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科学”和“民主”的定义

文段摘编自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仅供阅读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及出版社所用。侵删。

上段曾经提过，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当陈氏在后来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中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章里，因而我想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之内，试就科学的精神和法则略抒拙见。

[8]胡先生在这章里对“科学”、“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哪种“生活方式”才叫“民主”呢？笔者当年向胡老师请益之余，曾写了一篇小文曰《实验主义新诠》。我认为他师徒二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虽然他二人都未用过这一名词。换言之，“美国主义”便是“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杜威便是这一“概念化”过程中的思想家。中国朝野今日对“人权”这一概念的争辩，便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把它搬到“中国生活方式”中来，是耶，非耶？那就说来话长了。

在我那篇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里面，我便指出在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它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享]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和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s的不同之点，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在实验科学里科学家们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便叫作实验。简单地说来，实验就是制造适当的“因”，去追求想象中的“果”。二者之间的基本法则是相通的——那就是去做有证据的探讨）。

用上述这种说法，[那些未受过现代训练的传统]中国学者们就知道我所说的[科学的治学方法]是什么回事了。同时我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也提供我最好机会来阐明和传播由证据出发的思想方法。

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那时我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

中国的传统小说一共有两种体裁：第一种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等。这些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定稿]。它们最初多为一些流行故事，由说书的或讲古的人[加以口述]。正如西方小说之中那些了不起的《荷马史诗》（The Homeric Epics）和《亚特尔神王传奇》（The King Arthur Tales），等等。在英语小说中的传统一样，那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的。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

第二种小说是创造的小说，例如《红楼梦》。对于这一种小说我们就必须尽量搜寻原作者的身世和传记资料，以及作品本身版本的演变及其他方面有关的资料。

在我所有有关这两种小说的研究中，我用的是同一种的考据方法。我发现这种方法是有其效果的。

我就是用上述的治学方法来延续我们“文艺复兴”的传统。从历史上看，我这种工作似乎无损于他人。但是最近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我这项工作竟大感兴趣。他们向我猛烈攻击，并经常征引一段我那本包括有三篇《红楼梦》考证文章的《文存》序言。在那篇序言里，我就说明我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并不是要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一直认为我的“考据”、我的学术工作是一种毒品；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恶毒的用意的。他们因而把我打成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简单的道理便是我曾经传播过一种治学方法，叫人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缘故（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上面说的这一点，就是我的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政治性的严肃意义——特别是我用历史方法对[传统]小说名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