即资金支付结算服务与赌博行为的实施具有不可分割的功能关联性。此类行为切入了赌博犯罪的核心环节（资金流），与平台运营者形成了分工协作的"利益共同体"。

争议焦点：共同故意与行为参与程度的判断：实践中，争议集中于支付结算服务提供者是否达到"共同经营"的程度。一方面，其通常按固定比例收取手续费，追求经济利益而非直接参与赌博利润分成，故有观点认为其缺乏与平台运营者的深度犯意联络。另一方面，有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例中指出，只要行为人明知平台性质且其服务对赌博活动的持续开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即可认定共同故意。

关键区分标准：若支付结算行为与赌博活动同步进行（如赌客充值后即时结算），表明其嵌入赌博流程，应认定为共犯；若服务提供者与平台有长期合作、定制化资金通道等密切协作，则进一步强化其"共同经营"属性。

（二）掩隐罪的适用边界

核心要件分析：该罪的核心在于行为对象必须是上游犯罪既遂后形成的"犯罪所得"，且行为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后，主观上以妨害司法追查为目的。根据刑法第312条，掩隐罪要求资金性质明确为犯罪收益（如赌场利润），而非赌博过程中尚未结算的流动赌资。例如，在赌客向平台支付赌资的阶段，资金仅作为赌博行为的工具，尚未转化为赌场的"犯罪所得"；唯有在赌博结束后，平台从赢取的赌资中抽头渔利形成的利润，才属于犯罪所得。

争议焦点：行为时间点与资金性质的认定：支付结算服务定性为掩隐罪需解决两大争议：

1.时间节点问题：支付结算行为若发生于赌博进行中（如赌资在赌客与平台间实时划转），则属于赌博环节的一部分，而非事后转移犯罪所得。最高人民法院在判例中明确指出，赌资的实时结算行为是赌博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不应与事后转移犯罪所得混同。

2.资金性质问题：网络赌博的赌资具有"非法往来款项"属性，但并非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所得"。若支付结算服务仅完成资金流动，而未针对平台已获利部分进行隐匿操作，则不符合掩隐罪的对象要求。例如，为赌场提供每日赌资归集服务，与专门转移平台抽成利润的行为，需区分处理：前者通常不构成掩隐罪，后者则可能触犯该罪。

（三）帮信罪的适用边界

核心要件分析：帮信罪的成立，以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并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且需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如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此罪定位为堵截性罪名，适用于无法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存在紧密犯意联络，但帮助行为具有独立危害性的场景。与开设赌场罪共犯相比，帮信罪对"明知"的要求更侧重概括性认知（即明知对象可能涉及犯罪即可），而非特定明知是赌博平台。

争议焦点：明知标准的认定与竞合处理：

1.主观明知的层次性：司法实践通过客观行为推定明知，如使用虚假身份、频繁更换交易账户、经监管提醒后仍继续操作等。但若行为人仅知资金涉嫌违法，而不知具体系赌博犯罪，则可能仅符合帮信罪的"概括明知"标准。

2.竞合关系的处理：当一行为同时触犯数罪时，应遵循"从一重处断"原则。

若支付结算行为同时符合帮信罪与开设赌场罪共犯的构成要件，因后者法定刑更重（最高刑10年），应择重认定为共犯；若与掩隐罪竞合，则需比较情节：当掩隐罪达到"情节严重"（如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时，其刑罚重于帮信罪，应以掩隐罪论处。需注意的是，帮信罪与掩隐罪通常不发生本质竞合，因二者行为发生时间有异（帮信罪发生于犯罪进行中，掩隐罪发生于犯罪既遂后）。

三、辩护路径的构建——如何在争议中争取最有利的定性

在厘清三大罪名界限的基础上，刑事辩护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法理转化为具体的辩护策略。针对为网络赌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构建一套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辩护路径，对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实现罚当其罪至关重要。本部分将从证据、法律与策略三个维度，系统阐述如何在此类案件的定性争议中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一）证据之辩：打破"明知"的推定逻辑

主观"明知"的认定是此类案件定性之争的基石，也是辩护的首要突破口。司法实践中，控方常基于行为模式（如使用非实名账户、高额手续费等）直接推定行为人"明知"对方系开设赌场或"明知"所流转资金系犯罪所得。有效的证据之辩，旨在解构此种推定，将当事人的认知状态锚定在帮信罪所要求的"概括性明知"层面。

区分明知的程度：

从"可能性认知"到"相对具体的认知"：辩护的核心在于论证，当事人的明知内容并未达到"共同开设赌场"或"明确知悉系犯罪所得"的程度。根据刑法理论，帮信罪的"明知"是一种概括性明知，指行为人认识到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即可，不要求其确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性质与危害结果。而开设赌场罪共犯要求与上游犯罪存在犯意联络，掩隐罪则要求明知资金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因此，辩护人应着力审查全案证据，证明当事人或许"觉察"到资金来路不正，但对其最终用于网络赌博的具体运营模式、规模，或资金系赌博平台抽头渔利形成的"犯罪所得"并无清晰、具体的认知。例如，可通过当事人与上游联系人的通讯记录，证明其仅被告知进行"资金流转"或"支付通道业务"，而未参与任何关于赌博玩法、赌客发展、利润分成的讨论。

利用上游犯罪查证程度的辩护空间：

帮信罪的成立以上游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但根据司法解释，在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事实可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影响帮信罪的认定。然而，这恰恰为辩护提供了空间。若上游赌博平台未被查处或关键事实不清，辩护人可强调，在缺乏上游犯罪具体情节证据的情况下，更难以证明被告人对一个"模糊"的上游犯罪存在超越概括性明知的共同犯罪故意。此时，坚持"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主张在无法证明存在紧密犯意联络时，应适用定性更为谨慎的帮信罪。

（二）法律之辩：紧扣行为本质与刑法理论

在法律适用层面，辩护应紧扣各罪名的构成要件，从行为本质、发生阶段及罪刑相适应原则出发，进行精准辨析。

地位与作用：

论证行为的中立性与帮助从属性：支付结算服务虽关键，但其本身具有技术中立性和业务可替代性。它并非开设赌场罪的核心实行行为（如招揽赌客、设定赌局、坐庄对赌），而是支撑资金流动的基础服务。辩护时应强调，行为人不参与赌博利润分成，仅收取固定手续费，其地位更偏向于外部"服务提供商"，而非与赌博平台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共同经营者。这种中立帮助行为的属性，使其更符合帮信罪的独立成罪逻辑，而非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行为阶段：

辨析资金性质与转移时点：针对掩隐罪的指控，辩护的关键在于时间节点。赌资在赌博进行中的流转环节，其性质是赌博行为赖以进行的"非法往来款项"，而非犯罪既遂后形成的"犯罪所得"。辩护人应结合资金流水证据，证明支付结算行为发生于赌博活动进行之中而非既遂之后，是赌博流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保障赌博活动的实时资金清算，而非事后转移、隐匿犯罪收益。只要资金尚在赌客与平台账户间循环流动，未转化为赌博平台的稳定利润，就不应认定为掩隐罪的对象。

罪刑相适应：

援引比例原则实现量刑公正：刑罚的轻重应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匹配。为支付结算行为盲目贴上"开设赌场罪共犯"的标签，可能导致刑罚畸重，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辩护时应援引比例原则，论证此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为犯罪提供了便利，但其自身并不直接侵害开设赌场罪所保护的法益（社会风尚和经济秩序），其危害性显著低于赌场的组织经营者。因此，选择量刑更轻的帮信罪，更能精确评价其不法内涵和责任程度，避免"小罪重判"，符合刑法谦抑性精神。

（三）策略性考量：程序与实务的结合

有效的辩护不仅是法庭上的抗辩，更是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策略性安排。

审前辩护：

引导侦查与审查起诉方向：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应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提交法律意见书，从证据和法律两个层面阐述定性为帮信罪的合理性。特别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可与检察机关协商，争取以帮信罪为基础达成量刑建议。由于帮信罪最高刑期为三年，远低于开设赌场罪，以此罪名适用认罪认罚，能显著优化被告人的法律预期，实现更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庭审焦点：

围绕核心争议构建辩护体系：在庭审中，辩护应形成以主观明知、行为本质和时间节点为三角支点的论证体系。通过对比，清晰地向法庭展示不同定性之间的本质差异，并论证帮信罪适用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为网络赌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案件的辩护，是一项需综合运用证据分析、法理辨析和程序策略的系统工程。通过精准打击"明知"推定、紧扣罪名构成要件进行法律论证，并灵活运用认罪认罚等制度空间，方能在司法实践的定性争议中，为被告人争取到最公平、最合理的裁判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认为，对于为网络赌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行为的定性，应摒弃"主观归罪"或"结果倒推"的粗放逻辑，转而构建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定性阶梯。支付结算服务虽关键，但通常具有业务中立性、可复制性和非专属性。提供者往往追求固定的手续费，而非参与赌博利润分成，其与赌博平台之间多是"服务买卖"关系，而非"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因此，其主观上通常仅达到"概括性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程度，而非与上游犯罪具有紧密的"共同经营"故意。掩隐罪的适用，则必须严格证明支付结算行为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且其操作对象是已转化为赌博平台稳定利润的"犯罪所得"，而非赌博过程中流动的"赌资"。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应首先立足于证据之辩，全力挑战控方关于"明知"内容的推定，将当事人的认知状态锚定在帮信罪的"概括明知"层面。其次，应深入开展法律之辩，紧扣各罪名的构成要件，从共犯从属性、行为阶段、资金性质等角度，论证重罪指控的不成立。最后，要善于运用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量刑辩护，强调轻罪量刑足以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综上所述，为网络赌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行为的定性之争，本质上是对刑法谦抑性、共同犯罪理论及罪刑相适应原则理解与应用的试金石。唯有在司法实践中确立清晰的界限标准，在辩护活动中进行精细化的法律论证，方能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推动刑事法治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