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本是史上最伟大的女权主义实验发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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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国》（暂译）（

Motherland

1990年，当朱莉娅·约菲7岁时，她的家人离开了正在解体的苏联，搬到了马里兰州的郊区。她的新同学们总让她记着自己是个“古怪的俄罗斯女孩”，但她明确表示，这种蔑视是相互的。

成长过程中，她也瞧不起那些炫耀看过百老汇音乐剧或在佛罗里达度假的美国孩子。约菲心目中的美好时光是去听歌剧和阅读普希金的作品。

她的这种清高是有来由的。她的家庭里充满了坚强、受过教育的女性。约菲的母亲是一位从耳鼻喉科医生转行的病理学家；她的外祖母是一位心脏病学家；她外祖母的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另一位曾外祖母是一位化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经营着自己的实验室；约菲的祖母是一位化学工程师，负责保障克里姆林宫饮用水的安全。

约菲说，这样的成就并非特例。正如她在《母国》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她的女性先辈们是一种体系和文化的产物，该体系和文化旨在消除男女之间的社会差异，以创造一种“新的苏联人”：“我是那些女医生、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的后代，是那些保留自己姓氏的女性的后代，是我曾认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女权主义实验的产物。”

因此，当记者约菲于2009年重返莫斯科时，她期待看到一个充满智慧和职业抱负的女性的城市。然而，她遇到的女性，其人生最高目标似乎是吸引男性。

革命后第一代少女曾抗击纳粹对苏联的入侵；七十年后，约菲却在莫斯科生活学院（Moscow's Life Academy）——一个女性教育中心——的教室里进行报道，那里的讲师开设的课程包括“从A到Z的调情艺术”和“如何吹奏魔笛：口交的艺术”。对约菲而言，这种新的风气令人错愕。

一个曾经由女性自由战士组成的国家，如何变成了一个充满准家庭主妇的国家？

《祖国》一书记录了约菲为寻找答案所做的深入努力。她从那些构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革命女性开始，一直写到艺术团体活动群体“叛逆猫咪”（Pussy Riot）、被作为“肉浪”（“meat waves”）派往乌克兰前线的应征士兵的妻子和母亲，以及她称之为“普京制度下的步兵”的女性官员。

她厌倦了那些只关注列宁、赫鲁晓夫等当权男性的书籍；她想要做的是通过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妻子和女儿们来叙述该国的“宏大历史”，同时展示普通公民勉强度日的真实感受。

其结果是一个既宏大又亲密的引人入胜的叙事。

约菲向我们介绍了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她于1872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后来转变为怀有远大抱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她被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并帮助确保妇女有权享受产假、在婚姻和高等教育中享有平等权利。

柯伦泰的政策极具吸引力，甚至被用于旨在促进世界革命的苏联宣传中。一本宣传册称，苏联俄罗斯妇女正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国度”。

这个说法在多个方面都很贴切——尤其是因为这个“童话般的国度”后来被证明并非完全真实。是的，约菲的三位曾祖母成为了新苏联女性的典范。她们受益于一流的教育。

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是女性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祖国》也显示，控制国家的苏联男性并非总是那么热衷于鼓励甚至维持激进的平等主义。

而当他们有意追求所谓的平等时，往往是为了惩罚女性，因为她们与那些碰巧得罪了克里姆林宫的男性有关联。

在哈萨克斯坦，针对“祖国叛徒之妻”的阿克莫林斯克集中营仅仅是古拉格庞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在囚禁中出生的孩子被送往孤儿院，在那里他们有时被忽视到甚至没有学会说话。一位母亲将这类孩子发出的声音比作“鸽子低沉的呻吟声”。

事实证明，生育孩子一直是苏联政权持续关注的问题。堕胎被合法化，然后被取缔，之后再次合法化。斯大林引入了对无子女者的征税。在二战造成的人口灾难之后，这个新的超级大国需要不断增长的人口。

约菲指出，斯大林的发展战略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力牺牲”。

男性将做出重大的政治决策，而女性则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她们会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儿子，假装自己的孩子是英雄而非炮灰，当这些儿子在战场上倒下时，她们会生育更多。”

除了这部官方历史，约菲还追溯了一段私人历史。她的其中一位曾祖母在一次大屠杀中幸存下来。

另一位，那位儿科医生，曾在二战期间被秘密警察强迫在一家军队医院工作。她家族中的女性最终会明白，她们卓越的职业成就并不意味着能从家务劳动中解脱。

随着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陷入困境，消费品的匮乏也使得家务劳动变得无比艰难。根本买不到一次性尿布或洗衣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局成员的妻子们可以在特供商店以折扣价买到稀缺商品。拥有博士学位和全职工作的女性，晚上却在腌制蘑菇和缝补衣服。甚至连基本的经期用品都稀缺。

“当我决定在大学里学习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时，父亲警告我说，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约菲回忆道。

她于2012年返回美国，现在确信父亲是对的。她指出，普京利用“传统价值观”来巩固控制。

她的结论毫不留情，一片黯淡。“一个新的俄罗斯已经破晓，但它与旧俄罗斯并无二致，”她写道。如果说她注意到一个变化，那就是：如同那场短暂的解放一样，所有她曾在那里爱过的人都已离去。

作者：Jennifer Szalai

编译：蛮蛮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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