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洁清写信中央，请求彻查杀害丈夫姚桐斌的凶手，中央批示：同意

“1978年2月12日，你们看，我要把这封信寄出去！”灯泡昏黄，彭洁清把信纸举到孩子们面前，语气斩钉截铁。孩子没说话，只点头。十一年了，母亲的倔强他们早已习惯——要替父亲讨个公道，她从未停歇。

写信并不难，难的是决定向谁求助。此前，她跑过派出所、走过机关，答复总是含糊其辞。这一年，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社会气氛悄然变化，她捕捉到了机会：直接写给党中央。信发出后不到三周，七机部转来批示，“同意彻查”，仅四个字，却像一记重槌落在心口，痛，并且热。

事情要追溯到1968年6月8日。那天午饭前，姚桐斌刚抱起小女儿，门被踹开。几名暴徒冲进屋里，“抓住他！”话音未落，拳脚钢管齐上。短短几分钟，一个撑起航天材料研究室的核心人物倒在血泊中。彭洁清赶到时，血迹未干，街坊却无一人敢多言。她跪在丈夫身旁，胸口剧痛，既哭不出也喊不出。

姚桐斌不是普通科学家。1922年生于无锡郊区，苦学出身。高中全省第一，大学又拿全校第一，后来公费赴瑞士深造金属物理。国外条件优渥，他却在1957年主动请缨回国。有人劝他留下，他笑了笑：“我是中国人，材料强，国家的骨架才硬朗。”这一句后来在同事间流传甚广。

归国初期，他只配到一台老旧显微镜，十几名学生连焊条都不够用。一群人窝在临时棚里，夏天闷到40℃，冬天呼出的白气直接落在试样上结霜。条件差，可他认准方向：火箭发动机钎焊替代焊接势在必行。为了测热膨胀系数，他连熬三夜，眼睛布满血丝，年轻助手劝他休息，他反问：“数据不准，上天就掉下来，你负责吗？”话不多，却没有人敢再动摇。

家庭并不宽裕。国家给科研人员的“特供”每月仅两斤肉、两斤蛋。五口之家，转眼就见底。彭洁清把黄豆分成小包，用药瓶装好：“每天40颗，别少。”姚桐斌常故意剩十几颗，骗她说“吃腻了”，其实悄悄留给妻子。营养不良的年代，夫妻俩对外界诱惑近乎苛刻。一次，亲戚寄来奶粉和水果糖，姚桐斌硬是退了回去：“政策明令禁止，不留后账。”彭洁清心里委屈，却理解他原则大于一切。

就是在这样的清贫岁月里，他带团队完成500多个课题，其中近九成直接用于后续型号的火箭与卫星。锰基钎料合金被迫脱离苏联供货，他用国产原料一步步试，失败烧毁的试管堆满一角。1963年出席国际冶金会议，英德专家好奇：“你们凭什么不用我们的设备？”他答：“用自己的办法省时间，省外汇，也省面子。”会场一片沉默。

突如其来的死亡扑灭了这团火，却没能让材料事业熄灭。可真凶迟迟未落网，对团队是二次重击：主任没了，案子还悬，他们连悼念都不敢公开。彭洁清咬牙坚持，她说：“这不是私仇，这是原则。”1971年，她在日记里写，“只要一天不查清，我就一天不脱队。”字迹凌乱，却没涂改。

1978年批示下来，北京公安机关重启侦查，翻档案、访证人，奔波数月终锁定当年三名凶手。主犯于某被判十五年，高某十二年，另一个因未成年减刑。宣判那天，彭洁清没去。朋友问缘由，她淡淡地说：“不是我要看他们，而是要让更多人看看法律。”

认定烈士只是时间问题。1983年6月1日，民政部颁发序号080040烈士证书。证书到家那晚，她把三名子女叫到桌前，一字一句念完批文，然后收进木匣。没人说话，屋子很静，钟表秒针清晰作响。第二天，她按约定照常去机关上班，下午在操场带领青年职工练英文口语，语速不疾不徐，好像从未经历大悲大痛。

姚桐斌的早逝为航天材料研究留下十余年真空期。七十年代初，新型运载火箭遇到瓶颈，国内材料数据库空白，不得不翻译一篇法语期刊才找到突破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多项预研成果重新被挖掘，才惊觉：姚留下的手稿里，针对高温合金的失稳问题早有推导。科研人员感叹：“他走得太早了。”

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评选，提名环节无人有异议。颁奖仪式上，85岁的彭洁清拄着拐杖，接过沉甸甸的奖章，手微微发抖。主持人低声询问要不要坐，她摇头示意不用。仪式结束，她将奖章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理由很简单：“这里人多，大家都能看见，这比放在我抽屉里有意义。”

多年后，有人劝她定居美国享清福，与子女同住。她笑得淡然：“桐斌的骨灰在八宝山，他的魂在实验室，我得守着。”短短一句，道尽夫妻情、家国志。她说自己早已把个人悲喜折叠进时间缝隙，留下来的，是对真相的坚持，也是对科学的敬畏。

如今，八宝山那块墓碑前常有年轻工程师驻足。碑文刻着：“为中国航天材料事业献身。”旁边小字是姚桐斌生前座右铭：“今日事，今日毕。”一句普通话，却像铆钉，把责任钉在后来人的肩头。有人轻声自语：“老先生，我们没忘。”风吹过松柏，针叶轻响，像是一声回应，又像是一段未尽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