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技术主权”焦虑如何解

来源：环球时报

日前，德国总理默茨在发布联邦政府高科技议程时疾呼“欧洲必须实现技术主权，不能让美国和中国单独决定科技未来”，虽语气坚定，却折射出德国及欧洲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尴尬处境。这份被德媒称为“议程启示”的新战略，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主动规划，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被动回应。本质上，欧洲和德国技术创新的核心障碍是基于价值意识形态的行政官僚偏执，若不能跳出“管理魔怔”，欧洲“技术主权”恐将沦为又一场老生常谈的政治表态。

默茨总理的表态并不新鲜，强调经济和科技主权以保证安全发展，已是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标配发言。从默克尔时期的党内斗争话术，到如今默茨上任后的多次重申，这一议题的反复出现，倒是透露出欧洲科技发展的核心矛盾：决心与行动的严重脱节。

经济界与科技界的期待早已超越口号。德国联邦教研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3.13 %，创历史新高。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预算增至955亿欧元，欧委会在今年4月发布的中期评估文件明确将“简化流程”，通过引入“一次性拨款”机制，可使受资助方的行政成本在项目周期内降低14%—30%。这种重管理、轻创新的现象可谓欧洲的“管理魔怔”：在一项技术尚在萌芽时，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就已开始纠结于“如何监管”，而非“如何突破”。

对技术发展后果进行预测并加以管理，是必要的，但若管理过度，就如对尚未出生的孩子展开教育一样“揠苗助长”。以人工智能（AI）领域为例，欧盟《人工智能法》耗时3年才达成共识正式出台，对“高风险AI”的严苛分类监管，使得欧洲本土AI企业发展步履艰难。欧洲议会发布的政策研究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AI市场规模超过1300亿欧元，美国在私人投资中居首，达到625亿欧元，中国约73亿欧元，而欧盟与英国合计仅吸引90亿欧元。当美国OpenAI推出GPT-4时，欧盟仍在争论生成式AI是否需要逐句审核；当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实现突破时，欧洲却在讨论是否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这种“管理先行”的思维，本质上是用行政逻辑替代创新逻辑，用风险规避扼杀技术试错。科技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哪项颠覆性技术是在零风险监管温室中诞生的。

默茨将中美视为“科技未来的决定者”，并试图通过减少依赖实现突围，这一战略判断从根本上偏离了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科学这一技术基础，一定是全球各国合作的产物。科学无国界，技术虽有国家战略属性，但也绝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因为技术与市场密不可分，不可能只有技术产品充分跨境市场流动，而技术本身永久受限于一国一境。欧洲将自身科技落后归咎于中美，实则是陷入了“外部归因”的认知误区，忽视了内因才是根本。

从历史维度看，近代科技革命的每一次突破和由此驱动的国际经贸体系，都是开放合作的结果。量子力学的建立凝聚了欧洲、美国、亚洲科学家的智慧，互联网的诞生源于全球科研网络的协作，即便是当前的AI浪潮，其底层算法也是多国研究者共同推动的成果。欧洲若试图将科学与技术都纳入“欧洲堡垒”，以“安全风险”和“技术主权”为由限制外部合作，无异于切断科技发展的源头活水。

更严峻的是，这种“技术脱钩”思维与德国的经济属性形成根本冲突。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德国的中小企业深度依赖全球供应链，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国际市场深度绑定。若强行减少对中美科技的依赖，短期内将面临技术断供风险，长期则会因市场碎片化失去规模效应。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德国车企若拒绝采用中国的电池技术或美国的自动驾驶系统，其产品成本将大幅上涨，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将大幅下滑。国际大市场越来越小，对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德国来说，形同釜底抽薪。

默茨反复强调“技术主权”的背后，是对欧洲科技竞争力下滑的焦虑，以及面对这一困境和僵化的官僚主义的无可奈何。破局的关键，在于跳出“管理魔怔”的思维定式，回归科技发展的本质规律。首先，需重构创新与管理的关系。管理是为创新服务的，而非创新为管理让路。欧洲应借鉴中美经验，对新兴技术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允许技术在可控范围内试错，待成熟后再制定规则。其次，要正视“内因是根本”的现实。欧洲科技落后的核心并非“中美太强”，而是自身创新生态的薄弱：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产学研转化效率低、风险资本对初创企业支持不够。政治家需放下“外部归因”的逃避心态，出台具体措施：加大基础科学投入，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研发中心，降低初创企业融资门槛，让市场而非行政力量主导技术路线。最后，必须重拾开放合作的自信。科学的星辰大海容得下全球智慧，技术的竞争更需要竞合共生。欧洲若能以“地平线欧洲”计划为基础，主动对接中美在基础科学、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既能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又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掌握话语权。科技的发展一定是相互交流、全球合作的，把科学和技术都弄成欧洲的堡垒，是给自己戴上脚镣。

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到如今的科技追赶者，欧洲的科技命运始终与开放包容紧密相连。默茨的“技术主权”焦虑，若转化为自我革新的动力，或许能开启欧洲科技的“二次创业”，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这当然是好消息。但这条路的起点，不应是构建排斥他人的“堡垒”，而是要有大格局，打破自我设限的“围墙”，走有机融入、合理竞争、共同发展之路。“世界发展好了，欧洲才能发展好。”（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