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鸿：在不确定时代找寻“时间胶囊”

2024年10月，我的同事从北冰洋科考顺利归来。人文学者全程参与了以往完全由自然科学家主导的极地综合科考，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给大家带来了新鲜的极地环境史观察信息，还有一份神秘的礼物——北极冰层下的海洋深层水。透明小瓶中的水看起来与自来水没有区别。“这水可不能喝，按照海水循环的周期，这相当于是明朝时期的水，”他科普道。我不禁想起许多年前阅读《新文化史经典译丛》时，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译者姜进在总序中，引用博士同学的观察——“风暴过后的大海，难道还会是原来的大海吗？”她进而指出，经过后现代风暴洗礼的西方学术界的大海，已经是“换了人间”。
这瓶“明朝时期的水”与读者面前的《思考历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新瓶装旧酒”，抑或是“旧貌换新颜”，我们如今看到的西方学术，是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处于鼎盛时期的时代产物。这些研究会被新的社会与政治大潮掀翻或淹没么？还是会像深层水一样，留在表面平静但又暗流汹涌的海洋中，在缓慢的循环中封存过去的关键信息？我们不妨把萨拉·马萨的《思考历史》视为一枚域外海洋的“时间胶囊”，其中既储存了欧美现当代历史作品的时间切片，也包含了这些时间切片的制作过程和时代信息。

从新冠疫情到逆全球化再到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不确定时代。此时，回望20世纪以来欧美历史书写的变迁与发展，或可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一种参照。其实，近年来学界有关西方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的作品层出不穷，有的探讨研究范式的整体转换，例如“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和“全球转向”，还有的分析具体某一领域，例如性别史、环境史或思想史，而《思考历史》自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本书借助别出心裁的组织形式与读者对话。作者拆解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提出“何人”“何地”“何物”的历史三问，引导读者思考历史学家记录过去、阐释过去、与过去对话的重要意义与目的，并突出了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其二，作者竭力呈现史学与其他学科以及史学内部的张力与争议，探讨塑造这些争议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欧美的历史研究缘何“眼光向下”？历史学究竟是要探寻宏观规律、终极意义，还是找寻事件中的因果联系？真理越辩越明，而历史会越辩越清晰么？马萨无疑向我们展现了欧美社会中历史和历史书写的不确定性与争议性。

就本书所论及的西方史学流变而言，读者需要留意推动其发展并仍在奔腾的社会与政治大潮。第一波大潮，在我看来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尽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有其不同的具体所指，甚至在同一时代也存在不同领域（经济、政治等）的划分，但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着传统与变革，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平衡。书中讨论的社会史、劳工史、黑人史、妇女/性别史和性少数群体的历史，以及抵抗与能动性、大众史学与专业史学之间的矛盾，还有文化转向与后现代的冲击，无一不是对传统精英叙事的反叛，对个体自由和身份的彰显。这种趋势发展到极致，也就是今日“身份政治”影响下的欧美史学。“身份史学”在追求正义与平等、控诉历史上对边缘群体的压迫与歧视的同时，给史学研究的目标、史家的职业立场带来巨大冲击，史学研究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当代欧美的社会政治争议与斗争。马萨在书中坦言，她不会给出确定的回答或声明，而是邀请读者去思考历史学与公共世界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一邀请也同样适用于中文读者。《思考历史》邀请我们去观察、理解和反思欧美20世纪史学的特性，特别是在这种西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中，历史如何被书写。

第二波浪潮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张力。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全球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人口、物种、思想的跨区域流动（不论方向为何）塑造了当今世界的现状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尽管欧美全球史/世界史的兴起远早于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史在欧美学界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欧美全球史家热衷于探讨人类全球化的起源时间，便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不过，人类从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在20世纪也反复重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实际上是并存的、相互联系的历史力量。全球史的出现，源于历史学者对传统史学局限的反思：他们意识到，以往对过去的认知受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而历史书写的地域单元应拓展至海洋、中间地带或边境等空间。这种新的研究路径，旨在补充国别史或民族国家史学难以触及之处。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欧美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及对非西方历史的重视，有其内在的学术肌理，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批判。马萨所举的欧洲史、美国史乃至全球史的例子与研究者，仍是以欧美学术界或英语学术圈为主。因此她也承认，即便向非洲史和亚洲史的同行寻求帮助，仍无法摆脱西方学术训练的偏见。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中文学术界越来越接受全球史的范式，尽管和欧美学界一样，不同学者对“全球史”有不同的定义与理解。二十多年前，国内只有世界史或史学理论学者会关注全球史的研究。现如今，中国史研究也开始注重“全球转向”，从全球视野中考察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经典问题，更不用说传统悠久的中外关系史与中西交流史研究本就具有全球史或跨国史的特性。2024年出版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可以说是与欧美学界全球史研究的一次系统性对话。

第三波浪潮，对读者和译者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AI时代带来的人文学科的危机。其实，这种焦虑在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下被无限放大。人文学科主要培养人的素养，而非职业技能。中文系并非以培养文学家为目标，而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中，最终成为历史学者的只是少数——虽然多数人会选择与历史相关的行业。如果把历史学简单理解为记录史实、讲述奇闻轶事、解答某年某月发生何事的学科，那么所有历史学者的知识总和也未必抵得上一枚芯片中储存的数据。
持这类观点的读者尤其应该读一读《思考历史》，由此可以了解历史研究的复杂过程，以及历史学者“与过去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大众史学与专业史学的共性与差异。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窥见欧美的社会政治如何塑造历史争论，历史书写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

不过，在这里我更想探讨的是AI模型与历史研究的深层联系。在当下，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仍然以大语言模型（LLM，LargeLanguageModel）为核心，其原理是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得出概率分布模型，进而预测并生成符合人类语言表述的文本。其实，对大量数据的依赖与概率模型的运用，是计量史学的核心方法，也是其他深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无论是试图归纳普遍解释和整体规律，还是在因果律的基础上考察多种不同的因素以呈现合理的解释，历史研究的最终表现形态——叙事、意义与阐释，均受到概率因素的影响。当面对同样的信息数据时，AI是否比历史学家具备更强的推理与分析能力？我个人的使用感受是，AI生成的答案日益翔实、复杂且全面，但其本质仍是基于文本统计的概率性生成，而非像人类一样在认知理解的基础上思考。换言之，AI的输出始终是统计预测的结果，只不过随着模型架构的迭代与训练数据的增长，其生成答案的准确性越来越高。但是，在过去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关键信息，洞察真问题、提出新见解，始终是历史学家不会被大语言模型取代的核心能力。

对译者而言，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是颠覆性的。当然这一判断可能有些危言耸听。据我有限的了解，许多大语言模型都基于Transformer架构，而这一架构最初被应用于英语、德语之间的机器翻译任务。在尝试过用各类AI进行中英互译和历史文献翻译后，我深感震撼。日常语言自不必说，即便是学术文献翻译，其准确率也令人惊叹，虽然存在零星误译和错处，但其处理效率远超人工。实际上，译者翻译出错的概率并不比AI低。在AI模型与算法不断优化的过程中，通用AI也会向垂直领域发展，出现专精某一领域的AI。译者很可能被全面取代，也可能只扮演译文质检员的角色。在这一趋势下，译者的学术素养与文字风格将会更有价值。

在波诡云谲的不确定时代，在无法抗拒的历史大潮之中，我们所乘坐船只的航行范围越来越广，观测技术也日新月异，但诸多限制让我们对异域海洋的了解越来越朦胧，似乎逐渐陷入重重迷雾。这枚封存现当代欧美历史书写的“时间胶囊”因此更具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睿智的读者在端详这枚“时间胶囊”时，自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在编辑老师的建议下，我很乐意再次与读者分享这部论著给我带来的思考与启示。时过境迁，如果能借助AI工具重新翻译这本书，不仅可以事半功倍，或许能更充分地还原作者深入浅出的文风。我犹豫再三，决定不作修改，保留五年前完成的译稿和译后记的原样，因为这恰恰也是一枚时间胶囊。

曹鸿

2025年5月13于康乐园

本文系[美] 萨拉•马萨 著、曹鸿 译《思考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一书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