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文章最爱郁达夫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谁是那个弱女子》《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民国三十四年（1945）九月十七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2000年4月，90岁高龄的费孝通接受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访谈。当采访者朱学勤问他年轻时的文学爱好时，费孝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佩服的是郁达夫。我认为他的文章比郭沫若的好。郭沫若我到底是不喜欢的，到后来我们接触很多，我还是不喜欢他。他很低的，郁达夫是高的。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人性的”；“郁达夫有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为什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最佩服郁达夫呢？简而言之，无他，郁达夫写出了人性；而郁达夫之所以能够写出人性，就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天真率真的人。本文作者为杨斌，节选自《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特此分享。

天才的郁达夫

郁达夫生前就是一位众说纷纭的作家。他天资聪颖，旧学深厚而新学渊博，精通日文、英文和德文。才华横溢的郭沫若也不得不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首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日本汉学家服部担风（1867—1964）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时认识了这位中国来的青年学生，他赞叹说，“郁君达夫留学吾邦犹未出一二年，而此方文物人情，几乎无不精通焉。自非才识轶群，断断不能！”他对郁达夫作的旧体诗赞不绝口，说：“《日本谣》诸作，奇想妙喻，信手拈出，绝无矮人观场之憾，转有长爪爬痒之快，一唱三叹，舌挢不下。”

沉沦的郁达夫？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顷刻间轰动了文坛。在畅销的背后，有许多争论，也有许多批评，个别评论如苏雪林的还相当刺耳。1934年10月，成名后的郁达夫在他《所谓自传者也》就不满地讽刺道：“况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的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只怕一捏起笔来，就要写出下流、恶劣的事迹，而揭破许多闺阁小姊，学者夫人们的粉脸。”

那么，郁达夫的小说究竟如何呢？以一炮走红的《沉沦》而言，文字是异常清新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出现，这在五四新文学中常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其中关于性压抑与渴望的描写，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事。《沉沦》的主旨，恐怕还在借题发挥，写出青年在新旧时代转折之际的苦闷。郭沫若后来评论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切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郭沫若对老友郁达夫的这段评价，表明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知己。

当时有人称《沉沦》为不道德小说，而作者似乎也因此不道德了。周作人是最早站出来为《沉沦》辩护的人。1922年3月，周作人说，“这集内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切。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又不肯遁于空虚，仍就在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他又强调，“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他最后概括说，“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品”，“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影是黑而恐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到这里。”

读完了周作人的评论，不得不说，和其大兄周树人一样，他真是郁达夫的知己。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郁达夫“非意识的展览自己”，强调郁达夫“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表达了同情的理解，也就是人生的追求和现实的苦闷，才是《沉沦》的基本主题；更重要的是，周作人看到了郁达夫在《沉沦》中表现出的“真正希有的力”。所以当年《沉沦》的读者评价说：“他写的作品大多未加修饰，然而有着朴实的美。他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虽然是描写偏重肉欲，可是也写出了青年性的苦闷的一面。他是出于灵性的雕琢，不似一般写性欲那样的色情，在青年人随时可以咀嚼到。

综合此后郁达夫的小说，比如《春风沉醉的晚上》，主观的非意识或者下意识的自我展示总是郁达夫信手拈来的创作方式和写作风格；而其苦闷和彷徨，也和左翼文学大而化之、国而家之、革而命之的空洞粗糙和集体主义的解决大相径庭。1928年1月25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说：“午前在家，把光赤作的《短裤党》读完，实在是零点以下的艺术品，我真想不到会写的这样之坏，说到艺术，恐怕还赶不上他的《野祭》，若这一种便是革命文学，那革命文学就一辈子也弄不好了。”对自己的好朋友、左翼作家蒋光赤毫不留情的批评，表明郁达夫始终坚持文学作品（包括革命文学）的艺术性，反对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和宣传说教。这点，他和鲁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政治正确的人倘若断论，郁达夫只有苦闷，没有解救，太颓废了。这正表明了这群人的无知无聊和道德绑架，反衬了郁达夫的如鲁迅称赞的小溪之浅近清澈。早年《沉沦》出版后，郁达夫送给了朋友陈翔鹤一本，说：“你拿去读读看，读完以后，告诉我你的意见。中国人还没有像我这样写小说的。有些人是浅薄无聊，但我确实浅薄有聊。”1940年代以来描写传统父权大家庭钩心斗角和摩登都市男欢女恨的张爱玲，也正因为漠视革命告别革命而为她博得了祖师奶奶的谥号，那么，我们是否忽视了此前郁达夫早春二月花般的努力和成就呢？而张爱玲热衷于自己半自传体小说的创作，是否也有郁达夫的影子呢？

关爱青年的郁达夫

郁达夫和鲁迅一样，对在苦闷中挣扎奋斗的青年极其关心爱护帮助。受其提携、扶助的青年，有名的，无名的，不在少数。

和郁达夫在师友之间的刘开渠最有发言权。1924年，回国不久的郁达夫为生计计，北上担任北京大学的统计学讲师，并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讲授“艺术概论”。后来的雕塑家刘开渠就是郁达夫在艺专的学生。爱好文艺的青年不由自主地围在了郁达夫的身边，而郁达夫对于经济拮据的青年的关怀总是宛如春 雨，润物无声。

刘开渠回忆：“二十年代的学术界、教育界盲目崇拜欧美回来的学者教授。当时，达夫先生在社会上虽已有名，但这只是一个写小说的声名，所以他在艺专连个教授的名义也没有，听说他这时还在北京大学教学，他对爱好新文艺的青年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去看他时，经常遇到一些青年去找他谈文学，谈他们的遭遇、苦闷，谈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达夫先生总是同情地倾听他们的叙述，有时拉着来人说:‘我们出去散步。’到吃饭的时候就说:‘我们去吃小馆子。’”

有一天，刘开渠又去找郁达夫聊天。还没等他坐下，郁达夫就告诉他，有一位从湖南来的青年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这位青年是来北京投亲靠友的，可是亲友都不认他，处境十分困难，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郁达夫随后就跟刘开渠说：“走！陪我一同去找他，我请你们一起去吃饭。”两人随即便赶往那个小旅馆。可是不巧的是，那位青年外出了。不久，郁达夫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写信向郁达夫求救而郁达夫前去却错过的青年，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沈从文。

从北京回来后，有一段时期郁达夫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一个人家的前楼上，“小小的一张床，桌上和地上堆满了书。这简单的家具，大约还是向二房东借的，所以除了桌椅和一张床以外，四壁就空无所有。这时他好像正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回来，身体很不好”。寒酸的处境依然挡不住青年对他的崇拜；拮据的生活也挡不住郁达夫对青年的接待和爱护。当时在上海学画的叶灵凤，“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后，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达夫先生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了。他是不在家里吃饭的，因此，我们这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汙’。所谓‘白烂汙’，乃是不用酱油的黄芽白丝煮肉丝。放了酱油的便称为‘红烂汙’。我记得有一次到江湾去玩，在车站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歇脚，他一坐下来就点了一样‘白烂汙’，可见他对于这一样菜的爱好之深。”可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郁达夫就是这样和青年们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爱戴的。

爱国的郁达夫

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郁达夫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一段话：“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余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5月7日，他又摄影留念，以为国耻志之。郁达夫的这段话，读起来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并无两样。不过，一小撮当时参与爱国事件的青年，抗战爆发后却摇身一变，转眼成为汉奸。郁达夫则言行如一，积极投身抗战，并且对日本的友人表明立场：此后只有国仇，并无私交。大义凛然如此！

郁达夫又是怎样评价他自己的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名言“我是一个writer，不是一个fighter。”这句话他似乎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他说得也许不如有些人说得好，唱得好，但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爱国立场！

郁达夫的天才或许比不上弘一大师，他的自律当然更和弘一大师相去万里，可是，他的入世恰恰和弘一大师的出世一样，为一树两枝，一枝两花，一花两果，一果两味。弘一的放下和舍得，体现了这位从翩翩公子到律宗大师的超凡脱俗；而达夫的多情和天真恰恰体现了这位新文学青年在同样时代的挣扎彷徨和踟蹰前行！如果说，弘一大师的高深圣洁反衬了世人的渺小纠缠，那么，达夫的赤诚和软弱则回应了凡人的爱恨离愁。有谁不崇敬弘一大师呢？有谁不愿意供养弘一大师呢？有谁又不热爱达夫呢？有谁不愿意亲近达夫呢？弘一大师解脱了，世人肃然起敬，同念阿弥陀佛；达夫消逝了，世人淡忘了，因为达夫就在我们的灵肉当中。

还是摘抄郁达夫老朋友易君左怀念郁达夫的话吧。“达夫之可爱处，却并不在于其天才之优越，词藻之华丽，而在其性情之天真，气节之坚定。凡同达夫接近的，一定都会感觉到：他只是一个真字，没有一点虚伪。” “在他生存时，有不少人骂他为浪漫派、颓废派；联同与他一起搞文艺革命的伙计们，也尽量排挤他、污蔑他。直到盖棺论定的今天，恐怕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晓得郁达夫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仍然有一些怀疑他的浮言；然而，事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至少，我个人可以提出保证：就我所知道的郁达夫的历史，其一生有两大特点：最忠于自己所爱的女人和最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可以说：他为女人而生也为女人而死的，他生于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之时，死于国家民族危亡颠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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